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9月到1971年7月，約旦軍隊與巴解組織游擊隊在約旦首都安曼及北部地區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約旦動用其全部6萬多裝備精良的部隊，在飛機、重炮、坦克等現代化武器的配合下發動猛烈進攻。人數和武器都處於劣勢的巴解武裝頑強抵抗。戰鬥異常激烈和殘酷，且呈一邊倒的趨勢，數以千計的游擊隊員被打死，數萬無辜巴勒斯坦難民死亡，數十萬人無家可歸，巴解組織遭受重創並被逐出約旦。阿拉法特用“種族滅絕”來形容約旦對巴勒斯坦人的行爲，巴解組織憤怒地稱之爲“黑九月”。這場戰爭因而在歷史上被稱爲黑九月事件。
黑九月事件是阿拉伯人的一場內戰，是二戰後阿拉伯國家關係史上一段令人不堪回首的插曲。同時，它也是一場國際衝突，是中東衝突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不僅作爲阿拉伯國家的敘利亞和沙特阿拉伯分別出兵支持巴解組織和約旦，埃及、蘇丹等國積極進行斡旋，而且美國、蘇聯和以色列等國也程度不同地捲了進去。作爲一場多國介入、因巴以衝突問題而引發的局部戰爭，黑九月事件引起了地區格局的重大變化，並對阿以衝突造成了直接、深遠的影響。對於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除了筆者撰文對其原因進行過論述之外，我國鮮有學者提及。本文將其置於阿以衝突的歷史背景下進行論述，試圖從一個新的側面和角度洞悉阿以衝突。
黑九月事件是一場“同族相殘的戰爭”，它產生的“震動比阿拉伯國家在1967年戰爭中的失敗還要大”。“它的衝擊是如此全面，以至於它肯定會深深地印在經歷過這一事件的人們的記憶中。”黑九月事件沉重地打擊了阿拉伯國家的聯合對以陣線，使巴勒斯坦人在巴以衝突中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
首先，黑九月事件重挫了巴解組織，並使其喪失了游擊戰爭最重要的戰略基地，嚴重影響了對以色列發動攻擊的能力。
黑九月事件給巴解組織帶來了大量的戰鬥人員損失。資料顯示，1970年夏，巴解組織在約旦的武裝人員總數約爲5萬人。有一種說法是7萬人還有一種說法是僅僅在約旦首都安曼及其周圍就有52000人。但是經過幾個月的戰鬥，僅有3000到5000人逃離約旦來到黎巴嫩避難。
巴解組織損失慘重，幾乎是全軍覆沒。阿拉法特所在的巴解組織主流派“法塔赫”由於許多領導人和最善戰的戰鬥人員陣亡而陷入混亂狀態。更爲嚴重的是，巴解組織及其游擊隊被全部逐出了約旦，失去了進攻以色列的最重要基地。“巴勒斯坦游擊隊作爲一支軍事力量開始衰落，僅僅留下敘利亞和黎巴嫩爲集結地，他們進攻以色列的自由越來越受到限制。”難怪有學者評論說：“游擊隊的軍事效果到1972年已經可以忽略不計。在游擊隊被擊敗並被趕出約旦之後，游擊隊行動(對以色列)的心理影響是十分微小的。”
其次，黑九月事件造成了阿拉伯國家的分裂，不利於對以聯合行動。
黑九月事件使約旦與巴解組織的關係徹底破裂，並導致了巴解組織及其游擊隊對約旦的猛烈報復。正如當時一位西方記者所評論的那樣：“侯賽因與巴勒斯坦人之間的和解已經沒有可能，巴勒斯坦人現在最想要的……是復仇。”1971年9月，在法塔赫中央委員會一次會議上建立了一個在國外發動襲擊和執行暗殺任務的祕密組織――“黑九月”(Black SePtem.ber)，決定對約旦發動復仇戰爭。1971年到1973年間，巴解組織把推翻約旦國王侯賽因的“傀儡皇家政權”作爲它的鬥爭目標。1972年3月，巴解組織主流派法塔赫也發表聲明，指出“推翻約旦王室政權是現階段的目標”。1972年4月，巴勒斯坦國民議會宣佈“解放約旦”與把以色列趕出巴勒斯坦一樣重要此前的1971年11月，“黑九月”分子在開羅刺殺了對屠殺和驅逐巴解游擊隊負有主要責任的約旦首相瓦斯費・塔爾。三週後，“黑九月”分子在倫敦打傷了“侯賽因的奴才”、駐英大使賽義德・裏法伊。隨後，“黑九月”還實施了對約旦官員的一系列襲擊，其中包括幾起暗殺侯賽因國王的祕密計劃。1972年2月，在西德的5名約旦人被“黑九月”指控與以色列勾結而被暗殺。約旦當局立即遵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伊斯蘭古訓進行報復，逮捕了一批巴勒斯坦人。在此後長達十餘年的時間裏，雙方嚴重的對立模糊了主要矛盾，影響了與共同敵人的鬥爭，大大妨礙了爭取巴勒斯坦人民權利的鬥爭。
黑九月事件也惡化了約旦與其他阿拉伯國家的關係。在戰爭過程中，圍繞着如何解決約巴衝突，阿拉伯國家出現了極大的意見分歧：大多數國家持沉默立場，冷眼旁觀;敘利亞、利比亞和阿爾及利亞支持巴解組織，敘利亞甚至出動坦克部隊幫助巴解組織武裝進攻約旦軍隊，利比亞總統卡扎菲也威脅說要派遣軍隊去約旦支持巴解組織;埃及、蘇丹居間調解，竭力主張通過談判與合作解決雙方的分歧;沙特阿拉伯、巴林和摩洛哥則站在侯賽因一邊，而且部署在約旦南部的沙特阿拉伯旅約2500人投入戰鬥支援約旦。九月戰爭結束前後，利比亞、阿爾及利亞、科威特、埃及等阿拉伯國家斷絕了與約旦的外交關係。利比亞和科威特分別取消了給予約旦的2520萬美元和3920萬美元的年度援助金。
再次，約旦取勝後開始推行收復西岸的計劃，從而引發了與巴解組織更大的矛盾。
對約旦來說，約巴戰爭是一個轉折點。約巴戰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巴勒斯坦代表權”之爭引起的，戰爭的結果是約旦在代表權之爭中的勝利。因此，侯賽因在回答記者時明確表示：“我認爲只有我的政府具有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權利，巴勒斯坦人是我所統治下的大家庭的一個組成部分。” 戰爭爆發前，約旦就開始了與以色列之間的接觸和談判，並十分歡迎和支持美國旨在推動埃及、約旦與以色列之間談判的“羅傑斯計劃”。約旦在戰爭期間與美國關係的密切以及與以色列關係的緩和，爲其實施和平外交手段收回西岸提供了可能。黑九月事件結束一個月之後，侯賽因發表聲明說：“已不再有理由使我們去戰鬥。美國人已經答應我們可以收回約旦河西岸。”他開始着手實施他的計劃了。
1972年3月，在將巴勒斯坦游擊隊全部逐出約旦半年之後，侯賽因宣佈一項計劃，要在以色列從約旦河西岸撤出後建立一個約旦統治下的“阿拉伯聯合王國”。聯邦包括兩個自治區――東岸的約旦地區和西岸的巴勒斯坦地區，“如果人民願意，其他任何被解放的領土”都可以加入巴勒斯坦地區。侯賽因計劃立即在阿拉伯世界引起激烈的爭論：沙特阿拉伯和摩洛哥表示支持，但其他國家的阿拉伯人則羣起攻之，譴責、謾罵、嘲笑之聲四起。巴解組織、“法塔赫”以及其他巴勒斯坦游擊隊組織更是堅決反對，稱它是“叛賣”和“背叛”，是以色列一約旦之間要消滅或者至少降低巴解組織在未來任何政治解決中作用的圖謀目的在於“毀滅巴勒斯坦事業”。他們宣佈恢復軍事行動以推翻侯賽因。直到約旦在1982年宣佈放棄這一計劃，雙方的衝突才得以緩解。
複次，黑九月事件的結局爲黎巴嫩一巴勒斯坦衝突埋下了禍根。
黑九月事件的結果，元氣大傷的巴解武裝力量不得不到其他國家開闢新的根據地。鑑於巴解武裝給約旦造成的災難，埃及新任總統薩達特和敘利亞新任總統阿薩德都不願收留他們，無力阻止他們的黎巴嫩就成了他們唯一能夠進入的國家。鑑於巴解游擊隊對以色列的襲擊給約旦帶來的災難，黎巴嫩政府將他們限制在黎以邊界的15個難民營中。這一抉擇最終給黎巴嫩帶來了災難。
巴解組織並沒有從約巴戰爭中汲取應有的教訓。如同在約旦一樣，隨着實力的壯大，巴勒斯坦難民營逐步具有了“事實上的治外法權地位”：難民營由全副武裝的巴勒斯坦人把守，黎巴嫩軍隊和警察不得入內，儼然成了“國中之國”。巴解組織還在黎巴嫩南部地區建立了軍事訓練和作戰基地。黎巴嫩教派衆多，衝突不斷。巴解組織到黎巴嫩後很快捲入其內部事務中，從而引發基督教和穆斯林兩大派別於1975年4月爆發激烈內戰，巴解也因支持穆斯林派別，從此再難脫身。更爲嚴重的是，巴解組織對以色列的頻繁襲擊不僅導致了以色列對黎巴嫩多次報復性的瘋狂襲擊和轟炸，而且引發了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第五次中東戰爭。戰爭的結果最終迫使巴解游擊隊離開黎巴嫩，阿拉法特和巴解組織總部只好漂泊到幾千公里之外的突尼斯避難。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解放事業再次遭受重創，爭取自治和獨立的目標顯得更加遙遠和渺茫。
最後，黑九月事件導致了納賽爾的猝然去世，阿拉伯世界失去了精神領袖和反對以色列的堅強鬥士，巴解組織失去了最堅定的支持者和庇護人。
納賽爾上臺後憑藉埃及舉足輕重的地位，很快成了阿拉伯世界的領袖和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化身。納賽爾堅決反對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佔領，因積極推動巴解組織的建立而被譽爲“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助產婆”並在巴解組織建立後成爲其最堅定的支持者和庇護人。阿拉法特曾聲稱“納賽爾是我們的保護者……像一位教父那樣對待我們”。爲了收復被以色列佔領的西奈半島，納賽爾接受了聯合國和美國的和平倡議，支持羅傑斯計劃，遭到巴解組織的堅決反對。巴解游擊隊譴責納賽爾是“叛徒”和“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並在遊行時侮辱納賽爾，在海報上把他描繪成一頭驢。納賽爾極爲震怒，告訴侯賽因應該“教訓一下”巴解組織。侯賽因敢於對巴解組織動武，一定程度上正是納賽爾默許甚至慫恿的結果。儘管納賽爾對桀驁不馴的巴解組織十分生氣，認爲巴解組織的這場痛苦是自作自受，但考慮到阿拉伯世界的利益，他不允許侯賽因將巴解游擊隊斬盡殺絕，因此，在約巴衝突過程中，納賽爾多次呼籲雙方停火談判，甚至以出兵干涉相威脅，迫使侯賽因停止對巴解組織的進攻。在他的積極努力下，阿拉伯國家聯盟在開羅召開緊急首腦會議，最終達成停火協議。焦慮、緊張、憤懣加之勞累過度，導致納賽爾在達成協議的第二天(即9月28日)早上心臟病猝發而去世。納賽爾的去世是阿拉伯世界的重大損失，“隨着納賽爾的去世，阿拉伯政治的一個時代――聯合對付以色列時代――終結了”。對巴解組織來說損失更大，它失去了一個最堅定的支持者和庇護人。難怪阿拉法特在聞聽噩耗後痛哭失聲，說“我們蒙受了最重大的損失”。納賽爾的去世使約巴關係出現了新的變數。失去了納賽爾的遏制，約旦方面和巴解組織方面都對停火缺乏誠意，因而協議墨跡未乾，雙方就開始了新的衝突。最終導致約旦政府一不做二不休，通過猛烈的進攻將巴解組織的武裝全部趕出了約旦。納賽爾去世後，薩達特總統把通過和平談判謀求與以色列的停戰從而收復西奈半島放在首要位置，自然疏遠了與好戰的巴解組織的關係。
黑九月事件引發了巴勒斯坦人瘋狂的恐怖主義浪潮，巴勒斯坦人和巴解組織一度失去了國際社會的同情。
黑九月事件給巴勒斯坦人帶來的痛苦和他們在戰爭中的無助，使巴解激進分子不僅對約旦、對支持約旦的美國和以色列，甚至對整個世界都產生了仇恨。他們的心情正如“法塔赫”一個領導人所回憶的：“我們想改造全世界。我們想打以色列、打美國人，甚至打蘇聯人(因爲他們不支持我們)，想打侯賽因國王、巴勒斯坦資產階級――總之，我們想打每一個人。”在失去約旦的根據地後，巴解武裝無法進行傳統的游擊戰爭，同時也是爲了引起國際社會對巴勒斯坦問題和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苦難的關注，“使你們理解我們，認識到我們生存的權利”，巴勒斯坦極端分子採取了“恐怖主義”的方式，在對約旦進行報復的同時，還將恐怖襲擊的矛頭對準了他們不滿意的國家。1972年6月，“黑九月”分子襲擊以色列利達機場，造成一百多人死傷。同年9月，“黑九月”在慕尼黑奧運會時襲擊了奧運村，造成11名以色列運動員、教練員死亡。1973年8月，“黑九月”分子襲擊了雅典機場候機大廳，造成五十多人傷亡。就連巴解組織最早、最穩定的財政來源國沙特阿拉伯，也成了“黑九月”攻擊的目標――1973年3月，“黑九月”分子襲擊了沙特阿拉伯駐蘇丹大使館，殺害了美國大使克里奧・諾埃爾等人;1973年12月，“黑九月”又襲擊了沙特駐法國大使館。他們在1973年還計劃攻擊美國大使館。 “黑九月”的恐怖活動是一種獨特的政治宣傳形式。它提高了巴勒斯坦人的士氣，達到了引起世界關注的目的，並使阿拉法特成爲全世界家喻戶曉的人物。但是，肆無忌憚的恐怖主義行爲給巴勒斯坦帶來了十分不利的影響，它掩蓋了中東衝突的真正問題，阻礙了中東和平進程，加深了極端巴勒斯坦人與世界其他國家包括阿拉伯政府的鴻溝，並使以色列、美國以及大多數西方國家的“鷹派”情感偏激化。尤其是“黑九月”製造的慕尼黑慘案震驚了世界，導致以色列的猛烈報復，“標誌着這場衝突的惡性的、危險的升級的開始。它把中東，而且幾乎把世界，帶到1973年的十月戰爭”同時，“黑九月”的恐怖活動“不僅使所有的巴勒斯坦人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成了恐怖主義者，而且也在巴解組織脖子上掛了這一標籤很難摘去，尤其是當涉及以色列和美國的時候”。巴解組織也因此成爲國際恐怖組織的代表，此後很長的時間裏，美國一直拒絕與阿拉法特及巴解組織接觸。
黑九月事件大大改善了以色列的外交環境，提高了以色列的軍事和外交地位，使其在阿以衝突中處於更加有利的位置。以色列在和談中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從而埋下了第四次中東戰爭的種子。
第一，黑九月事件中以色列展示了自己的軍事實力，改變了美國以色列的外交環境。
約巴戰爭是一場多國介入、受到全世界關注的局部戰爭。敘利亞派出三百多輛坦克，公開出兵支持巴解組織;伊拉克、利比亞甚至蘇聯都聲稱支持巴解組織。爲了打敗巴解組織並防止伊拉克等國可能的干預，約旦向美國甚至其仇敵以色列尋求援助。在美國的支持下，以色列陸軍向以約、以敘邊界集結，空軍也準備對敘利亞坦克部隊實施打擊。以色列對約旦的軍事支持雖然僅僅是象徵性的而且並沒有實際參戰，但是卻顯示了自己的實力，對敘利亞起到了威懾作用，迫使其迅速將坦克撤回國內，對保證約旦的勝利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對此評論道：“以色列所採取的措施，對於這次撤退作出了顯著的貢獻。”而以色列在1967年戰爭中的大勝，尤其是在黑九月事件中展示實力的行動，使其對自己的實力盲目樂觀。黑九月事件引起了阿拉伯國家的分裂，阿拉伯國家聯合對以戰爭的威脅暫時消除了，加之約旦危機帶來了一段暫時穩定的時期，因而以色列放鬆了警惕，最終導致1973年“齋月戰爭”初期的慘敗。
第二，黑九月事件使美國徹底改變了美國對以色列的政策，加強了對以色列的軍事和經濟支持，美以特殊關係得到了加強，軍事平衡的天平進一步向以色列一方傾斜，從而增加了中東地區動盪的風險。
第二次中東戰爭後，約翰遜總統改變了美國在阿以衝突中的“不偏不倚”政策，成了以色列的主要武器供應者，從而確立了美以特殊關係。尼克松上臺後，鑑於以色列在美國倡導的中東和談中的頑固立場，暫時中止對以色列供應鬼怪戰鬥機等先進武器，從而使兩國的關係“處在極其低潮的階段”。以色列在黑九月事件期間的行動及其超羣的軍事能力使美國認識到，一個軍事實力強大的以色列對於維護中東的穩定以及美國的戰略利益的極大價值，促使美國調整對中東的政策。尼克松曾直言不諱地說：“我們支持以色列，是由於我們認爲以色列是……對蘇聯擴張的有力抗衡者。”因此，美國政府在黑九月事件發生後迅速改弦更張，開始把扶植以色列、確保以色列在武器方面的優勢作爲一項長期的政策來貫徹。1970年9月18日，即黑九月事件發生期間，尼克松和以色列總理梅厄會面，這次會面被《紐約時報》稱爲“美國與以色列21年來最重要的會談”。尼克松在會談中宣佈向以色列提供5億美元軍事援助，並同意加快向以色列運送18架鬼怪戰鬥機。黑九月事件後，美國試圖把以色列鍛造成爲在中東抵禦蘇聯擴張的力量，因此開始在軍事和經濟上對以色列給予大力支持。10月15日，尼克松批准了價值9000萬美元的一籃子武器交易，包括反坦克武器、偵察機和其它小型武器。12月22日，兩國簽訂了《主要國防發展資料交換協議》，美國同意向以色列提供先進的軍事技術，由以色列自行生產美國武器。1971年11月，美國國會批准向以色列提供5億美元的軍事信貸，供其購置鬼怪飛機和其它武器。1971年12月，在以色列總理梅厄訪美期間，雙方簽訂了第一個長期的《美以軍事供應協議》，並達成一大宗軍火交易，其中包括40多架鬼怪戰鬥機和70架天鷹攻擊機。從1969年到1972年，尼克松政府在三年時間裏向以色列提供的經濟和軍事援助，超過了過去歷屆美國政府對以援助總和在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中，美國的軍事援助對以色列的最終勝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從總體上看，美國鼓勵和支持以色列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建設對中東和平進程的影響是負面的。它加劇了中東的軍備競賽，增加了中東地區內部動盪的風險，其最終結果便是第四次中東戰爭的爆發。
黑九月事件引起國際社會對阿以衝突的深度關注和介入，美國成了解決阿以衝突和巴勒斯坦問題的主要角色。
黑九月事件震驚了世界，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阿拉伯國家、西方國家、蘇聯和聯合國都程度不同地捲入了戰爭，從而使約巴戰爭演變成了一場由多國參加、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的局部戰爭。約巴戰爭是由巴勒斯坦問題引起的，國際社會對此也十分明確。由於巴勒斯坦特殊的戰略地位，就使得這場發生在阿拉伯國家之間的局部戰爭變成了美、蘇、英等大國施展影響以便獲取戰略利益的外交舞臺。戰爭結束後，蘇聯加強了對巴解組織、埃及、敘利亞等國的軍事和經濟支持。美國則在大力加強以色列軍事實力的同時，通過提供軍事和財政援助增強與約旦和沙特阿拉伯的關係，並努力改善與其他阿拉伯國家尤其是與埃及和敘利亞的關係。從戰爭結束到1972年3月，美國就給約旦提供了價值達7000萬美元的軍事和經濟援助美國的援助對戰後初期在阿拉伯世界十分孤立的約旦無疑是雪中送炭，令其十分感激，完全投入了美國的懷抱，而約旦也被美國視爲一個重要的地區夥伴。美國則充分利用自己對以色列以及阿拉伯國家的影響，利用離間之術逐步排斥蘇聯的影響，牢牢掌握瞭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主導權。
黑九月事件後，美國解決阿以衝突的指導思想是：美國應該扮演積極的角色，推動在聯合國242號決議的基礎上實現政治解決;美國應該與其他大國，尤其與蘇聯，保持協調，讓地區各方參與談判進程。 黑九月事件對美國解決阿以衝突的政策產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
第一，黑九月事件促使美國採取了軍事上大力支持以色列的政策，其目的在於將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都納入和談進程。
如前所述，黑九月事件對尼克松的中東政策產生了重大影響。尼克松重新審視其中東政策，放棄了在阿以衝突中“不偏不倚”的政策，並將中東事務交給國家安全助理基辛格負責。基辛格認爲，要將以色列納入美國所主導的阿以和平進程中，必須滿足以色列的安全需要。只有在以色列感到自身的安全完全能夠得到保障的情況下，它纔會有興趣和阿拉伯國家坐在一起商談和平。如果以色列的力量強大到足以遏制阿拉伯國家的進攻，那麼就能夠推動阿拉伯國家通過談判來解決阿以爭端。同時，基辛格將排斥蘇聯在中東的影響與保持以色列的強大相聯繫，“相信讓以色列保持強大的外交僵局，可以最終說服阿拉伯國家相信，依靠蘇聯的支持是沒有意義的。然後他們就會轉向美國尋求幫助，代價就是和莫斯科分道揚鑣”。因此，1970年底到1972年，美國的中東政策開始公開支持以色列。
美國武裝和支持以色列從而促進中東和平進程的政策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以色列實力的強大、美國對以色列的大力支持，使阿拉伯國家尤其是埃及總統薩達特認識到通過軍事手段收復被佔領土是十分困難的，因此積極參加美國主導下的中東和談，支持在242號決議基礎上與以色列達成某項和平。但是美國的政策造成了雙方力量對比的懸殊，以色列正是憑藉美國的支持和較強的軍事實力，在中東和談中採取強硬的立場，一再堅持“以色列不會撤回1967年6月5日前的邊界”，從而使阿以和談陷入僵局。美國軍事上支持以色列卻帶來了這樣的結果，雖然其政策設計師基辛格有所預料，但卻是美國無法也無力完全避免的。在這種背景下，阿拉伯國家被迫選擇以戰爭的方式解決阿以之間的領土紛爭。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是美國的政策導致了第四次中東戰爭的發生。對此西方學者曾評論說：“1970年約旦危機的成功在許多方面導致了接下來幾年裏一系列失敗，其高潮是1973年的十月戰爭。”
第二，黑九月事件後美國加強了與埃及的聯繫，試圖離間它與蘇聯之間的關係，從而排除蘇聯在解決中東問題上發揮重要作用。
1970年9月底，美國派遣總統特使埃利奧特・理查德森參加了納賽爾的葬禮，作爲改善兩國關係的最初嘗試取得了成功。1971年，美國國務院試圖安排埃及和以色列達成臨時協議。爲了取得埃及人的好感，美國還恢復了對埃及的糧食援助。美國政府採取這些措施的目的在於謀求與埃及恢復外交關係，企圖在埃及與以色列之間打開中東和平的突破口，並進而取代蘇聯在埃及的影響。1972年6月，美國利用埃及希望美國對以色列施加影響迫使其讓步的心理，通過其在中東的盟友沙特阿拉伯國防部長向薩達特通報他與尼克松及基辛格談話的內容，指出除非完全消除蘇聯在埃及的軍事存在，否則美國人不會向以色列施壓令其讓步。這使薩達特深刻意識到，美國把蘇聯在埃及的存在視爲達成和平解決方案的障礙，最終促使薩達特於1972年7月決定驅逐絕大多數蘇聯顧問和技術人員。
第三，黑九月事件期間的美蘇合作爲雙方合作解決阿以衝突奠定了基礎。
在黑九月事件中，爲了防止事態的擴大進而導致雙方在中東發生直接衝突，美國和蘇聯進行了比較密切的合作。“由於約旦危機，20世紀60年代中期處於低谷的美蘇關係很快上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水平”，這就爲雙方合作解決阿以衝突奠定了基礎。正是在美國和蘇聯的共同努力下，黑九月事件後不久就恢復了嘉林談判。1972年5月29日，美國與蘇聯發表了聯合公報，再次重申對聯合國242號決議以及嘉林使命的支持，指出一項阿以衝突的解決方案“將能打開中東局勢正常化的前景，並尤其能允許考慮進一步爲該地區帶來軍事上的鬆弛”。但是，蘇聯在黑九月事件中表現出的軟弱和退卻行爲，一定程度上損害了自己在阿拉伯國家的形象。加之蘇聯此後爲避免中東再次發生大規模戰爭而一再拒絕埃及提出的向其提供先進武器的要求，“使得日益認清莫斯科面目的阿拉伯人，對莫斯科看得更清楚了”導致埃及與蘇聯離心傾向的加劇。1972年7月，埃及驅逐蘇聯軍事顧問的行動使雙方關係陷入了低谷，蘇聯在中東的勢力受到削弱。而美國正是利用了蘇聯與埃及關係的緊張，極力排除蘇聯，這就決定了蘇聯在此後的中東和平進程中的次要角色。
第四，黑九月事件使美國認識到了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不可忽視。
值得一提的是，約巴戰爭使美國一些政治家認識到要公正地解決巴以衝突，必須正視巴解組織存在這一事實。1970年10月，美國總統安全助理基辛格和負責中東南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約瑟夫・西斯科向媒體介紹關於約旦危機後中東局勢的背景情況時說：“巴勒斯坦人越來越把自己當作一個既成實體來思考，無論這個實體的地方在哪裏……如果我們在未來五年中要穩定這個地區，這種穩定將建立在阿拉伯人接受了與人爲善的基礎之上……應該讓巴勒斯坦運動得以表達，並很有可能通過一些實體的形式來實現。”就連此前極力排斥巴解組織的“羅傑斯計劃”設計師、國務卿羅傑斯也指出：“巴勒斯坦抵抗運動是中東政治上的一個主要力量，一個美國必須考慮的力量。……美國不考慮巴勒斯坦解放運動，就不可能準備一個可行的政策。”正如西方媒體所評論的那樣，在美國中東政策方面，“美國外交政策的焦點開始從阿拉伯政府轉向巴勒斯坦人。在政府中，官員們說巴勒斯坦運動是一個比約旦內戰和納賽爾去世前更加有力的政治和軍事力量”。儘管美國絕大多數人對巴解組織並無好感，但是要解決巴以衝突和中東問題必須與之進行合作。因此在約巴戰爭後不久，美國就開始與巴解組織進行接觸。
黑九月事件的結侷促使一些阿拉伯國家和巴解組織最終接受了政治解決的道路。
約巴戰爭主要是因巴解組織“拒不接受任何‘政治解決問題’的提議”而引起的。戰爭以巴勒斯坦游擊隊的失敗而告終，巴解組織力量嚴重削弱，這就爲約旦、埃及等阿拉伯國家推行政治解決阿以問題提供了可能。
約旦在約巴戰爭期間曾經向以色列尋求過軍事援助，這就爲此後雙方之間的政治接觸奠定了良好的基礎。1970年11月初，侯賽因國王與以色列代總理兼外交部長伊加爾・阿隆舉行了會談。此後，雙方領導人又多次會晤。據統計，1970年至1990年的20年間，侯賽因對以色列的訪問達八次以上。以色列與約旦之間在福利、教育、西岸經濟問題上開展了合作。
埃及新任總統薩達特改變了納賽爾時代的強硬政策，採取了外交和軍事並重的靈活策略以便儘早解決阿以衝突。一方面，積極支持和配合國際社會的外交努力，改善與美國的關係，希望藉助美國向以色列施壓，迫使其撤出被佔領土。1970年10月1日，薩達特要求前來參加納賽爾葬禮的美國特使理查德森向尼克松轉達他的和平願望。1971年1月，埃及外交部主動與美國國務院進行非正式接觸，薩達特在接受美國《新聞週刊》的採訪時明確表示準備承認以色列，與以色列和平共處。2月4日，薩達特在埃及國民議會提出和平倡議。1971年9月，薩達特通過中間人與基辛格和尼克松進行交流。另一方面，以戰迫和，通過對以色列的戰爭迫使其退出被佔領土。黑九月事件後很快恢復了中東和談，儘管埃及、約旦兩國支持在242號決議基礎上與以色列達成某項和平，但是以色列因不願放棄任何領土而陷入僵局。1971年2月，以色列再次重申“以色列不會撤回1967年6月5日前的邊界”十分明顯，以色列試圖通過“不戰不和”的狀態達到長期佔領阿拉伯領土的目的，而這是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國家所不能容忍的。1973年10月埃及發動“齋月戰爭”，其目的就在於打破以色列的“不戰不和”政策，迫使其以談判解決阿以衝突。
由於沒有能力通過軍事手段迫使以色列撤出被佔領土，許多阿拉伯國家開始贊成政治解決。1973年11月和1974年10月的兩次阿拉伯最高會議決定開展一次外交行動作爲軍事選擇的補充。1974年1月的埃及一以色列武裝脫離協議和1974年3月的以色列一敘利亞協議標誌着阿拉伯國家朝向以溫和的方式解決阿以衝突的一次巨大轉變。而巴解組織內部也在進行反思，政策開始走向靈活。1971年11月，巴解組織對武裝鬥爭的作用進行了重新解釋，說它是解放巴勒斯坦的一個“首要”途徑而不是“唯一”途徑，反映出它已經意識到軍事手段的侷限性。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後，巴解組織更加意識到自己的軍事侷限性，意識到若一意孤行有被孤立的危險。正是這一擔憂促使“法塔赫”贊成參加和平進程，通過武裝鬥爭與政治外交鬥爭並重的方式，即“右手拿來複槍，左手拿橄欖枝”的雙重策略爭取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