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書》也稱《商子》，其中《商君書·畫策》的原文是什麼?解決了哪些問題?其實主要解決了在當時條件下實行變法的理論基礎問題，提出了變法的幾大原則，放在現在社會，依然具有參考意義。
昔者昊英之世，以代木殺獸，人民少而木獸多，黃帝之世，不麛不卵，官無供備之民，死不得用槨。事不同，皆王者，時異也。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農既沒，以強勝弱，以衆暴寡，故黃帝作爲君臣上下之義、義子兄弟之禮、夫婦妃匹之合，內行刀鋸，外用甲兵。故時變也。由此觀之，神農非高於黃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適於時也。故以戰去戰，雖戰可也;以殺去殺，雖殺可也;以刑去刑，雖重刑可也。
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故勝民之本在制民，若治於金、陶於土也。本不堅，則民如飛鳥禽獸，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
名尊地廣，以至王者，何故?名卑地削，以至於亡者，何故?戰罷者也。
不勝而王、不敗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民勇者，戰勝;民不勇者，戰敗。能壹民於戰者，民勇;不能壹民於戰者，民不勇，聖王見王之致於兵也，故舉國而責之於兵。入其國，觀其治，兵用者強。奚以知民之見用者也?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則民用矣。凡戰者，民之所惡也。能使民樂戰者王。強國之民，父遺其子，史遺其弟，妻遺其夫，皆曰：“不得，無返!”
又曰：“失法離令，若死，我死。鄉治之。行間無所逃，遷徙無所入。”行間之治，連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拙無所處，罷無所生。是以三軍之衆，從令如流，死而不旋踵。
國之亂也，非其法亂也，非法不用也。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
國皆有禁奸邪、刑盜賊之法，而無使奸邪、盜賊必得之法，爲奸邪、盜賊者死刑，而奸邪、盜賊不止者，不必得。必得而尚有奸邪、盜賊者，刑輕也，刑輕者，不得誅也;必得者，刑者衆也。故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賞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無刑也;而民莫敢爲非，是一國皆善也，故不賞善而民善。賞善之不可也，猶賞不盜。故善治者，使跖可信，而況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況跖乎?勢不能爲奸，雖跖可信也;勢得爲奸，雖伯夷可疑也。
國或重治，或重亂。明主在上，所舉必賢，則法可在賢。法可在賢，則法在下，不肖不敢爲非，是謂重治。不明主在上，所舉必不肖，國無明法，不肖者敢爲非，是謂重亂。兵或重強。或重弱，民固欲戰，又不得不戰，是謂重強。同固不欲戰，又得無戰，是謂重弱。
明主不濫富貴其臣。所謂富者，非粟米珠玉也?所謂貴者，非爵位官職也?廢法作私爵祿之，富貴。凡人主德行非出人也，知非出人也，勇力非過人也。然民雖有聖知，弗敢我謀;勇力，弗敢我殺;雖衆，不敢勝其主;雖民至億萬之數，縣重賞而民不敢爭，行罰而民不敢怨者，法也。國亂者，民多私義;兵弱者，民多私勇。則削國之所以取爵祿者多塗;亡國之慾，賤爵輕祿。不作而食，不戰而榮，無爵而尊，無祿而富，無官而長，此之謂奸民。
所謂“治主無忠臣，慈父無孝子”，欲無善言，皆以法相司也，命相正也。
不能獨爲非，而莫與人爲非。所謂富者，入多而出寡。衣服有制，飲食有節，則出寡矣。女事盡於內，男事盡於外，則入多矣。
所謂明者，無所不見，則羣臣不敢爲奸，百姓不敢爲非。是以人主處匡牀之上，聽絲竹之聲，而無下治。所謂明者，使衆不得不爲。所謂強者，天下勝。天下勝，是故合力。是以勇強不敢爲暴，聖知不敢爲詐而虛用;兼天下之衆，莫敢不爲其所好而闢其所惡。所謂強者，使勇力不得不爲己用。其志足，天下益之;不足，天下說之。恃天下者，天下去之;自恃者，得天下。
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勝強敵者，先自勝者也。
聖人知必然之理、必爲之時勢，故爲必治之政，戰必勇之民，行必聽之令。是以兵出而無敵，令行而天下服從。黃鵠之飛，一舉千里，有必飛之備也;麗麗、巨巨，日走千里，有必走之勢也;虎、豹、熊、羆，鷙而無敵，有必勝之理也。聖人見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溼制火。故曰：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愛。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也。聖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所謂義者，爲人臣忠，爲人子孝，少長有禮，男女有別;非其義也，餓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聖王者不貴義而貴法，法必明，令必行，則已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