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北戰場,襲擊日軍列車是抗日抵抗力量的一種重要作戰方式，但是，得以明確在現場留下影像的並不太多 – 所幸，日本的攝影記者給其國內刊物提供的照片，如今成了中國軍民抗擊入侵者的證據。
對日僞軍來說，哈爾濱周圍的鐵路沿線實在是個不安穩的地方，日軍進攻哈爾濱時，其軍列在雙城遇襲，長谷部旅團長險些被摔死;在和一面坡方向義勇軍交戰的時候，運兵車又在成高子被顛覆，人員死傷慘重。1934年8月30日夜，平地一聲雷，哈爾濱以南四十二公里的鐵道線上，日僞11次快速列車行進間又突遭襲擊。
大約因爲這次戰鬥並非發生在全面抗戰之後，在我國，知道這次襲擊的人不多。但是，當筆者翻閱當年的日方記載時，才發現這一事件在日本輿論中引發的震動，其報道宛若一個東北版的“臨城火車大劫案”。可惜的是，我們知道此戰的重大影響時，時間已經過去了七十多年。
所謂牆裏開花牆外香，也許指的就是這種現象。
日本《朝日畫報》雜誌在1934年10月號上用整整一頁，以照片新聞的方式對這一事件進行了報道，標題爲《“匪賊”襲擊列車 -- 北鐵南部線上的大難》。文中這樣描述此次事件：
“八月三十日夜晚九點五十分從哈爾濱發前往新京的北鐵南部線特快旅客列車，在同夜零時四十五分左右，於五家和雙城壁之間的‘安西店’緊急停車站附近行進之時，由於‘匪賊’破壞軌道，導致車輛出軌傾覆。火車機車和其後的四節四等客車被毀。與此同時，預先設伏的‘匪賊’立即向停止的列車發起了猛烈攻擊，與押車的日本警乘兵發生激戰，雙方的戰鬥持續了一個小時…… 在這次襲擊中，日方當場有十人死亡，十數名重傷。日本資源調查局的專員藤澤技師，事務官內田，(僞)吉林省公署駐哈爾濱官員村上條太郎等被‘匪賊’作爲人質抓去。‘
值得注意的是，事件發生後，駐哈爾濱的日僞軍緊急出動，搜尋襲擊了列車的抗日抵抗部隊 – 這本身並不奇怪，問題是日僞軍出動的部隊不但有普通軍警，而且包括了駐哈爾濱的飛行隊，甚至還動用了“廣慶”“江寧”兩艘軍艦。
海陸空三軍一齊出動，這樣的陣仗可謂如臨大敵，出動如此豪華的陣容應對一起襲擊列車事件，其中是否有些特別的原因?
這是因爲當時襲擊日僞列車事件頗爲頻繁。僞《大同報》曾報道：鐵路沿線1934年3-9月遇“匪”180次，10月，增加到534 次，受影響者61，350人，其中哈爾濱附近竟達127次，受影響者16，900人。甚至就在這起事件之前一個月，還有義勇軍在哈爾濱和一面坡之間打了一列火車。根據1934年7月30日僞滿《大同報》報道：“28日上午8時40分，北鐵東部線由一面坡開往哈爾濱之第三旅客列車，行至烏吉密河東方一公里附近，線路被‘匪’破壞，機車、行李車、郵車、三等客車各顛履一輛，二等車倖免……”
如果每次都是這樣海陸空一起上陣，日僞軍根本沒有足夠兵力應付義勇軍對列車的襲擊。
從《朝日畫報》的報道不甚容易看出究竟，但查閱《滿洲國警察小史》和《滿洲事變忠勇錄》後，我們發現，這次被襲擊的第十一次列車，有點兒特別。
文中的“北鐵南部線”，實際指的是原俄屬中長鐵路哈爾濱至長春段。1905年日俄戰爭後，日軍控制了長春以南的鐵路系統，稱爲“南滿鐵路”。但長春以北的鐵路仍爲俄羅斯(一戰後爲蘇聯)所控制。日軍侵佔東北後，蘇聯同意與僞滿共同經營這段鐵路，日僞將其稱爲“北滿鐵路”，這部分鐵路的主幹狀似“丁”字，一橫從滿洲里橫貫東北至綏芬河，以哈爾濱爲界，東側被稱爲“北鐵東部線”，西側被稱爲“北鐵西部線”，一豎從哈爾濱至長春，被稱爲“北鐵南部線”。這列十一次列車從哈爾濱發車，其第六節以後的車廂，是從自滿洲里入境的104次國際列車直接轉掛的，因此其車上有大量外國乘客，這列全線在僞滿內部的列車也有了國際列車的性質。同時，還有一個來自日本的“愛媛縣北滿考察團”從哈爾濱上車，正準備到新京 – 也就是長春去謁見僞滿皇帝溥儀。正是因爲有這個考察團的警衛人員，日軍押車的警乘部隊實力大漲，才能和抵抗部隊交戰一小時之久。
結果還是沒能頂住，這些外國乘客和來自日本的考察團員共計八十餘人，全部被中國抵抗力量俘虜抓走。
本來，進入1934年之後，至少在哈爾濱等大城市近郊日軍感到自己已經逐漸控制住了局面。這是因爲隨着最後一塊根據地呼倫貝爾的淪陷，李杜，丁超等高級將領或走或降，吉黑兩省的義勇軍力量大大削弱。在平坦寬闊的鬆嫩平原上，日軍的機械化，重武器優勢明顯，義勇軍部隊難以對抗，殘軍開始轉入邊遠的下江等地區堅持抗戰。戰鬥似乎在遠離各個大城市。哈爾濱市國際城市，而新京(長春)則是僞滿的“國都”。抓了數量如此之大的外國人和日本考察團員，這次事件的影響可想而知。考慮到其在國際國內必將引發的巨大震撼，難怪日軍在哈爾濱的軍政大員們驚恐萬狀，把所有能使用的部隊都派出去了。
這個時候，是誰這樣膽大包天，竟敢在這兩個僞滿統治的中心之間幹出這樣一次震驚中外的行動呢?
用我們河北老家的話說，這是猴嘴裏掏棗的活計阿。
當時在這一帶堅持抗日的若是籠統來算，都是義勇軍，然而，這支“義勇軍”在作戰的時候卻頗有些古怪，若是仔細看他們的所作所爲，會讓我們有似曾相識之感。
薩曾在日本發現多枚抗日武裝襲擊日軍列車的照片，但有的很容易就能判明是哪支部隊打的。
比如，這張《滿矇事變大寫真帖》中的照片，標明是在柳河溝西側兩公里處被襲擊顛覆的日軍軍列
打了這場勝仗的部隊很容易就被查出，那是遼西義勇軍高振鵬部的傑作。
高振鵬，是遼東黑道的“總瓢把子” -- 這種稱呼通常只能在武俠小說中見到 -- 報號老梯子。九一八事變時正因官軍圍剿負傷在瀋陽治療，當即返鄉拉起一支號稱“鎮北軍”的抗日武裝，此時不過是九月二十七日。“老梯子”後被任命爲義勇軍12路騎兵支隊司令，與日軍多次發生激烈戰鬥。1932年2月，大漢奸張海鵬試圖招降“老梯子”，他拿到槍械就再次起事，隨即在柳河溝伏擊日軍壓道車，斃傷日軍十餘人，便是此戰。
對於雙城這次戰鬥，僞滿《大同報》報道，內有“8月30日晚11時，由哈開往新京之小票車，於11時20分駛至五家子南10餘里地點，列車突然出軌，是時附近田地中‘鬍匪’70名蜂擁而上與車上警備兵交戰。其詳情因電線割斷至31日午刻尚未明白。”並稱其爲“有計劃之行事，襲擊手段極有組織，所用武器極精巧，猛烈無比，只襲日人，滿俄人未受害，並無掠奪行爲”。
其破壞鐵路的手段，根據日方報道，是採取拆掉固定鐵軌的道釘，使列車開來時由於鐵軌鬆脫而出軌傾覆的方式，這種方法由於被破壞的鐵軌外觀毫無異樣，具有很強的欺騙性，而且由於破壞的工程量小，比在鐵軌下放置炸藥，在鐵軌上放置岩石，大樹等做法更爲簡潔有效。
組織嚴密，而且除了打日本人以外秋毫無犯，這樣具有嚴格紀律的“鬍匪”實在不多見，打票車先掐電話線，倒有幾分老八路的風範。
難道是鐵道游擊隊出了關?
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別說後來活躍在魯南鐵路上的鐵道游擊隊，連八路軍此時都還沒有建立呢。
但兩年以前另一起傾覆日軍軍列事件的破壞手法與其幾乎如出一轍。這就是趙尚志1932年4月組織的成高子襲擊戰。在那次行動中，第一次襲擊曾試圖用炸藥炸燬鐵路，由於信管失靈而失敗。趙尚志接手後，採用了破壞鐵軌固定道釘的方式，使日軍征討義勇軍的“凱旋列車”翻覆爆炸，日方報道造成“日本軍五十餘人慘死”，比打哈爾濱損失還大。
同樣的手法，同樣選擇哈爾濱周邊的鐵道線做文章，同樣打的目標具有很高的重要性，只是成高子襲擊戰沒有預先埋伏的部隊擴大戰果。看到這樣多的相似，不懂得打仗的人都會問 -- 這一仗，會不會又是趙尚志乾的?
趙尚志此時，正好率領哈東支隊(東北抗日聯軍第三軍的前身)在哈爾濱以東地區活動，其作戰範圍包括了雙城。根據黑龍江文化網資料，在我方戰史記載(據稱出自《東北抗戰實錄》，但查其文未見對此戰的描述，當是其他資料)中，哈東支隊這期間的一次戰鬥與這次襲擊十分相似。
根據黑龍江文化網的資料，1934年8月30日晚0時許，東北反日遊擊隊哈東支隊襲擊日軍列車。在趙尚志司令的率領下，哈東支隊破壞了中東鐵路雙城堡至五家子車站之間安西站附近的一段鐵軌。當時從哈爾濱開往長春的第十一次旅客列車路經此處時脫軌，造成蒸汽機車和後面四節車廂側翻。埋伏在附近高粱地裏的哈東支隊游擊隊員，對列車上日軍乘坐的警備車和臥輔車發動進攻。給敵造成較大傷亡。當雙城僞滿軍第二十三團第二營和五家子駐屯軍等日僞軍趕來增援時，哈東支隊已經撤離。”
但是，在孔令波先生《1934年東北抗日義勇軍的戰鬥及作用研究》中，也有一條記載，認爲是兩支義勇軍部隊合作，完成了這次襲擊 – “8月30日晚11時，11次列車在距哈爾濱42公里處，突然遭義勇軍五省、長海等百人襲擊，火車脫軌，日僞軍死10人、傷35人，車內有日本璦璦縣北滿考察團80餘人，無一倖免。”、
襲擊日軍列車的到底是趙尚志的部隊，還是義勇軍呢?
有一個細節可以確認這次襲擊應是趙尚志所屬的哈東支隊所爲 -- 《朝日畫報》雖然提到襲擊發生在五家和雙城(雙城壁，雙城堡都是當時對雙城的稱呼)之間，但戰鬥的具體地點並無漢字標註，只有日文假名拼寫“アンシデン(發音“安西店”)”並說明這是個緊急情況下才停車的小站，看來，報道這一事件的新聞記者也搞不清戰鬥的具體發生地點，只能根據採訪所得進行音譯。而我方明確記錄破壞鐵軌的地點在“安西站”附近 – 看地圖，今天雙城和五家之間確有安西鎮其地，在鐵道的東側。如此，日文報道中的アンシデン，實際上應該就是“安西鎮”。中日描述的戰鬥中不約而同提到“安西”這個地方，這一襲擊的時間，地點就都吻合了。考慮到雙方不可能互相參照，這不可能是巧合。而中方資料中還有日僞軍出動部隊的序列，這是日方報道中沒有的。
但是，義勇軍部隊襲擊列車的記錄中也有非常準確的，其中提到了日本的考察團，雖然把愛媛縣地名寫錯，但提到的人數恰好和日軍提到被抓人數相符。這些，是《東北抗戰實錄》中不曾有的。
也許，兩個記載都是正確的，解開這個謎團的鑰匙，就在記載中襲擊了日軍列車的義勇軍指揮官 –“-五省”的身上。
兩名提到的義勇軍指揮官中，“長海”很可能是孫長海，並不是一個有名的首領，而“五省”的名氣就大多了。
不知道?單獨提“五省”，其名氣還不是很大，但是，“十三省”呢?
“爺爺生來不信邪，敢把天地扯半截，松花江是咱孃家的客，興安嶺是咱親生的爹，頭上頂着關東冒煙雪，一嗓子吼出個十三省，一嗓子吼出十三個爺。”
前些日子有一個描述東北抗聯的電視劇十分火爆，名叫《十三省》，講的是十三名抗聯幹部奉命以“結綹子”的方式，裝扮成土匪開展抗日的傳奇故事，情節頗爲緊張激烈，尤其是其中一首主題曲確實有點兒蕩氣迴腸的感覺。
電視連續劇的內容大多是虛構的，但在當年的抗日戰場上，真的有一夥被稱作“十三省”的抗日武裝，在黑龍江頗有名氣。其中，“五省”就是十三人中排行第五的耿殿臣，而他們的領袖，則是報號“三省”的耿殿君。兩人都是從山東到東北湯原縣黑金河礦淘金的工人，1932年受愛國熱情感染參加了共產黨人宋學文主持的肇源抗日救國會，後來都成爲東北抗日聯軍的重要幹部，“三省”耿殿君最後的職務是東北抗日聯軍第六軍第十二團團長，“五省”耿殿臣的職務，據說是第三路軍十二支隊參謀長(未見正史記載)，兩人都在和日軍的作戰中犧牲。
關於十三省的形成，有不同的說法，一種說法認爲他們是在東北抗日聯軍於下江地區遇到極大困難時，由李兆麟派到三肇地區爲西征打前站的一批幹部，另一種說法認爲他們都是肇源救國會的成員，肇源抗日救國會成立的當天，一起在“九省”孫玉亭家舉行了磕頭儀式。
對於這兩種說法哪個是真並無定論。呼蘭學者王澤生考證耿殿君確曾參加過抗聯的西征，但李兆麟負責西征工作在1938年以後，所以，若耿殿君確曾爲西征打前站，其時間不可能早於1938年。而抗聯歷史專家史義軍考證耿殿君在1939年就犧牲於克山縣張信屯，並曾親自到他的犧牲地考察。以此看來，“十三省”的報號若是出現在1938年，則其活躍期不過一年多，似乎不大可能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同時，“十三省”中包括多名地下工作者，有的開店，有的擔任僞警察，有的是走方郎中，明顯都在敵佔區紮了根，這似乎也不是可以倉促間實現的。因此，“十三省”的報號出現在1932年肇源抗日救國會成立的時候，似乎更符合邏輯。
日僞檔案也對這一說法比較有利。在《滿洲國警察小史》中屬於“十三省”系列報號的抗日武裝，1936年前被記錄和日軍作戰的就包括了“三省”，“五省”和“九省”，若說是巧合則多少有些難以置信。
筆者對這一問題的推測是 – “十三省”是1932年肇源抗日救國會成立時出現的報號，由於當時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還在萌芽，因此這個抗日團體的性質仍屬於義勇軍。十三名成員此後可能走了不同的道路，其中至少耿殿君，耿殿臣等率領的部隊接受了共產黨的領導，成爲趙尚志部抗聯第三軍的一部分，他們兩人也最終成長爲東北抗日聯軍的黨員幹部。1936年趙尚志率第三軍主力前往湯原與夏雲階的部隊會合，並開闢下江遊擊根據地，推測“十三省”中參加東北抗日聯軍的成員如耿氏兄弟此時也隨軍前往。而耿殿君爲西征打前站很可能也確有其事，但並非帶着扮裝成土匪的“十三省”去三肇地區開展工作，而是率領十二團前出三肇，在留在當地的“十三省”兄弟的支持下打開局面。
無論如何，“十三省”都是受到共產黨影響甚深的抗日武裝，而且在抵抗侵略的戰爭中表現堅定，大部分後來犧牲在這場民族解放戰爭中。時隔六十年，事隔60年後，“十三省”中耿殿君，耿殿臣等犧牲的十人被追認爲革命烈士。
在哈東支隊時期，趙尚志頂着上級錯誤的極左指示，實際上已經有了建立統一戰線的雛形。他採取了較爲靈活的態度對待周圍的義勇軍和山林隊，不但其隊伍不但含有大量地方武裝，而且經常和義勇軍聯合組織作戰。
雙城11次列車傾覆襲擊發生的時候，趙尚志本人似應不在現場。哈東支隊共分三個總隊，趙尚志當時帶第一總隊，第二總隊一部，總部和炮隊，騎兵隊等在賓縣活動，第二總隊政委馬宏力則率該總隊一部分人員到雙城等道南地區活動，第三總隊活動於道北延壽方正一帶。這次戰鬥從活動區域看更像是第二總隊所爲。由於哈東支隊總兵力不過四百五十人，每個總隊的人數不過百人，馬宏力率領的又並不是第二總隊全部，僅幾十名官兵試圖襲擊一列國際列車似乎有些兵力單薄。所以，以趙尚志部一貫的作戰習慣而言，聯合五省，長海兩支義勇軍共同行動是合理的 – 更何況以“五省”耿殿臣而言，他的部隊要麼是受到共產黨的影響，半紅半白的隊伍，要麼乾脆就是他以地下黨員身份領導的，在戰鬥中能夠和哈東支隊有效配合是正常的。
值得一提的是日方對這次國際列車襲擊事件結局的報道 – 日軍出動海陸空軍百般搜尋，直到三天後的九月二日，纔在金亮子(地點不詳)救回了全部人質，據說還和抗日武裝打了一仗，卻又似乎雙方均無損傷……
所謂鑼鼓聽音，其實，一個“全部人質”都被救回，就已經說明了問題 – 若是雙方發生交火，人質是不可能毫髮無傷的，就是今天的特種部隊也做不到。
《朝日畫報》中日僞軍在金亮子找到的外國人質在廣慶號炮艦上合影，其驚魂未定猶可分辨
唯一的解釋就是抗日武裝釋放了這些外國人質 – 也包括了日方的非戰鬥人員。抓到外國人後，讓他們瞭解中國人的抵抗，然後將他們釋放，是當時東北抗日武裝的一種慣例。
這種國際影響，是抗戰的東北軍民極爲需要的。日軍可以拿回人質，卻無法消除這樣的影響。只有這樣，才能夠讓外界在重重封鎖之下知道，在這片土地上，還有中國人在不屈地戰鬥。
就用一個曾被抗日武裝抓獲又釋放的美國人質的話，來做這篇文章的結尾吧 –
“照你所說，倘若你真是個美國人，那末你不是我們的敵人。”一個壯健的華人這樣的說。他年約三十左右，好像就是六十名光景的便衣隊的領袖。他正截劫了中東鐵路火車，帶了九十六個旅客而去，在這些旅客中，有十一個是俄國人，有一個是美國人，便是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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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決不傷害你們，你們都是我們的好朋友，我們以後就要釋放你們，這裏便是你們的行李。”那個首領說着手指茅屋角上堆在一起的我們的行李。
。。。。。。搶劫沿路鄉村的事，都是加入義勇軍的真正土匪幹的，在他們，搶劫已是第二天性了。誠然，他們免不了有這樣的事，但我們的結合爲時很暫，我們一定要用力去馴服他們。我們須知這是戰爭，爲了使我們能從強寇的鐵蹄下解放出來，我們覺得一切都是對的。根本，戰爭便是血淚交流的慘事啊!
“你說這樣的苦戰可以繼續到若干時，這是誰也不能答覆的。我個人覺得在北滿，因了山嶺的阻隔與廣大的森林，這苦戰至少可以繼續數年，五年或者十年以上。我們全國已都起來反對倭寇及他們背後的漢奸了。這裏的人民，大都是移入者，來自河北、山東。河南及關內請省，他們決定不使滿洲成爲倭寇的領土。這決心，甚至我們的小孩已都有了。誠然我們這樣的戰爭，這樣在山林間馳騁着，確是件艱難困苦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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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到援助，我們是很多。記住俄國，走過境去，就有萬千的華人韓人都願意援助我們這正當的戰爭。他們一定會援助我們的。並且，我們知道世界的同情也在我們。。。。。。”
選自《閘北的苦戰》(上海新生命書局)
不管是誰打的日僞國際列車，也許他們所要的，就是要傳出這樣的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