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時期，有一次中文系召開了“躍進大會”，目的是要大家再一次“鼓足幹勁”，力求“多快好省”地搞工作。在學生、教師紛紛登臺，決心要這個“提前”那個“提前”之後，大家把朱東潤先生“促”上了講臺，要他表態。他本坐在那裏一言不發，這時卻如箭在弦上，不“躍進”一下便下不了臺。躊躇再三，他終於在敦促的口口聲聲中開了口。看他那神情，真像要他下地獄似的。他說，原定5年完成的《陸游傳》、《陸游研究》、《陸游詩選》三部著作，已提前爲4年。現在決心再提前一年，3年完成。不料，他這痛下決心的姿態依舊引起滿堂鬨笑。那時指出的指標，大家論月計天，一年尚嫌太長，何況3年!人們催逼着他再“鼓足勁”、再加快一點，他卻再也不肯改口，只是無可奈何地嘆道：“這已經非常緊張，再也不能提前了!”
3年很快就過去了。“躍進”熱潮消退之後，人們也早已忘卻當年的豪情。但朱東潤先生卻如期完成並出版了他的三部著作。
他的《詩經》研究，以“國風不出於民間說”最爲著名。其《國風出於民間論質疑》 一文，大抵就《國風》所言之地位、境遇、服御、僕從諸端，論證作詩者或自言，或言其關係之人，或言其所歌詠之人，而其所言皆統治階級之事，故其詩亦爲統治階級之詩。其反駁“國風出於民間論”的理據主要有三點：
1、《詩三百五篇》以前及其同時之著作，凡見於鐘鼎簡策者，皆王侯士大夫之作品。何以民間之作，止見於此而不見於彼?
2、即以持“民歌說”者所認定的“民歌”代表作《關雎》、《葛覃》論之，《關雎》之“君子”、“淑女”，非民間之通稱;“琴瑟”“鐘鼓”，非民間之樂器;《葛覃》“師氏”，非民間所能有。
3、後代之文化高於前代，何以三千年前之民間，能爲此百六十篇之《國風》，後世之民歌遠不及矣?
他又以下兩個證據爲補充：
1、“《國語》所謂列士獻詩，其義要當於統治階級而已。”
2、據《毛詩序》，凡作者可考而得其主名者69篇，而其作者皆爲統治階級。又考三家詩說，亦得4篇。其論證最精彩的部分則是就《詩》之本文，由名物章句而確考其爲統治階級之詩者凡80篇，從而使自己的觀點有很強的說服力。
他的“國風不出於民間”最爲著名《國風出於民間論質疑》，在當時出版是受到很多人的冷落,能迴避就回避了，幾乎在當時沒造成巨大影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