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是偶然還是必然，是蓄謀已久還是伺機試探?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副館長、研究員劉長江等學者認爲，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毋庸置疑是經過精心策劃、反覆推演和逐步推進的。
劉長江說，“九一八”事變是日本關東軍精心策劃的武裝侵略中國東北的產物，是日本推行對外侵略擴張“大陸政策”的重要步驟和必然結果。
從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日本一戰崛起，從一個不很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迅速擠進了帝國主義列強的行列，從此更加野心勃勃地走上侵略中國和亞洲之路。甲午戰爭後不久，日俄在中國東北展開爭奪戰，日本最終贏得勝利，奪取遼東半島的租借權、南滿鐵路等一系列特權，直接將侵略勢力擺放在了東北。
1927年，日本政府召開“東方會議”，首相田中義一向日本天皇遞交一份奏章，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摺”。“田中奏摺共21項內容，最爲代表性的就是‘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劉長江說，這充分暴露了日本侵略中國和世界的野心與圖謀。
此後，日本加緊侵略東北的準備。1928年，日本關東軍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了“東北王”張作霖，以期在東北製造混亂，趁機出兵佔領東北。這被史學界稱爲是“九一八”事變的預演。
進入1931年，日本開始全面計劃侵佔東北。日本朝野上下大肆渲染“滿蒙危機”，爲發動侵略戰爭造勢，並相繼製造了中村事件和萬寶山事件，爲挑起戰端不斷渲染氣氛尋找藉口。同時，關東軍在瀋陽的演習更加頻繁，而且公然以進攻北大營和瀋陽城爲目標。
遼寧省檔案館研究人員曾做過統計，僅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前一年時間裏，關東軍就在東北進行了軍事演習100多次，但卻沒有引起張學良和蔣介石的足夠重視。最終戰端一開，數萬東北軍不戰自退，一夜之間瀋陽陷落。“多行不義必自斃”。劉長江說，阪垣徵四郎、石原莞爾等人，是“九一八”事變的直接策劃者和實施者。阪垣徵四郎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定爲甲級戰犯，並於1948年12月23日被處以絞刑。石原莞爾雖然逃脫法庭的制裁，但1949年8月15日病死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