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民族性格的陳橋兵變：公元960年(後周顯德七年)舊曆正月初一，農曆的新年使得後周宮廷中處處張燈結綵，一片喜氣洋洋，小皇帝和大臣們準備歡度這一個傳統佳節的到來。然而，就在這時鎮(今河北正定)、定(今河北定縣)兩州的邊關來報，說北漢和契丹聯合入侵，後周的兩位宰相範質和王溥聞聽後慌了手腳，急忙命當時的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率領大軍前往抵禦。
趙匡胤立即率領大軍前往禦敵。這時的北周君臣纔算是吃了一顆定心丸，慢慢的恢復了先前的平靜。然而，他們並不知道，一個比契丹和北漢聯合入侵更加可拍的陰謀這時正在開封城郊40裏的陳橋驛一步步得以實現。
大軍行至開封城郊的陳橋驛，已是夜晚，便駐紮下來。將士們勞累了一天都在安心休息，而這時的中軍大帳中，這支虎狼之師的統帥趙匡胤正在和他的弟弟趙光義以及那個被後世稱讚爲“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趙普按照預先的部署，進行着緊張的兵變準備。他們派人到將士中去鼓動兵變，擁立趙匡胤爲帝。軍中的將士很快開始議論，當今皇帝年幼，不能理政，就算我們打了勝仗，也未必能夠得到皇帝的嘉獎，這樣出生入死太不值得。索性不如擁立點檢爲皇帝，改朝換代，也好做的功臣。
聲勢起來了，於是，趙匡胤又派人回到開封城中，和駐守京師的石守信、王審琦祕密約定，作爲內應迎接趙匡胤進城。等到一切都做的天衣無縫後，趙光義和趙普連同幾員大將進入中軍帳將趙匡胤從“睡夢中”推醒，披上皇袍，擁立爲帝。回到開封城裏，趙匡胤連同他的愛將們，逼着小皇帝禪位於己，因爲自己曾任宋州歸德軍節度使，故該國號爲“宋”，建元建隆，以汴京作爲都城，徹底改朝換代，建立了歷史上著名的北宋王朝。
唐代藩鎮割據的結果和陳橋兵變導致了宋王朝政策的變化，而宋王朝政策的變化卻使得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格發生了一個質的變化。
唐代以前的中國，無論是漢民族還是其他少數民族在面對外來敵人入侵的時候表現出的大無畏的英雄主義氣概是毫無保留的，他們洋溢着青春的氣息。無論是民族間的戰爭還是國家間的征伐，到處顯現出戰鬥中吶喊的氣勢和頑強的民族精神。但是，這種精神，在宋代政策變化之後，有意無意的從人們的眼簾裏黯然消失了。
曾經一種或許無意爲國家、爲民族利益而戰鬥的精神就在國家利益收到威脅時也顯出一種世故，原本激昂的民族戰爭變得毫無生機，戰爭變成了護衛一個趙姓或是朱姓或是愛新覺羅姓家族的產物，家天下的思想變得尤其濃重，就像慈禧太后說的“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似乎，只要是保得住家族的手段，國家的臉面或是民族的尊嚴就算得到前所未有的踐踏也不會有任何的激憤。
我們並不是一個好戰者，只是在盤點華夏民族抵禦外侮的戰爭時不免產生一種失落感，從宋代以後，任何的戰爭其內涵無非就是爲一個家族而進行，國家利益、國家觀念再也沒有受過絲毫的重視。如果要加以史料的映證，南宋一次次戰勝後給金代的歲貢，不是想爲了百姓的安寧;明代爲了不使領地受到損害，不惜禁止讓漁民出海打魚，以免和倭寇發生衝突，損害到自己家族的地盤(畢竟，古時的一切都是皇帝的)和積累了很多年的財富。
這應該是那種胸懷的體現，之所以題目中提到“陳橋兵變”改變了國家和民族的性格，是因爲這次兵變使得從上古時期積累至唐王朝的開闊而博大的胸懷即包容四海，尊重私人公共空間的意識全方位萎縮，變成了對文人的包容，以至於宋太祖對其子孫立下盟誓:“不殺士大夫,士大夫不因言獲罪。”這樣固然使“文字獄”爲歷代最少,文化高度繁榮,成爲中華文明發展的高峯，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自宋代以後，中國的綜合國力的的確確是衰退了，民族性格趨於衰弱。而越衰弱對外界的反映越加敏感，再加上歷來的本民族主義觀念，不虛心向他人學習的“本能”，原本一個偉岸的中國民族變得縮水了，在某種程度上這種不利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
的確，很難把這樣的衰落說成是陳橋兵變的直接結果，但是，我們能夠想象以及分析，沒有這一次兵變，沒有這一次輕而易舉的改朝換代，如果宋太祖是經歷了腥風血雨換來和平，那麼會不會中華民族的上升期還會持續呢?歷史有時候需要大膽的懷疑和推測。但是，毋庸置疑的是，陳橋兵變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說是宋代政策變化的誘因，雖然遠遠不能作爲決定因素，但是就是這樣一個看似不起眼的政變，竟然也變成了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難以抹去的一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