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是清朝入關以來文治武功都非常了不起的皇帝，他除鰲拜，平三藩，收臺灣，討伐準格爾，爲治理黃河，他曾六次南巡，對民生民情的瞭解遠遠勝過清朝歷代皇帝。歷史上有名的密奏制度，就是出自他手。
密奏制度的起源正是出自他的六次南巡。康熙南巡的主要目的是爲了勘察整治黃河的工程進度,但是在南巡途中卻發現,駐外大臣所奏報的情況與他親眼所見大有出入,他認識到多設耳目的重要性,於是開始鼓勵寵信的大臣寫祕密報告,將地方民情及當地官員的動向以密摺上奏。
其中,江南織造便是康熙帝蒐羅江南情報的站點。無論是雨水收成、米價、疫病、民情、官吏的名聲等信息,都是康熙帝收集的對象康熙三十二年夏,淮徐及江南地區天旱,六月中降雨,江南織造李煦奏報收成及米價。康熙帝批曰:“聞爾所奏,少解宵旰之勞秋收之後,還寫奏帖奏來。”康熙四十七年,李煦又上一密摺結果被送折的家人在路上弄丟了,李煦驚恐萬狀。康熙帝硃批說:“凡爾所奏,不過密摺奏聞之事,比不得地方官。今將爾家人一併寬免了罷。外人聽見,亦不甚好。”意思是說，他本可以以此治李煦之罪，但是如果治罪，這種密奏制度就大白於天下了。可見,皇帝派人暗訪密奏,並不是件公開的事,爲避免外人知道,也就寬免了李煦。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也是康熙帝欽點的有權密報的臣之一。曹寅年少時曾爲康熙帝的伴讀,後在朝中做過官,與康熙大帝的關係匪淺。後來曹寅外放爲兩淮御史,康熙帝因此囑咐他要多寫密奏,彙報地方輿情。康熙帝向曹寅說:“地方細小之事,必具密摺來奏。”於是曹寅將南京考場弊案、退休官員平日的活動等地方動態,都密奏上報給康熙帝。
除了掌握江南情形之外,康熙帝也會在京城中刻意設下耳目康熙帝曾要求他寵信的京中官吏將京城發生的事,鉅細無遺地用密摺向他報告。王鴻緒就曾是康熙帝十分親信的臣子,他在呈給康熙帝的奏摺上,只寫“密奏,臣王鴻緒謹奏”字樣,不寫官銜,所有公式套語完全不用。康熙帝派遣親信探聽消息,起初所派的都是大臣,人數極爲有限,並一再叮囑不可讓人知道。他在給王鴻緒的親筆上諭中說:“京中地可聞之事,卿密奏摺,與請安封內奏聞,不可令人知道。倘有泄漏,甚有關係,小心,小心。”王鴻緒也多次向皇帝保證絕對不敢泄漏。他在密摺中說:“臣本是一介儒生,身受聖恩提拔重用,不勝感激惶悚之至。臣惟有竭盡犬馬之勞,用一片忠誠之心報效皇上與皇上所奏之事,絕對三緘其口,即使親如父子兄弟,也決不相告。”
康熙帝晚年爲掌控諸位皇子,也多次利用密摺瞭解情況。康熙四十六年春，南巡之際,當他聽說朝中有人在江南購買女子時,即委託給王鴻緒一項祕密使命:查訪買賣江南女子的幕後指使。據王鴻緒密訪,“侍衛五哥買女人一名,用價四百五十兩;又買一女子,價一百四十兩;又一婢,七十兩。侍衛邁子現在各處買人。廣善庫郎中德成格頭有婦人,聞現在船上”。這幾位買主都是皇帝身邊的親侍,此外,“紛紛買人者甚多,或自買,或交結要緊人員”。康熙帝對王鴻緒刺探的密報非常警覺,又立即令其進一步弄清背後指使,再密奏。王鴻緒又密報稱,自己奉旨密訪之事,外人似乎已有所知。他說:“自聖駕到虎丘,範溥向親戚程某雲:“有漢大臣說我不好,我不去送駕罷!程某雲:是太監與你的話麼?範溥雲:‘不是太監,是御前第一等人與我的信。”康熙帝立即在王鴻緒密摺上批諭:“此第一等人是誰?”王鴻緒遵旨再次託人找到程某,問:“這第一等人是親近侍衛們,還是更在上一層的人呢?”程某回答:“這不敢說。”王鴻緒仍不罷休,復託人去蘇州打聽,程某說:“這人豈是平等,我萬萬不敢說的。”王鴻緒將這些情況原原本本向皇帝彙報。聰明的康熙帝立即明白這“第一等人”便是皇太子,由此更增加了他對皇太子爲非作歹的警覺，這也成爲康熙後面兩廢太子的主因之一。
康熙將密摺列爲澄清吏治，監察百官的最高機密,因此對密摺呈送過程設計了一套周詳的保密措施。大臣呈報的密摺必須放在盒子裏用火漆封牢;如果密摺已有被拆開的痕跡,康熙帝就不做批示。康熙帝還將御批的密摺一概都發回給報告的大臣,手邊從不留底稿,意在警告密奏的大臣:內容如有外泄,責任都在大臣身上。這是他嚴格要求臣僚保密的手段,可見康熙帝對保密工作的重視。康熙帝不僅在密摺上奏過程要求大臣嚴加保密,他自己對密摺的批示也十分慎重。康熙帝批示密摺從不假手他人,某次他因爲右手病痛不能寫字,旋即改用左手批示密摺。
密摺制度可以更有效的讓皇帝瞭解官場民生的真實情況，而且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真心辦事的官員的人身安全，鼓勵了羣臣說真話辦真事的風氣。但是，它使清代中央集權達到了頂峯,造就了更多更大的封建集權下的政治黑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