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廣才，抗戰時期數十萬中國遠征軍裏最普通的一員。當年他躲過了槍林彈雨，從殘酷的戰場上幸運歸來，卻又身不由己被裹挾進大時代，身世浮沉、顛沛流離。無論在多艱苦的歲月裏，這位倔強的山東漢子堅信自己做了一件“最光榮的事”。)
飛越駝峯
1944年4月的某一天，我所在的部隊接到命令：馬上飛赴緬甸前線，參加對日作戰。當時，我在54軍50師師部任特務連連長，54軍軍長是方天，下轄第14師、第50師和第198師3個師，其中第14師和第50師被調到緬甸戰場，能成爲中國遠征軍的一員，我們每個人都深感自豪。
算起來，我們是中國派出的第二批遠征軍。1942年春，日軍進攻緬甸後，中國派遣5軍、6軍和66軍3個軍約10萬部隊，組成“中國遠征軍”，但是由於中方和美方指揮混亂，遠征軍遭受重大挫折，共損失5萬人，其中多半是在撤退途中死於飢餓和傷寒病疫。遠征失敗後，廖耀湘率領的新22師、孫立人率領的新38師退到印度，重新整編爲“中國駐印軍”，國內番號爲新一軍，軍長鄭洞國，史迪威任總指揮，在著名的印度蘭姆伽基地受訓。
1943年，史迪威發誓要捲土重來，重新打回緬甸，中國政府先是從國內調來胡素率領的新30師，之後又將 “中國駐印軍”代號“X”部隊，從緬北向緬中方向進攻；又在雲南組建了中國遠征軍，衛立煌任遠征軍司令官，代號“Y”部隊，從滇西渡怒江進攻騰衝、松山、龍陵向中緬邊境推進。
1943年，史迪威發誓要捲土重來，重新打回緬甸，中國政府先是從國內調來胡素率領的新30師，之後又將原54軍所轄第14師、第50師調入印緬戰場，以增強反攻力量，代號“X部隊”，從緬北向中國方向進攻；又在雲南組建了中國遠征軍，由衛立煌任遠征軍司令官，代號“Y部隊”，從滇西渡怒江進攻騰衝、松山、龍陵，向中緬邊境推進。
我們接到出發命令時，並不覺得突然。當時，軍隊裏經常向我們講緬甸戰場的形勢，我們早就做好隨時被派往前線的準備。而在雲南的祥雲機場一帶，美軍一個軍官訓練團專門訓練50師排長、連長學習熱帶叢林戰術和使用新式武器，比如“60炮”、“30步槍”和衝鋒槍。我也參加了這些訓練，回來後再教給士兵。叢林裏10米之外就看不見人，所以衝鋒槍很適合近距離作戰。我們還學習怎麼用專門打坦克用的戰防槍和火箭筒，這些武器我們以前從來沒見過，所以感覺特別新鮮。中國遠征軍司令衛立煌還來檢閱過我們，他戴個帽子、留個小鬍子的形象讓我記憶深刻。
當年我們飛越的正是那條著名的“駝峯”航線。這條航線從昆明到印度東北加蘭邦的汀江機場，全長840公里，要經過喜馬拉雅山東段羣峯，山峯起伏連綿，猶如駱駝峯背，故美軍稱之爲駝峯(The Hump)。“駝峯”航線高度在6000米到6500米之間，空氣稀薄，受氣流影響變化大，很多飛機因此墜到山谷裏，機毀人亡。“駝峯”又是日軍空軍和高炮控制區，又被稱爲“死亡航線”。通過“駝峯”航線，中國向印度運送境外對日作戰的遠征軍士兵，再從印度運回汽油、器械等戰爭物資。在1941年到1945年之間，援助中國的物資81%是通過“駝峯”空運，美國陸軍航空隊司令長官阿諾德將軍(General Henry Arnold)曾說，在駝峯航線中，飛機的損失率超過轟炸德國時的飛機損失率，“駝峯”航線堪稱“二戰”最偉大的空運行動之一。
當時運送中國士兵的是美國C46、C47運輸機，C46能裝22人，我坐的C47可容納40多人。C47是投入“駝峯”航線飛行最早的運輸機，登機前，我們還接受了短期跳傘訓練，但那時候好像我們對此並不重視，只知道飛機迫降的時候，跳下去，躲命就行了。
我坐的這架飛機是一位美國飛行員駕駛的。這也是我第一次坐飛機，好奇多於緊張。飛機越爬越高的時候，最大的感覺就是冷，冷得我直打哆嗦，聽說有的身體虛弱的中國兵，在飛機上就已經癱下去了；然後感覺呼吸困難，兩個耳朵也被震得受不得了，直到下飛機時也沒緩過來。
那時的感覺，就是現在所說的“躊躇滿志”吧。我記得到了營地駐紮好以後，還填了一首詞：
《念奴嬌·飛越駝峯》
穿越雲海，戰心切，大軍遠征印緬。
駝峯橫亙，聽說是，海拔萬仞險關。
敵炮轟隆，高寒抖顫，胸中烈火燃。
遙想當年英武，覓敵求殲，敢騎虎登山。
萬里擒賊囊物探，國威軍威赫顯。
戰地神遊，激情油然，重現當年。
疾風勁草，無愧吾生人間。
叢林生活
經過兩個小時的顛簸後，我們的部隊安全地降落到了印度的汀江(Dinjin)機場。汀江是離利多很近的一個機場，滇緬公路被切斷後，美國援華物資從美國海運到加爾各答，再由鐵路運到利多。因此，利多既是向國內空運的基地，也是反攻緬北的兵站基地。
我沒有想到，到達印度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機場搭建了一個臨時浴池，一位美軍軍官把我們帶過來，讓我們每個人都脫掉軍裝，卸掉揹包，於是大家都赤身裸體地走進浴池。20分鐘後，一聲命令，我們全體出浴，再排隊等醫生打防疫針——我後來才知道這個防疫針的作用，在後來奇襲密支那的戰鬥中，K分隊指揮官尼森上校在行軍途中死於斑疹傷寒，而中國官兵全都安然無恙，就是因爲我們在機場都注射了傳染病疫苗。洗澡消毒後，我們每人換上了新軍服。新軍服是米黃色的，與英軍一樣。又發給我們每人一張毛毯、蚊帳、防蚊面罩、一瓶防蚊油、一盒防螞蟥666粉等；然後更換美式武器，因爲之前在雲南已經有美軍軍官教過我們，所以對這些武器並不陌生。
拿完這些東西后，我突然看到前面有一堆熊熊燃燒的大火，裏面燒着的，正是我們浴前脫掉的那些軍服和揹包——雖然我們在國內的裝備很差，但出國前還是給我們每個人換了一身嶄新的軍裝，畢竟我們出去代表着中國軍人的形象，所以我看到剛發的這些軍服就被燒掉了，很是心疼了一陣。當然後來才理解這是爲了防疫而必須的措施。
由於戰爭形勢緊迫，我們在汀江沒有停留，馬上換乘另一架運輸機直飛孟關。孟關是緬甸北部的另一個重要基地，不久前被新38師和新22師攻下。這裏也飽受戰火摧殘，剛下飛機，就看到機場附近到處是遺棄的彈殼和燒焦的樹木。
來機場接我們的是一輛十輪大卡車，很快把我們拉進一大片密不見日的大森林裏，大約半個小時後，汽車停下來，有人告訴我們營地到了。我下車一看，除了參天大樹，什麼也看不到，只看到一條清澈見底的小溪，我們的飲水問題就靠它來解決了。
飯後，每個班都領到刀、斧、鋸，這是在叢林裏作戰、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我們於是在樹林裏開闢一片空地，搭起簡易帳篷。營地周圍一片寂靜，除了我們彼此的說話聲外，唯一能聽到的就是樹上羣猴的吼叫聲，一直叫個不停。
叢林生活對我們是完全陌生的，空曠的熱帶叢林什麼也看不到，多少都有些寂寞、恐懼感。有時夜裏睡覺，某個士兵會突然在夢中大叫起來，其他人被驚醒之後，也都跟着叫起來，在深更半夜的叢林裏聽着更恐怖。現在想起來，那是不適應叢林生活而產生的心理障礙，但我們當時也不懂那麼多，稱之爲“鬧營”，不過鬧一陣子也就好了。
雨季來臨的時候，天天下雨，眼看着一朵雲飄過來就會下一陣子雨，有時感覺似乎是一天有無數朵雲飄過來，一天要下無數次的雨。記得我們攻下密支那時，正趕上雨季，伊洛瓦底江的水便漫了上來，地面不能睡了，我們就睡在吊牀上，行軍打仗就是這樣。
到了緬甸，生活改善了許多，我們終於可以吃飽，而且可以天天吃到肉了。主要是美軍的牛肉罐頭，但時間長了，又覺得很膩，長期吃不到青菜，我們有時出去挖野菜吃，但能找到的野菜也有限。美軍會定期用直升機空投物資，空投前我們先找個空場，在上面擺個布板，布板顏色不一樣，表明空投的東西不一樣：我記得空投食品時用的是白色的布板，而投彈藥和武器時則是其他顏色。因爲一切物資都是由美國空投過來的，所以在印緬戰場，我們結束了埋鍋造飯的歷史。
協同作戰
在緬甸戰場，讓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美軍在各方面所體現出來的優勢。60年前，中美兩國國力差距懸殊，體現在軍隊方面更如此。
第一個讓我驚奇的是美軍的工程機械化程度。那時候，美軍就已經開始使用大批推土機、挖掘機，所以工程進展非常快，基本上部隊打到哪裏，公路就已經修到了哪裏。我們到達孟關後走的中印公路，就是1943年春開始修築的。兩個美國工兵團和兩個中國工兵團，以及大量印度工人蔘與其中，而我們當時還是用鏟子、錘子等最原始的工具，所以這一路讓我們大開眼界。
我們那時候也確實感覺到美軍機械化的優勢：比如攻到伊洛瓦底江邊，只要找到船，他們馬上就能裝好發動機將船開動；遇到河流，美軍也會迅速在幾天內架好橋樑，效率非常高。美方還配備專門的修理所，修理這些機器。
我印象深刻的，還有美方給每個步兵連都發了一部Walkie-talkie Radio，我們當時叫它“步聲機”，那時的步聲機體積很大，要背在身上。這對行軍、作戰先頭部隊向後面指揮官傳達信息十分有利。美國軍隊在60年前就有這樣的通訊器材，不過遺憾的是，中國士兵普遍文化素質低，都不會用這種先進的儀器，幾天後，這些步話機都被送進倉庫束之高閣了。
美國人非常重視戰前準備，對敵情、作戰地形都做好充分準備。在攻打西保前，他們不但給連以上軍官都配備了五萬分之一的大比例地形圖，還發了一份空中攝影圖。我記得攝影圖十分清晰，可以清楚看到地面上的街道、房屋、樹木等，而此前中國師長用的還是比例尺爲二十萬分之一的橡膠地圖。
從師部到營部，都配有一個美軍聯絡官，他們傳達中美軍隊要求、溝通雙方情況。師部一級的聯絡官還有軍事指揮權，我們師部的聯絡官是一位上校，我們都叫他Colonel。
中國軍隊傳統的供應和補給是由軍需處提供的，每發放一級，就被剋扣一層。不知是否因爲對中國軍隊的情況比較瞭解，在這裏，後勤供應都是由美軍聯絡官直接補給到連隊的，這樣避免了中轉單位的盤剝，也顯示出美軍組織的精簡有效。我們到達營地時，許多美軍聯絡官已經先到那了，連司務長很快就領到大米、牛肉罐頭等，我們很快吃了飯。美軍作戰補充非常好，每場戰役前會加強後勤補給，吃的都比平時豐盛很多；而從戰場上下來以後，又馬上把被服、彈藥補充上去，隨時作戰、隨時補充，後勤補給非常完善。
在國內時，我們的軍紀就要求得比較嚴格，平時軍紀扣都要扣好，走路也要挺直腰板非常規整——這個習慣我一直保持到了現在。國民黨部隊從來不留頭髮，都要剃成光頭，每個連裏有個理髮兵，每隔一段時間就給大家集體理髮。
中國駐印軍的總指揮是史迪威將軍，他喜歡到戰地巡視，所以我們下級軍官也有機會見到他。史迪威經常揹着衝鋒槍深入第一線，甚至和士兵一起作戰，所以下面的士兵都很喜歡他，但聽說和中國軍方的上層關係不好。我們是下級軍官，對上層的事情瞭解得不多，只覺得有些事情比較蹊蹺：有一次，54軍代軍長闕漢騫到緬甸前線，我們還組織儀仗隊歡迎過他，但沒幾天闕漢騫就打道回府了。後來聽說是史迪威不歡迎他，史迪威願意直接指揮到團。
參加會戰的英軍36師除了軍官是英國人外，士兵全部是印度人，因爲英國人在印度有多年的殖民統治，印度士兵從服裝到裝備基本上都跟英軍一樣，這也讓他們有優越感，所以我感覺印度士兵對中國軍人多少有些看不起。不過也難怪，我們那時的裝備、整個國力都那麼差，有什麼資本讓人家瞧得起呢？在這個戰場上，有英國人、美國人、印度人、緬甸人和中國人，我深切地感受到：這是一場真正的國際反法西斯戰爭。
在我感覺中，美國士兵對我們還是比較友好的。美國大兵喜歡抽駱駝牌香菸，有時遞給我們，但中國人很少抽。雖然都屬於協同作戰的友軍，平時也難免有點小矛盾。有一次，連裏的一個士兵和美軍工兵團的一個黑人發生了點爭執，他覺得那位美國人看不起他，回來告訴我，我那時正年輕，血氣方剛，聽說自己的弟兄受了氣，就要衝過去找對方論理，結果美國聯絡官出來把我勸住，又是送煙又是送餅乾讓我消消氣。好在師長潘裕昆得知後也沒有處分我，我後來想，也是自己年輕太沖動了——人家是來幫我們的，我們怎麼能和人家打架？
奇襲密支那
到達孟關不久，我們50師的150團就被抽調進特遣隊，參加著名的奇襲密支那戰役。我的身份是50師師部特務連連長，在攻擊密支那期間，我們特務連要緊隨師部，擔負搜索、警戒任務，一般情況下很少直接參加戰鬥。但是因爲有16期的黃埔同學在150團，所以我格外關注戰爭的進展。
特遣隊由3個團組成，除了我們師的150團外，還有新30師的88團以及美軍5307團。除此外，還有一支約300人的緬甸克欽族野人別動隊。特遣隊由美軍梅利爾准將統轄，分爲K、H、M三個戰鬥隊，都由美軍軍官指揮。
我還記得150團出發那天，電閃雷鳴、大雨滂沱，似乎預示着這將是一場極爲艱難的戰役。因爲行動隊行蹤絕對保密，不能空投補給，所以每個士兵出發前都帶足半個月的乾糧和必需藥品。
從地圖上看，孟關到密支那的直線距離頂多有200公里，但其路途之複雜程度遠不是我們所能想象。它與孟關之前隔着兩道大山、一條河谷，過孟拱河谷又得翻越更爲險峻的苦蠻山脈才能進入伊洛瓦底流域，沿途都是一望無際的原始森林，地形十分隱蔽，往往是等發現敵人時，幾乎就已經是“面面相覷”了。
5月上旬，特遣隊進入苦蠻山脈。這裏山巒起伏，峭壁林立，行動十分困難，有時只能手腳並用地爬行，有時不得不在石壁上鑿出臺階，以供攀援。輜重連和迫擊炮連行動更爲困難，騾馬和人往往不能在一條路上行進，爲了繞過一個懸崖峭壁要繞很遠的路。上坡時，騾馬走不動，人要扛着馬屁股走；下坡更難，得有人走在前面頂住騾馬前胛，後面有人拽着馬尾巴，以防墜入山谷。即便如此，還是有超過一半的騾馬累死或摔死在沿途中。
因爲行軍艱難，走在先頭的美軍有時丟棄掉武器和重裝備，後來我們聽到參加戰役的戰友們講起這個情況，覺得既奇怪又可惜。這也許體現了中美兩國國情不同，在美軍方面，以保障人的生命爲第一考慮；而在中國軍人眼裏，武器即生命，絕對不允許隨便丟掉武器。
H分隊的150團行動迅速，5月16日，他們已經祕密潛伏在密支那西機場。17日上午，美軍50多架飛機猛烈轟炸，日軍全部爬出掩體工事，暴露在我們的槍口下。150團突然發動襲擊，守衛機場的300多名日軍及其指揮官平井中左全部被殲滅。亨特上校在密支那機場的跑道上向史迪威發出了無線電密碼信號——“威尼斯商人”，意思是“我軍已佔領機場，運輸機可以降落”。當天下午，100多架道格拉斯式飛機拖着滑翔機，穿雲破霧，飛臨密支那上空，第一個航次就把新30師89團、美軍819航空大隊空運到機場，加強對密支那機場的佔領。
奇襲密支那，是史迪威最爲冒險、也最成功的軍事行動。佔領密支那機場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從此中美的空中補給，不必再繞行兇險的駝峯航線，而改經密支那中轉，不但縮短了航線，也降低了飛行高度。
密支那戰略地位如此特殊，所以日軍也調來大量增援部隊，拼死反攻。我們的部隊曾攻佔了密支那市區，但又被日本人反撲過來，一直處於膠着狀態。中國士兵傷亡巨大，我在戰幹團的3個同學都犧牲在密支那。史迪威對密支那戰況十分焦急，先後撤換4個美國聯絡官，最後迫於無奈，只能啓用中國高級將領，新30師師長鬍素、50師師長潘裕昆都被調來前線指揮自己的軍隊。
7月18日，中、美軍隊轉入密支那街區巷戰，日軍被壓縮到城北的最後陣地。50師師長潘裕昆挑選了100多名戰士組成“決戰敢死隊”，在當地華僑帶領下，冒雨繞到日軍背後。腹背受敵的日軍意志終於崩潰，殘兵惶恐地逃出戰壕，用竹筏泅水渡過伊洛瓦底江，向八莫方向潰退。最高指揮官水上源藏被逼到江邊的一棵大樹下拔槍自殺。歷時80天的密支那攻堅戰終於宣告結束，中國軍人以上萬名官兵的寶貴生命，一雪兩年前兵敗緬甸的前恥，也換來了整個亞洲戰場具有戰略轉折性意義的勝利。
重生之路
打完西保之後，在一次訓練中，一個士兵不小心踩上了日軍埋下的地雷引起爆炸，當場死傷幾名士兵，我受了重傷。衛生隊立即用擔架把我擡進美軍野戰醫院，進行緊急搶救。剛開始我還能覺察自己躺在手術檯上，但很快就被全身麻醉完全沒了知覺。
第二天清醒後，醫生告訴我：彈片由右肋穿進體內，他們從右下腹切開10釐米，取出彈片，消毒、縫合、包紮等一系列手術處理；右下肢膝關節窩也有彈片穿進。好在這些彈片沒有擊中臟器要害。
清晨一早，醫院用救護車把我送進密支那後方醫院。那時密支那剛被我們攻佔，還來不及建一座綜合型的完整醫院，所以只能根據傷員的傷情，按輕傷、重傷、截肢等不同類型，分散建立不同類型簡易醫院。我住的臨時醫院遠離市區，只是臨時搭建了幾間帳篷，醫務人員少，傷員也沒有幾個。
讓我印象很深的一點是，密支那戰地醫院都是男性美國人——我後來聽說是因爲史迪威拒絕中美政府派女性工作人員來印緬戰場。所以起初我根本分不出誰是醫生、誰是護士、誰是業務人員。這些美國人都表情嚴肅、不愛講話。專職給我換藥、送內服藥的，是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態度非常和藹，我猜想他應該是位護士，我就用一些簡單英語與他交流。時間久了，我們慢慢熟悉起來，有一次他還拿出妻子的照片給我看，還勸我禮拜天去教堂做禮拜。
在醫院的精心護理下，我的傷很快痊癒。一天早上，我乘坐專供醫院運送傷員的飛機，從密支那起飛，飛回50師師部在臘戍的駐地。師長潘裕昆還特地指示副官處處長髮給我一份校官伙食，以便早日康復。
1945年5月，我們作爲最後一批遠征軍回國，回國的時候，沿途看到的都是激動的老百姓，以各種方式來歡迎歸來的抗戰英雄，我那時候覺得我的人生已到達最輝煌的頂端。在南寧待了一段時間，部隊又向雷州半島出發，準備與日軍在那裏交戰。行軍到廣西貴縣時，突然聽說日本投降的消息，我長舒一口氣，覺得好日子終於來了，我終於可以有機會好好孝敬多年未見的老母親了。那時候我最大的心願就是盼望國共和談成功，可別打了，也不想打了，打了八年抗戰，別再中國人跟自己人打。
結果後來沒談成，在東北戰場，我們稀裏糊塗地就被打垮了。思考再三，我選擇了投誠，不久，我被安排送往位於撫順的解放軍軍官教導團進行思想改造。在那裏，我見到了遠征軍的很多高級將領，廖耀湘、鄭洞國、周福成等，我們的身份都“平等”了。在教導團裏，主要讓我們這些下級軍官學習技術。半年後，教導團幾次爭取我，要我加入解放軍參加淮海戰役，我拒絕了。我想，我參加國民黨跟共產黨打仗，我再參加共產黨跟國民黨打仗，我這個人太無價值了。所以我堅持回到地方去。
在經過思想改造後，我拿着軍管會給的一紙“安順良民”的鑑定，回到瀋陽，並與久別的妻子重逢。1952年，我接到了東北工學院接納我爲正式工的通知。我利用晚上讀夜大，代數、幾何、物理、化學這些基礎課我都學了，我似乎覺得生活又充滿了希望。
我以爲自己真的獲得了重生，但我很快就知道，這不過是個錯覺。一年後的一天，我接到被學校開除的通知，是“隱瞞歷史”。不久，妻子也提出離婚，但離婚申請沒有得到上級的批准。
那時候，我的女兒還小，我不忍心把孩子拋下，就拉小車、出苦力，給人家東拉西拉。我半夜跑到瀋陽聯營公司排隊蹬車，天一亮就在那等車，幫人家拉貨。我記得爬南站的天橋時，爬着爬着就流血，口吐血……難以想象那時生活之艱難。
1958年，我到北京學習中醫，那時候北京市開始清理“社會渣滓”，“殘渣餘孽”都要一網打盡。大年三十那一天，我被抓去送到清河參加勞動教養。
我在清河農場一關就是6年，其間，妻子再次提出了離婚，此時，我已經沒有任何能力去左右我的命運。我也不怨她，誰願意和一個“反革命”生活呢？在農場搞勞動，就是種地開渠築壩，清河農場那些堤壩都是我們築起來的；灌溉，在農田種水稻，我會插秧，每天彎着腰插秧，累得要死，大躍進的時候每天挖地都要挖到半夜零點。
1965年，勞改結束，我被遣回原籍，開始接受監督改造。這也是我1938年離家逃難後，第一次回到家鄉、第一次與母親見面。沒想到時隔20多年後，我竟然以這樣一種身份與母親相見，而她和哥哥也都拒絕認我這個“歷史反革命”。我覺得此生最對不起的人便是我的母親，在我很小的時候她便守寡，日本投降後，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從此可以好好孝敬我的老母親了，可是直到她1968年去世時，我還是一個她不能接受的“反革命”……
不久，街道上動員下放，我想這也是一個機會，於是我報了名，一個人插隊落戶，每天掏大糞、養豬、種棉花，我一人身兼三職，倒也養活了自己。憑藉着當年參加遠征軍時候從美軍那裏學的英語和自己多年的積累，60多歲時，我在村裏當上了一名中學英語老師。我一直住在村裏的一間茅草屋裏，一住就是20年，直到1980年1月，“歷史反革命”的帽子才最終摘掉。1988年，我和分隔23年的女兒才第一次見上面。
即便最艱難的時候，我也從來沒有後悔過，我一直堅信，我沒有做錯什麼，作爲遠征軍的一員參加對日作戰，是我這一生中最光榮的事。2008年11月，我和另外兩位參加過遠征軍的抗戰老兵，來到雲南重新回顧滇西戰場時，我幾次忍不住老淚縱橫。慶幸的是，如今，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重新審視這段歷史。我相信，它不僅僅是我內心深處永不褪色的記憶，也將會是我們這個民族一段永不褪色的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