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與當時的與桐城派“古文”異趣迥然，其論文重文筆之辨，以用韻對偶者爲文、無韻散行者爲筆，提倡駢偶。阮元雖以經學知名，所作辭章，亦不乏可讀之篇。所著《揅經室集》共六集五十八卷，前四集爲阮元生前手定者，隱然以經、史、子、集爲次。說經之文，多在一集，自四集以下，始以詩文合編。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阮元不僅是自徽派樸學陣營中走出來的清代思想學術史上的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而且他對徽派樸學最大的貢獻，一是彙集編印大量書籍文獻，一是培養造就大批有用人才。縱觀阮元在橫跨三朝的半個多世紀裏，造就了數以百計的人才，其中不少後來成爲徽派樸學的精英，使得徽派樸學得以廣泛傳播併發揚光大。這些人才的來源，除了慕名前來投師或在社會交往中發現的以外，科場選拔和書院培養應是兩個主要的途徑。不僅有在科場選拔如王引之、郝懿行、丁晏等人，阮元爲官浙江巡撫時在杭州創建了詁經精舍，延請當時的著名學者如王昶、孫星衍等來主講，又邀金鶚、洪頤煊、震煊兄弟講肄其中，教學內容爲經史疑義及小學、天文、地理、算法等。
在詁經精舍肄業的，多爲學行出衆的高材生，德清徐養原、嘉興李遇孫，雖都學有專長，也還來此修習。當時阮元編輯《經籍籑詁》尚未完成，同時又在校刊《十三經注疏》，這些亦徒亦友的績學之士，轉而又成爲阮元編書的得力助手。如徐養原曾幫助他校勘《十三經注疏》中的《尚書》和《儀禮》，洪震煊既擔任《經籍籑詁》中的《方言》部分，又擔任《十三經注疏》中的《小戴禮記》校勘。教學相長，實踐鍛鍊，造就了一大批有用的人才，其中不少人後來都成爲“徽派樸學”的知名學者。
阮元任兩廣總督時，在廣州創建學海堂書院，並親自講學。有學長八人，分別擔任教學任務，學習《十三經》、《史記》、《漢書》、《文選》、《杜甫詩》、《韓昌黎集》等，任學生選擇一門，作日記，由學長評閱指點。其綜合漢、宋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對部分廣東學者產生了影響。廣東番禺人侯康，就因所爲文，得到賞識，由是知名。番禺人林伯桐和陳澧，都擔任過學海堂學長，陳澧任職時間尤長。廣東嘉應人李黼平也曾補聘來學海堂批閱課藝，阮元還延請他爲之教子讀書。著名的《皇清經解》也是在這時編刻的，所以又稱作《學海堂經解》。徽派樸學之所以能遠被西南，除了程恩澤、鄭珍傳播的影響以外，學海堂書院培養造就的大批人才，影響更加深遠。諸如上述所提林伯桐、陳澧、李黼平、侯康等學有所成者，不勝枚舉。
阮元自弱冠一舉成名，在長達六十多年的治學生涯中(其中還有大部分時間治理政務)，著作極爲豐富，說他是“著作等身”，當之無愧。在阮元60歲時，龔自珍撰文對其在大半生所取得的學術成就進行了比較全面的總結，盛讚阮元的訓詁之學、校勘之學、目錄之學、典章制度之學、史學、金石之學、術數之學、文章之學、性道之學、掌故之學等，稱其“凡若此者，固已匯漢宋之全，拓天人之韜，泯華實之辨，總才學之歸。”(《阮尚書年譜第一序》)阮元在諸多領域都取得了矚目成就，尤其在文獻學和史學方面，並且一生致力於文獻的整理、彙輯、編撰、刊刻，成績斐然。
其生平所著之書，根據一些常見書目統計，約在三十種以上，其中人們比較熟知的有如下十多種：《三家詩補遺》、《考工記車製圖解》、《詩書古訓》、《儀禮石經校勘記》、《儒林傳稿》、《疇人傳》、《積古齋鐘鼎彝器疑識》、《定香亭筆談》、《小滄浪筆談》、《選項印宛委別藏提要》、《揅經室集》、《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所編之書有《經籍籑詁》、《皇清經解》、《兩浙金石志》、《詁經精舍文集》、《淮海英靈集》、《八甎吟館刻燭集》等。此外，阮元還主編過一些大型的志書，如《嘉慶嘉興府志》八十卷、《廣東通志》三百三十四卷。在阮元刻印之書中，最爲人們熟知的，除上述《皇清經解》、《經籍籑詁》以外，當推《十三經注疏》。這是一部大型的經學叢書，收書一百八十餘種、一千四百餘卷。刻印時，羅致了一些績學之士擔任校勘，由阮元總其成。這些校勘成果，就是著名的《十三經注疏校勘記》。
阮元所刻印之書還有一個重點，是其蒐集刻印了一些知名學者的遺著。據粗略統計，他所刻名家選集就有錢大昕、錢塘、汪中、劉臺拱、孔廣森、張惠言、焦循、凌廷堪等大家。可見阮元究心表彰絕學，不遺餘力。
也有學者認爲，阮元是清代後期形成的揚州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並將揚州學派定義爲清代漢學的又一分支，是漢學發展至高峯並開始走向衰落時期的一個學派，它的形成稍晚於皖派。可以說，無論現今依照怎樣的標準來界定當時的學派，都不能否定阮元學術思想中閃爍的徽派樸學的理念標誌，都無法抹殺阮元留在徽派樸學百年輝煌史上深深的烙印。更高意義上講，阮元學術思想體系的意義不僅成爲清代漢學由高峯走向衰落的標誌，同時也成爲傳統學術向近代學術跨越的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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