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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錮之禍評價:漢朝再無良臣皆因此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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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史上有很多依仗皇上爲非作歹的權貴和清廉的有識之士之間的鬥爭,這樣的鬥爭往往會造成較大的影響,東漢黨錮之禍就是其中之一。黨錮之禍原因不是別的,就是由於宦官憑着自己在皇帝心中的地位和皇帝賦予自己的權利,欺壓百姓、敗壞社會,引起了朝內那些真正爲國家和百姓考慮的士大夫的不滿,雙方進行了激烈的鬥爭。  

黨錮之禍評價:漢朝再無良臣皆因此造成的影響

漢桓帝畫像

東漢末年的時候皇帝形同虛設,真正把權的是那些宦官和皇帝的親戚們,仗着皇上給自己撐腰,他們大肆掠奪百姓們的土地和財產,並將自己的親信安排在朝廷中去混淆是非,從上到下將權利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這種情況下有抱負、想真正爲國家做點事的士大夫不僅得不到重用,還經常被宦官欺壓,眼看民不聊生、國家動盪不堪,這些士大夫毅然決然起身反抗,這便是黨錮之禍的根本原因。

黨錮之禍原因是士大夫們的反抗引起了宦官的極大不滿,尤其是在士大夫獲得了很多清廉人士和老百姓們的支持之後,惱羞成怒的宦官時不時在皇帝面前誹謗他們,將他們歸爲“黨人”並進行嚴厲的制裁,甚至直接以圖謀不軌等莫須有的罪名打壓他們,導致了兩次黨錮之禍的發生。

深究黨錮之禍的原因,就是當時的政治環境,年幼的皇帝無法掌控朝廷使得真正的大權落到了宦官和外戚的手中,爲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宦官對反抗自己的人進行制壓,這就造成了東漢的兩次黨錮之禍。

黨錮之禍的本質

黨錮之禍是發生在東漢末年、宦官爲了鎮壓反抗自己的士大夫而進行的禁錮活動,在黨錮之禍中,很多有識之士被強加莫須有的罪名,很多人還因此喪命,使得朝中再無可以獨當一面的良臣。深究黨錮之禍的本質,就是宦官爲了鞏固自己的權利而對士大夫進行的欺壓。  

黨錮之禍評價:漢朝再無良臣皆因此造成的影響 第2張

圖片來源於網絡

公元166年的時候,宦官執政,皇帝形同虛設,宦官和他們黨羽的勢力侵入到了民間百姓之中,大肆掠奪民間財產,引起了百姓和地方官員的極大不滿。當時朝廷內有陳蕃、李膺等有識之士,他們不懼宦官的蠻橫殘暴,猛烈抨擊宦官的行爲,這使宦官極爲憤怒,不斷在皇帝面前誹謗士大夫,將士大夫稱爲“黨人”,對黨人進行了嚴厲的制裁。

東漢一共有兩次黨錮之禍,兩次黨錮之禍的本質是一樣的,只是第一次的結果遠沒有第二次那麼嚴重。第一次黨錮之禍因爲有外戚的幫助士大夫沒有被趕盡殺絕,並在之後的日子裏又重新得到重用。而在第二次黨錮之禍中,靈帝聽從宦官的一面之詞,不僅下令殺了陳蕃,更是讓大將軍竇武無奈自殺,很多士大夫也被髮配到很遠的地方,甚至被追殺,而那些曾經幫助過士大夫的人也難逃一劫,與他們交好的人也受到了牽連,整個朝廷岌岌可危。

雖然兩次黨錮之禍的本質一樣,都是宦官對士大夫的欺壓,但他們造成的結果有所不同。第二次黨錮之禍爲東漢埋下了禍患,加速了漢王朝的滅亡。

 黨錮之禍的影響

黨錮之禍是指在東漢桓帝、靈帝時期,宦官爲了欺壓與他們作對的士大夫給他們強加各種莫須有的罪名,最終使那些有識之士家破人亡的事件。東漢末年一共發生了兩次黨錮之禍,第一次發生在桓帝在位時期,這一時期雖然陳蕃等名士被宦官誣陷被免去官職,但是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流血事件,影響並不是特別大。而在第二次黨錮之禍中,名士直接被迫害而亡,他們的家人、朋友也沒能逃脫滅族之禍。這兩次黨錮之禍直接使東漢政局動盪不堪,加速了東漢的滅亡,可見第二次黨錮之禍的影響實在巨大。 

黨錮之禍評價:漢朝再無良臣皆因此造成的影響 第3張

漢桓帝畫像

黨錮之禍的影響最大的就是對士大夫和與他們交好的人。忠臣陳蕃在黨錮之禍中被殺,大將軍竇武被迫自殺,而李膺等名士被髮配後仍然沒能逃過被追殺的命運,他們很多人或是死在了獄中,或是在半路被宦官的手下所殺害。黨錮之禍結束後,與他們相關的人也受到牽連,他們不能再做官,他們的家人朋友也不能做官,朝廷上再沒有有識之士說話的權利。

兩次黨錮之禍的影響對東漢改變最大的是朝廷上再沒有可以主持大局的名臣,一味聽信宦官的靈帝也不顧忠臣建議,這使得宦官更加爲所欲爲。他們大肆掠奪百姓的財產,最終引起民憤釀成黃巾之亂。黃巾之亂之後東漢的局勢更加緊張,戰爭一觸即發,最終東漢滅亡。

  黨錮之禍評價

黨錮之禍發生在東漢末年,由宦官與士大夫之間的鬥爭引起,最終很多士大夫被迫害致死,他們的家人朋友也受到了牽連,整個東漢的政治從此動盪不堪,加速了東漢的滅亡。對於黨錮之禍評價,歷史上都是一邊倒的批判宦官,爲士大夫的遭遇抱不平。 

黨錮之禍評價:漢朝再無良臣皆因此造成的影響 第4張

圖片來源於網絡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對黨錮之禍進行了評價,他將宦官稱爲小人,對士大夫的遭遇深表同情,認爲士大夫無法在朝廷中擔任要職,所以也沒有辦法去改變當時的政治情況,但由於他們反抗宦官,勇於向權貴提出挑戰,受到宦官的報復,最終自己獲罪,也讓親朋蒙受不白之冤,國家隨之而亡,這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

《後漢書》中也對黨錮之禍進行了評價,跟司馬遷不一樣的是,《後漢書》作者范曄在書中更多的對士大夫進行了讚美,讚揚了他們清廉的品格和麪對邪惡剛正不阿的態度,同時也對當時的政治情況進行了批判,認爲正是由於當時朝廷內部的種種荒唐行爲導致大批士大夫死於非命。

後人也進行了一些黨錮之禍評價,呂思勉對黨錮之禍發生的背景、過程和結果進行大量的分析後,認爲年幼皇帝無法掌權給了宦官極大的機會去禁錮士大夫,而年長後的皇帝只聽信宦官一面之詞,整天只想聚斂奢侈,讓那些真正關心國家命運和百姓生活的有識之士和他們的親朋好友成爲無辜的受害者,使得朝中再無忠良之人,這也就爲將來漢朝滅亡埋下了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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