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中留下了很多未解之謎，很多至今在史學界仍無定論，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方伯謙。正史記載，“濟遠”號管帶方伯謙是個貪生怕死的傢伙，黃海海戰中，方伯謙謊報軍艦多處損壞，率艦逃走，由於逃跑倉促，還撞到了已經擱淺的“揚威”號戰艦。李鴻章一怒之下上奏朝廷，方伯謙被斬首，死時僅有41歲。然而，對這樣一位“逃兵”，在他死後，卻出現了很多不同的說法，包括方氏後裔在內認爲，方伯謙作戰勇猛，率艦退出戰鬥僅是出於戰術考慮，他只是李鴻章、丁汝昌爲推脫失敗而找的替罪羊。
至少從履歷上看，方伯謙是個標準的海軍高尖端人才，絕不是什麼酒囊飯袋。方伯謙生於福建閩縣（今福州），父親是個私塾先生。方伯謙自幼好學，15歲時便考入福建船政學堂第一期，成爲這個中國近代海軍人才搖籃的第一批畢業生。畢業後，方伯謙進入海軍，從基層幹起，隨艦巡行沿海各處。光緒二年（1876），方伯謙被選爲留學生，進入英國格林威治海軍學校學習四年。歸國後歷任“鎮西”、“鎮北”炮船、“威遠”練船管帶。1885年，調管“濟遠”號。一路高升爲北洋水師的骨幹戰將，方伯謙靠的畢竟是實力。早在英國留學期間，方伯謙就是同學中的佼佼者，據駐英公使郭嵩燾回憶，那批留學生中，平時最愛侃侃而談的，除了後來成爲翻譯家的嚴復，就是方伯謙。外國教員也評價方伯謙是“水師中聰明諳練之員”。除了學習能力，方伯謙的實戰經驗也很豐富。朝鮮“甲申政變”後，丁汝昌率艦隊赴朝，方伯謙指揮威遠號隨行，在這場事關清國榮譽的事件中立下功勞，李鴻章奏請爲其邀功，方伯謙也隨即成爲新購巡洋艦“濟遠”號管帶。
朝鮮東學黨起義爆發後，丁汝昌派“濟遠”、“超勇”二艦護送葉志超、聶士成軍赴牙山，以“濟遠”方伯謙爲隊長。後來證明，東學黨起義成爲甲午戰爭導火索，牙山戰役亦成爲甲午第一站，將運送兵員的重任交於方伯謙，足見對其的重視。事實上，剛一到朝鮮，方伯謙便已預料到這場戰爭的嚴峻性，他立即給李鴻章上書，提出聚艦迎戰，添置快艦等建議。但戰事風雲變幻，書信剛剛送上，戰爭便一觸即發。但歷史是殘酷的，雖然學歷和履歷無可厚非，方伯謙在甲午海戰中的不堪表現，卻徹底把他葬送。然而，時過境遷，誰都沒親身經歷過當年那場海戰，方伯謙表現如何，只能通過史料去了解，真真假假，多半隻能揣測。我們只知道，把方伯謙的脖子推到刀刃上的是李鴻章的一封奏摺：“查十九醜刻，濟遠先回旅，據稱船頭轟裂漏水，炮均不能施放，情有可疑。茲據丁汝昌查明，致遠擊沉後，該管駕方伯謙即先逃走，實屬臨陣退縮，應請旨將該副將即行正法，以肅軍紀。”這封奏摺一上，方伯謙第二天就被砍了腦袋。
李鴻章的奏摺既是處決狀，也是正史的蓋棺定論，一言既出，方伯謙立即成了人人唾罵的“逃兵”。然而，方伯謙究竟如何“臨陣退縮”，北洋水師並沒有拿出詳細的調查報告，方伯謙之死亦不是“法辦”，只是“聖意”。這就爲日後方伯謙的“翻案”提供了空間。據說，方伯謙在旅順黃金山被殺後，其夫人在北洋水師閩籍官兵及眷屬的協助下，穿了一件繡有一百個“冤”字的長袍，千里迢迢赴京告御狀，口口聲聲稱其夫是被“冤殺”。事實上，方家投身海軍的不僅方伯謙一人，據統計，方氏家族三代先後有10人服役於中國近代海軍，且多有成就，堪稱“海軍世家”。方伯謙之死無疑讓這個“海軍世家”蒙羞，因此家族後世無人認可方伯謙是逃兵的定論。
方伯謙無罪的三個“證據”
那麼，方伯謙無罪的證據呢？“濟遠”號的作戰記錄已經徹底被丁汝昌推翻，只能尋找旁證。第一個證據是一件“血衣”。據說方伯謙夫人上京喊冤時手裏一直攥着一件血衣，這件血衣是“濟遠”號大副沈壽昌的腦漿鮮血所染，當時，方伯謙就站在他身邊，親眼目睹了手下的慘死。衣服都被血染紅了，方伯謙還能是怯場的逃兵嗎？這件證物百年間被方伯謙後人反覆提及，以證方伯謙的勇武。第二個證據是光緒二十一年(1895)在上海刊印的《冤海述聞》一書，作者署名“冤海述聞客”。該書陳述了甲午海戰中的大量“內情”，其中多處提到方伯謙，爲其冤死鳴不平。比如，書中寫道：“嗟乎！濟遠船回時，不察情形，不經審訊，強加罪名，置之死地。獨不思濟遠受傷大小七十餘處，炮械壞不堪用，陣亡者七人、傷者十三人，皆有案可稽耶？且各船得回旅順者，其陣亡受傷尚不及濟遠之多，濟遠非逃，不辯自明。況當超勇、揚威焚，致遠、經遠猶在陣攻擊，衆目共睹，而督船爲全軍平日所屬，既無號令，又去其旗，牽動大局，果誰致之？”
第三個證據1981年在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發現的《盧氏甲午前後雜記》，該書作者系黃海海戰親歷者盧毓英。該書也提到“濟遠”作戰勇猛一事，“致遠既覆，超、揚既火，廣甲尤膽落，急返棹而逃。……濟遠當敵之衝，迎擊既久，炮多炸裂傾倒，無以應敵，於是亦逃。三樣證據最終都指向一個觀點，方伯謙之死無關戰爭，其率艦撤離是戰術考慮，完全無可厚非，但當時北洋水師在戰場上連受重創，李鴻章、丁汝昌爲轉移注意力，拿了方伯謙做替罪羊，頗有點曹操殺糧官王垕的意思。質疑：“方伯謙無罪論”恐爲杜撰但對於方伯謙無罪的這些證據，史學界褒貶不一。首先，“血衣”之證很難說明什麼問題。一些史學者認爲，不屑說是否存在這件“血衣”，即使存在，其情雖動人，卻很難說明什麼問題。衣服上的血也不是方伯謙的，只能證明大副沈壽昌死得壯烈。也許，方伯謙正是親眼見到戰友死的如此駭人，才魂飛魄散，撤退保命。
其次，《冤海述聞》雖然字字擲地有聲，但卻很難作爲標準史料參照。“冤海述聞客”的身份無法確定，有人憑藉其描述內容的身臨其境猜測，該書作者必是方伯謙的貼身隨從，所以可信度很高。但也不排除是有人委託寫手，根據當時北洋海軍的艦航海日誌等資料或講述的故事，再收集一些當時報刊報道和官方文書（邸報等）捏合而成。且書中多處說法也不能盡信，比如書中提到戰艦撤退的原因是“炮械全壞，無可應戰”。但根據戰後統計，黃海海戰中，“定遠”、“鎮遠”、“靖遠”、“來遠”等艦中彈皆超過百發，“濟遠”的中彈數卻只有區區15發。有論者據此質疑：“來遠”中彈225發，尚能夠堅持戰鬥到底，“濟遠”爲何不能呢？最後，《盧氏甲午前後雜記》的作者盧毓英雖然親歷了黃海海戰，但他當時的工作場地主要在艙內，根本沒有機會觀測到戰場上的真實情景，且其所言大部分都引自《冤海述聞》，真實性尚且存疑。因爲史料無法統一，多數史學者仍然認爲，對方伯謙的評價目前還是“維持原判”較好，至於其是否在海戰中真的恪盡職守，甚至勇猛無畏，只能等待更多研究成果和史證出來，才能下定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