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各派反應
清政府內部
以慈禧太后爲代表的清政府內部頑固派對於考察團的態度是比較認可的。 乙巳年十月二十七日(1905年11月23日)，考政大臣請訓陛辭：據端方致張之洞函透露，慈禧當日“殷殷以考察各國憲政爲屬，冀歸來後施行。是此事尚有成立之望”。端方、戴鴻慈離京當天，慈禧即向奕勵詢問立憲宗旨，奕勵稱中國“宜用君主立憲政體，由君主操權。而商民凡有一切公約，參酌行之，當可有益無弊”，慈禧對此頗爲認同。五大臣考察團在國外考察期間，慈禧對於立憲一事更加關注，有報道稱：“日前兩宮面諭，現以時局艱難，力圖變法，雖經揀派大臣出洋考求政治，究恐緩不濟急。爾大臣等務當細心討論，可先定其大略，侯出洋大臣回國後再行參酌，擇善而從。”顯然，慈禧對立憲的態度變得十分熱心，傾向於認可憲政改革。
立憲派
由於上海的地理位置，兩路考察團皆由上海放洋，考察完畢後亦取道上海返京。上海作爲立憲派活動的中心之一，兩路考察團無論放洋還是歸國之途，皆與上海立憲派人士密切接洽。總體來看，上海立憲派對考察團持歡迎態度，積極爲考察團建言，表現出強烈的參政意識，然而這並不表明對政府的真實動機毫無懷疑。
在考察團出國之前，上海立憲派的懷疑情緒即表現得較爲明顯。如在日俄戰爭之際策動端方等地方大吏的主角之一趙鳳昌曾對端方言道：“欲預聞日俄和議未成，而改派考查，朝廷於立憲，仍爲敷衍延宕之計，革命終不能免，可以早回，得南洋一席。”在考察團出洋不久，張謇亦曾於日記中寫道：“憲政之果行與否，非我所敢知;而爲中國計，則稍有人心者不可一日忘。此事將於明年秋冬之際卜之。‘
革命派
由於立憲問題在立憲派和清朝統治集團部分官員之間形成了共鳴，革命派則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不小的擔憂，如果清政府真的能夠推行憲政改革，必將得到國民尤其是立憲派的大力擁護，其統治合法性將會得到穩固。由此，革命派以暴力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的理想將很難實現，於是革命派一面加緊組織起義，自同盟會成立到武昌革命爆發，爲革命運動發展的“茁壯時期“;一面通過發表各類論說，以批判的武器揭露清政府推行立憲改革的虛僞性，五大臣出洋考察則成爲革命派批判清政府假立憲的焦點事件。就後一方面而言，革命派以《民報》爲輿論陣地，揭露考察團出洋考察期間的種種“醜態”，對考察團在國外的考察所得進行批判，並從理論上全面否定清政府推行憲政的可能性，形成反對清廷立憲的第一個輿論高潮。
總的來看，在五大臣出洋考察期間，反對立憲的聲音雖然此起彼伏，然而在愈來愈濃厚的立憲氛圍包圍下，無疑處於下風。
意義
五大臣出洋收穫豐碩，效果顯著，推動了預備立憲的決策。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回國後，載澤等編輯了書籍67種146冊，並將其中30種分別撰寫了提要，進呈光緒和慈禧御覽。另將購回的400餘種外交書籍送交考察政治館備考。戴鴻慈、端方也帶回許多書籍、資料，並趕寫出介紹歐美各國政體制度的《歐美政治要義》供朝廷採擇。以後又編寫了介紹各國政治的源流和概況的《列國政要》133卷。這些書對清末新政和預備立憲的各項改革和制度建設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五大臣出洋所起的最重要作用是推動了清政府預備立憲基本國策的確定。他們一回到北京就直奔頤和園覆命，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立即召見他們。前後計召見載澤、戴鴻慈各2次，召見端方3次，尚其亨1次。他們在召見時力陳“中國不立憲之害及立憲之利”，並一連上了好幾份奏摺，詳加闡述。其中最重要的是載澤的《奏請宣佈立憲密摺》，爲解除慈禧太后對立憲的思想顧慮，着重指出君主立憲有三大利，即“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mǐ，平息)”，爲維護清王朝的統治開了一副包醫百病的藥方，令慈禧讀後頗爲動容。
端方也上了《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洋洋萬言，闡述考察歐美各國政治的結論：“東西洋各國之所以日趨強盛者，實以採用立憲政體之故。”因此，“中國欲國富兵強，除採取立憲政體而外，蓋無他術矣!”1906年8月25日，清廷命醇親王載灃和各軍機大臣、政務處大臣及北洋大臣袁世凱等共同閱看考察大臣的條陳各折並會議討論。這實際上是決定國策的重臣會議。會上多數人贊同立憲，少數人尚有保留。8月29日，慈禧太后與光緒帝召見諸大臣，決定預備立憲。三天之後，即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9月1日，清廷正式頒佈“仿行立憲”的上諭。
評價
對於五大臣出洋事件，英國《新達泰晤士報》、《摩寧普司報》、《紐加司絡報》等紛紛發表文章評述，德國的著名漢學鼻祖福郎克在《科隆日報》上寫道：“他們此次出洋是爲了學習日本、美國和重要的歐洲國家的憲法、政治制度和經濟體系，特別是有着極大的可能，將西方的憲法、政治制度和經濟體系結合中國的情況移植到中國去。”《泰晤士報》評價說：“人民正奔走呼號要求改革，而改革是一定會到來的……今天的北京已經不是僅幾年前你所知道的北京了。中國能夠不激起任何騷動便廢除了建立那麼久的科舉制度，中國就能實現無論多麼激烈的變革。”
遼寧教育出版社顧問趙秉忠較早對五大臣出洋考察進行了宏觀評價：“出洋考察憲政對五大臣來說，在國外或許多少嗅到了一些資產階級民主的新鮮空氣，但這決不會改變他們原有的階級立場;即便說，他們當中的個別人，思想上發生了較大變化，有了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政體的認識，但在當時也只能是幻想。他們實際上不過充當了清政府預備立憲騙局中的工具而已。”
原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社長朱金元評價五大臣出洋考察說：“五大臣雖爲清政府萬世一系的封建國體尋求良方而出洋的，但在他國異鄉里，沐浴了歐風美雨，耳聞目睹了資產階級的物質進步後，引起了深思，這在他們的奏摺中不時有反映。出洋的結果，不但增強了他們向西方學習的意向;而且使統治階級內部開明思想擴大，一些親貴大臣們也因此感到，強國之道‘已不在堅甲利兵，而實以修政立教爲本源’，萌發了‘更新庶政’的觀念，從而有利於統治階級上層中形成一個普遍的立憲要求。”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張晉藩從法制文明進程的角度積極評價了了五大臣出洋考察：“五大臣考察歐美諸國政治，不單純是走馬觀花，他們也下馬看花，進行了實際考察，並從考察中看清了世界發展的大趨勢，以及在激烈的國際鬥爭環境，中國所處的劣勢。”“他們在奏摺中提出的結論性意見，可以說擬定了晚清預備立憲的基本原則、框架和實施步驟，他們是晚清立憲的促進派，起着直接的積極的影響。可以說晚清的預備立憲，是從五大臣考察憲政正式拉開序幕的，使得中國這個古老的帝國，靠近了世界近代法制文明的歷史軌道。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在五大臣出洋考察的隨員中，有一些是既年青又思想開放的學人，他們經過西方民主政治的洗禮之後，不僅是晚清預備立憲的支持者、鼓吹者，而且成爲民國時期法制的創建人。”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王曉秋認爲五大臣出洋是標誌着晚清中國官員在走向世界的進程中又邁出了一大步，也是沒落的清王朝企圖自救的最後一次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