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頭文化是指以河南省洛陽市偃師二里頭遺址一至四期所代表的一類考古學文化遺存，是介於中原龍山文化和二里崗文化的一種考古學文化。該考古文化主要集中分佈於豫西、豫中，北至晉中，西至陝西西安、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區，南至湖北北部，東至開封、蘭考一帶地區。
二里頭文化，既包含了二里頭遺址的文化，又包括了二里頭遺址之外具有二里頭遺址文化特徵的上百處遺址所反映的文化面貌。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成爲公認的探索夏文化的關鍵性研究對象。
20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是夏文化探索的肇始期。學術界開始把夏史的重建寄託在新興的近現代考古學上。
1950年代，商文化二里崗期遺存和鄭州商城的發現，使學界對早於安陽殷墟的商文化有了較爲明晰的認識。李學勤、安志敏、石興邦等根據鄭州商代遺址的發現，提出介於商代文化層和龍山文化層之間的“洛達廟期”遺存(即後來所稱的“二里頭文化”)是探索夏文化值得注意的線索或對象。
20世紀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爲了解決與夏文化相關的諸學術課題，徐旭生首先全面梳理了文獻中有關夏代的史料，認爲豫西的洛陽平原及其附近和晉西南的汾水下游“兩個區域應特別注意”。
二里頭文化最早於1952年在河南省登封縣王村遺址發現，當時出土的遺物不多，至1956年發掘洛達廟遺址的時候，人們注意到它在文化面貌上具有若干特色，一度被稱爲洛達廟類型。自1954至1957年，在洛陽東干溝村附近又曾幾次發現這種文化的墓葬與灰坑。這個遺址的晚期堆積中發現有青銅小刀和青銅錐，器形和鑄造工藝都很原始。從地層關係上可以清楚地判斷出這種文化的年代晚於人們熟悉的河南龍山文化，又早於商代，這種文化的特點及其所處的時代，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注意。1959年起在洛陽偃師二里頭遺址進行科學發掘以後，發現二里頭遺址更加具有典型性，故將這種類型的遺存命名爲二里頭文化。
1959年夏，徐旭生率隊在傳說中夏人活動的中心地區豫西開始了對“夏墟”的考古調查。調查中所踏查的遺址，即包括著名的偃師二里頭遺址。這是首次明確以探索夏文化爲學術目標所進行的田野考古工作。以此爲標誌，中國考古學界開始進入了以大規模的田野調查與發掘爲基本手段，有目的、有計劃地探索夏文化的時期。
1959年秋，考古工作者即開始對二里頭遺址進行試掘。此後，除了“文革”期間中斷了數年外，二里頭遺址的發掘持續不斷，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考古收穫。
很快，在洛陽偃師灰咀和二里頭、鄭州洛達廟、鞏義稍砦、澠池鹿寺、陝縣七裏鋪等地都發現了這類古文化遺存。隨着中國社會科學院對洛陽二里頭遺址的大規模科學發掘，資料越來越豐富，許多碳14測定數據集中在公元前21-前15世紀。考古界遂把這種文化定名爲二里頭文化，並做爲夏文化的主要討論內容。
通過多年田野考古工作與綜合研究，中原地區仰韶文化→中原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二里崗期商文化的發展序列得以建立，探索夏文化的範圍，集中到了河南中西部與山西西南部的中原龍山文化的有關遺存和二里頭文化上。
二里頭遺址的發掘，確立了二里頭文化，證明了二里頭遺址是一處早於鄭州商城的具有都城規模的遺址，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成爲公認的探索夏文化的關鍵性研究對象。二里頭遺址以及臨汝煤山、禹州瓦店、新密新砦、鞏義稍柴、登封王城崗等遺址的發掘，確認了二里頭文化早於二里崗期商文化、晚於中原龍山文化的相對年代關係，以及三者間在文化面貌上一定的繼承性，也爲探索夏文化和夏代都邑提供了重要線索。
在豫西晉南地區進行的考古調查，也發現了一大批與夏文化探索有關的遺址。1970年代開始的對夏縣東下馮、襄汾陶寺等遺址的發掘和研究，把夏文化探索的範圍擴展到了晉南地區;根據二里頭文化遺存在豫西和晉南地區的差異，二里頭文化又被區分爲以二里頭遺址爲代表的二里頭類型和以東下馮遺址爲代表的東下馮類型。
20世紀80年代，二里頭文化遺址的發現不僅遍及河南全省，而且在河北省南部、山西省南部和陝西省東部各地都有發現，已達100多處。這些遺址中既包含早期的城址、宮殿建築、村落、墓葬羣，也有一些銅器冶鑄、制石製陶、制骨的手工業作坊，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早期青銅器、玉器、象牙雕刻器和漆器等，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徵，是研究夏代經濟和文化的珍貴資料。
爲了迎接遠道而來的客人，中國社科院在洛陽二里頭工作隊的二層小樓裝扮一新，“華夏第一王都”的大碑，也在工作隊門口豎起，等待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劉慶柱爲其揭碑。在專家眼裏，這是一塊分量很重的石碑。因爲在二里頭這個看似普通的村莊下，埋藏着中華民族的重大祕密：公元前19世紀至公元前16世紀，這裏曾是中國第一個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上演過夏的繁榮和夏商周三代王朝更替的壯闊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