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國時代確曾獨樹一幟，與儒墨相抗衡，衛道之莊周，宗儒之孟軻皆曾加排斥與攻擊，大概正因爲這種非議的影響，傳後世學者望而止步;更加之秦皇焚書，漢武獨尊儒家，因而秦漢時即銷聲匿跡。但這並不等於其學說及影響之亡絕，只不過沉隱民間而已，至東晉而又由張湛作注復行於世(指《列子·楊朱篇》)。張湛《列子序》中說《楊朱篇》爲“僅有存者”之一，這不是編造之詞。
關於楊朱學說，歷來或以其源出《老子》(如《老子》第十三章：“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雖屬於道家，但又爲莊周所斥，不歸入道家;大多以“楊朱”起於老、儒、墨之後，確實是獨樹一幟，“楊朱”乃自成一家。歸納楊朱言論，其思想中必實爲“貴己”，或曰“爲我”。後世多斥楊朱之說“自私”、“頹廢”、“墮落”，其實楊朱之言，有其時代性質。春秋晚期和戰國早、中期，“孔子提倡”以爲天下;而諸侯紛爭，相互侵略、損以利亡，君王厚生而致使臣民輕死，貴公貴仁之說，已成虛僞之談。楊朱憤世而倡導“貴己”之說，“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又說：“善治外者，物未必治;善治內者，物未必亂。以若之治外，其法可以暫行於一國，而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人人治內貴己，互不侵、損，人人自重自愛，不就各安其所，天下治理了嗎?從“貴己”出發，楊朱造構了他的學說：
(一)、論生死、輕富貴：
有生便有死，人人皆如是。生有賢愚、貧賤之異，而死皆歸爲腐骨，蕪舜與桀紂沒有不同。 呂氏春秋審爲篇載有子華子的一段故事：“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昭釐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曰：
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之乎，亡其不與?’昭釐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戚不得也。’”子華子的持論取譬，完全是“天下不若身之貴”的老命題，反對愁身傷生，也是楊朱貴生重己的本義。這無疑是楊朱派的人物，但若細味貴生篇所載的他的一段“全生”的議論，我們即可發現其未嚴守家法而傾向於莊子。這段有名的議論是：
“全生爲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爲下。……所謂全生者，六慾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慾分得其宜也。……所謂迫生者，六慾善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於不義，故義不迫生也，而迫生非獨不義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全生”之說，近莊子外、雜篇所講的道理，且這一人物，亦見於莊子外、雜篇，其學派性是不很明確的。
現在我們再來看詹何。呂氏春秋審爲篇載有詹何的一段故事：“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又執一篇載：“楚王問爲國於詹子。詹子對曰：‘何聞爲身，不聞爲國。’”從其“重生”“爲身”看來，他顯然是楊朱派的人物;但莊子也載他的話，莊子後學並沒有排斥他。
總之，楊朱一派的後學，可以自由來往出入於莊、楊之間，這就是他們的特色。
(二)貴己：
己身之最貴重者莫過生命，生難遇而死易及，這短促的一生，應當萬分貴重，要樂生，一切以存我爲貴，不要使他受到損害，去則不復再來。
爲了明白貴生的道理，我們且舉三段引文如下：
“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雖 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善於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爲(‘弗’字衍)。”(貴生)
“天生人而使有貪有欲，欲有情，情有節。聖人修節以止欲，故不過行其情也。故耳之慾五聲，目之慾五色，口之慾五味，情也。此三者，貴、賤、愚、智、賢、不肖欲之若一，雖神農、黃帝，其與桀、紂同。聖人之所以異者，得其情也。由貴生動，則得其情矣，不由貴生動，則失其情矣，此二者，生死存亡之本也。”(情慾)
“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喑，必弗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本生)這樣看來，聖人是懂得聲色滋味的人，“古人得道者”就在於“聲色滋味能久樂之”(情慾)。感官生活的情慾被肯定爲人生的最高意義，如果“耳不樂聲，目不樂色，口不甘味”，就“與死無擇”，喪失“生”的意義了。從這一原則出發，一切有目的的活動是否對己有利乃是評判行爲的準則，在這種準則下面，個人主觀的利害關係乃是客觀價值上的唯一標尺：
“倕，至巧也，人不愛倕之指，而愛己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己之一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爲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爲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足以易之;論其安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重己)
因此，客觀的事物對於人生是有意義的，但其全部意義僅在於對一己之生命有利，對個人的生命有利，這種利益決定人和事物關係的意義與價值。
物是感官情慾的來源，也是一己利益的來源，它僅是利己的手段，而不包含個人以上的社會的目的，如果拿“物”或“天下”來和人身相比，“論其輕重”，則生與身爲重，而物與天下爲輕：
“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不知輕重，則重者爲輕，輕者爲重矣。若此，則每動無不敗。”(本生)
“身者，所爲也，天下者，所以爲也;審(所爲)所以爲，而輕重得矣。”(審爲)
因此，“輕物”並不是無條件的把感官情慾加以全部否定，而是有條件的加以適當的節制，“故聖人必先適欲”(重己)，在這裏，楊朱派的學說不是如孟子說的邪說，也不是一般人說的縱慾主義。
(三)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
所謂全性，即順應自然之性，生既有之便當全生，物既養生便當享用之，但不可逆命而羨壽，聚物而累形，只要有“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滿足生命就夠了，不要貪得無厭，不要爲外物傷生。
所謂保真，就是保持自然所賦予我身之真性，自縱一時，勿失當年之樂;縱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縱心而遊，不逆萬物所好;勿矜一時之譭譽，不要死後之餘榮;不羨壽、不羨名、不羨位、不羨貨，乃可以不畏鬼、不畏人、不畏威、不畏利，保持和順應自然之性，自己主宰自己的命運。
“凡生之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節)欲。”(重己)
“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機;肥肉厚酒，務以自強，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生)之斧。”(本生)
這二段話都把“欲”與“生”對立起來，並在絕對的意義上否定了“欲”。
“故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和矣，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謀而當，不慮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若天地然，上爲天子而不驕，下爲匹夫而不惛，此之謂全德之人。”(本生)
“燀熱則理塞，理塞則氣不達，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鞔，中大鞔而氣不達，以此長生，可得乎?”(重己)
“俗主虧情，故每動爲亡敗。耳不可瞻，目不可厭，口不可滿，身盡府種，筋骨沉滯，血脈壅塞，九竅寥寥，曲失其宜，雖有彭祖，猶不能爲也。”(情慾)
這裏所述的“全德”的聖人，已經不是楊朱所講的“聖人”，而完全似老、莊一派所講的“真人”，“貴生”已變成“養生”、“長生”。
(四)據說是爲我。
關於“楊朱”其人，上述資料有陽生、楊子、楊朱、楊子居、楊子取等稱謂，據《古史辨》第四卷下編鄭賓於《楊朱傳略》考證，斷定爲“姓楊(或作陽)名朱，字子居(或作子取)”，並斷定爲秦人。關於楊朱的生卒年代，我以爲必晚於墨翟，而前於孟軻，《古史辨》卷四下編門啓明《楊朱篇和楊子之比較研究》斷定“他生卒年代的約數，當是西紀元前450至前370(即周貞定王十五年至周烈王六年)之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