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害了中國幾千年?斷章取義看孔子!小編給大家提供詳細的相關內容。
孔子從政及其所傳播的思想
孔子(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中國春秋末期魯國陬邑(今中國山東曲阜市東南)人。關於他本人的出身問題，《史記孔子世家》與後世儒生的看法不同，不予置評。
孔子是個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但其理想太過高遠，根本沒有出現過實現孔子理想的客觀條件。孔子能被統治者奉行二千多年，要多謝東漢的儒家子弟董仲舒。董仲舒把儒家的前途與統治者的需求緊密地連結在了一起，這纔有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出現，儒家自己才自此纔有了真正的出路，這纔有了儒家子弟的官運亨通，這纔有了歷代皇帝們的推崇和祭祀，這纔有了今天遍佈世界各地的孔子學院。看來，理論一定要根據具體客觀真實的境況做適當的調整，只有這樣才能發揮理論指導實踐的現實意義。
上層建築，決定了一個民族的未來。
一個國家社會秩序亂了，需要治理，如何治理呢，用中國自己的傳統文化來說，主要有四個辦法：儒、道、墨、法。墨家主要主張尚賢事能，這固然是正確的，但是需要把握好度，過於尚賢事能會適得其反;而且尚賢事能治理社會秩序混亂作用不大。道家主張無爲而治，這是最理想的辦法，但是這需要人民羣衆的思想覺悟比較高才行。法家正好與道家相反，主張一切都用硬約束，用霸道治理，會加劇社會混亂。儒家主張以德治國，事實上是很好的，但是不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要求。於是統治階級就會打着儒家的旗號搞法家的霸道。於是這就需要曲解儒家思想。
關於孔子從政失敗原因的兩種錯誤看法
1.關於孔子從政失敗的原因，我首先想校正的是主流歷史敘述帶給我們兩個主要的錯誤印象：一是把孔子的失敗歸咎於昏君荒淫無道或奸臣當道等外在因素，認爲是昏君和小人使孔子不得志的;二是把孔子的失敗歸結爲其理想的高潔，是黑暗的現實不容孔子高貴而純潔的政治理想，所以，才致使其四處碰壁的。 所謂昏君荒淫無道、奸臣當道等因素，統統可以理解爲政治環境的惡劣。但正因爲環境的惡劣，才需要政治家去解決問題，如果是有道的明君，朝堂上全是正直幹練的忠臣義士，那麼你去從政，也只能是去跟着沾個光，事實上也就是落個心情愉快、衣食無憂!那還算得上政治家嗎?只是個佔便宜的小官僚而已!
政治家當然要有道德目標，當然要追求至善，不是所有做官的人都能被稱爲政治家，只有那些以至善爲最終施政目標的人才能稱得上是政治家，否則只是混取俸祿、貪圖一己富貴的祿蠹而已。但政治家的道德追求只是目標，不是過程，更不是手段，他的手段和技術可能是不道德的，比如管仲對易牙、豎貂的縱容，晏嬰與樑丘據的友好相處等，這就是政治素質。孔子缺的就是這種素質，所以，他失敗!
如此看來，他在政治上的失敗並不是因爲堅持了政治理想，恰恰是因爲自己的政治行爲毀了自己所宣稱的政治理想。因此，不能把孔子的失敗當作是理想主義的失敗。
厚黑的施用，定要糊一層仁義道德，不能把它赤裸裸的表現出來。——李宗吾
孔子在政治上的失敗極有代表性，中國歷史上有一大批和他類似的人，這些人天資聰穎、能言善辯、有出色的文學才能和知識整理能力(現代人把這種能力稱爲學術研究能力)，而且自負地認爲有實際的治國安邦能力，比如屈原、賈誼、李白、蘇軾、後來的康有爲，……等等，現代也有不少。這些人不是沒有從政的機會，但是從政後均以失敗而告終。可他們和孔子一樣，不善於自我反省，反而一貫地怨天尤人，把自己的無能歸咎於時運不濟或環境惡劣。由於這些人掌握着話語權，所以，他們怨天尤人的抱怨就成爲一種主流的歷史敘述，深刻地影響着現代活着的中國人。
2.-曾經見過一種說法，說是孔子的政治理想是重振周王室，恢復周的禮樂制度。這種說法的論據非常多，孔子多次表達過對周制的嚮往，如“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克己復禮”等。有人據此認爲，重振周室或回覆周禮就是孔子的政治理想;而當時的大趨勢是禮崩樂壞，各國爭當霸主，所以，各國國君對孔子恢復周室的政治理想均不感興趣，這正是孔子在政治上四處碰壁的原因。 這個說法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孔子從來沒有把振興周室當作一種政治理想。 在實際政治主張方面，他和那個時代列國國君的主流思想一樣，也是主張各國稱霸的，只要誰重用他，他就幫誰稱霸，甚至滅了周王室也在所不惜。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評價秦穆公稱霸的功績時，極盡溢美之詞，“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闢，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當時各國雖然爭霸，但在形式上還維持着周王室的架子，不敢自稱爲王，只延襲當年周王室分封時給的爵位稱號。孔子此言，簡直就是號召諸候推翻東周王室、自立爲王的宣言，目前，我還真未看到有比孔子更早、更坦白的廢周言論。孔子這番話，曾讓齊景公很高興。在孔子給各國國君出的主意中，也從來沒有恢復周王室的內容，他主要是講的也是如何使各國家強大稱霸天下的道理。 既然孔子根本就沒有恢復周室的政治理想，也就根本不存在因這種理想而碰壁的事了。 至於孔子的政治理想，如“仁”、“道”、“禮”之類的，從原則上，恐怕沒有一個國君反對。比如齊景公對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政在節財”的主張都是非常贊同的。也就是說，在純粹的政治理想層面，孔子並未遇到過阻力;他的真正問題在於，沒有具體的手段來實現那些大家公認的政治理想原則，相反，他提出的手段甚至可能破壞自己的原則。比如崇尚禮儀，就可能導致浪費，實際上違備了“政在節財”的原則。所以說，孔子在政治上的失敗並不是高潔的政治理想不被接受帶來的，而是他思想本身存在的內在矛盾，使他自己主張的那些理想原則只是一種空頭口號，一旦叫他真操作起來，只能離自己宣稱的那些政治口號越來越遠。如此看來，他在政治上的失敗並不是因爲堅持了政治理想，恰恰是因爲自己的政治行爲毀了自己所宣稱的政治理想。因此，不能把孔子的失敗當作是理想主義的失敗。
從直觀上看，即從第一感覺來看，孔子的思想由於直白、易懂、都是勸說人要有良心，和諧相處之類的東西，反而很容被人們當作建設性的力量來使用，各朝各代也都是在打完仗後，和平建設時期纔用到孔子思想的。
實際上，歷朝歷代，包括“罷黠百家、獨尊儒術”的漢武帝本人，實際的作法都是外儒內法，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實際功能主要是面向老百姓的一種宣傳和教化，而不是整個政治體系實際運行的真實規則。孔子本人若是看到後人對他的思想的實際使用，肯定會發出和馬克思一樣的“我播下龍種、收穫得卻是跳蚤”的抱怨。正是由於這種原因，孔子的思想註定不能由他本人實施成功，只能在其死後被別人拿來做某種旗號;註定不是正宗的、完整的、原教旨主義的孔子思想被運用，只能是被篡改過的、掐頭去尾、斷章取義的某些局部說法才能被實際運用，後世所尊崇的所謂孔學其實只是後人之學，去孔子本人的學說遠矣!而且，孔子思想本身經驗主義的零亂風格也更便於後人斷章取義。
倡導仁義，誦讀六經，效法堯舜，宗師孔子，是儒家的共同特徵，但早期儒者的理解卻千差萬別。孔門後學最初的理論建構雖皆取法於孔子，但此後理論的走向卻漸行漸遠，逐漸與孔子所理解的儒學拉開了距離。可以說，早期儒家是和而不同的學術羣體，思想歧異是孔門內部的普遍存在。
西方人以個人爲起點，重在於身有益;中國人以心宇爲起點，重在問心無愧。自由競爭西方學術思想的最大特色，而人我之間之衝突，是中國學術思想最精粹且爲西方所不及的地方。
造成中國歷史上一次次血腥衝突的原因其實不是某些統治者貪腐墮落的個性，而是一個民族共同持有的如同孔子一樣的思維方式，這種幾乎恆定的存在，導致中國曆經多次王朝更替、卻又總是重演過去的故事，絲毫沒有進步。這個民族的停滯不是來自野蠻和無知，而恰是來自知識茂盛後帶來的、不能自覺的智慧板結。
不瞭解一個思想體系而批判它，這是近代中國的一個大悲哀。由於中西文化鴻溝，導致中國人學不到西方人文科學;又由於中華文化近代發生斷層，中國人又理解不了自己的文化，於是就導致中國近代人文科學嚴重落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