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圍場是專門用來打獵的地方，早在隋朝就有布圍打獵的記載。清統治者非常重視圍獵活動，在入關前的天命四年(1619年)，就在東北地區建立了多處圍場。清入關後，清王朝爲保證能從東北這個“根本之地”徵招到擁有戰鬥力的八旗武裝，就將圍獵活動作爲軍隊訓練的一種特別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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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京圍場“設一百零五圍按年輪轉捕獵”，其中有預備皇帝巡幸東北時圍獵的“御圍”11圍(處)；供盛京內務府每年爲皇室採捕貢物的“王多羅束圍”11圍；專門供捕鹿製作曬肉乾和進貢活鹿的“鮮圍”14圍；設在偏僻山區的“窵遠圍”6圍；以及每年供演練軍隊和射獵的“應捕圍”63圍。
圍場在清代統治者的心目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並形成了一整套嚴格的圍場制度。
皇帝打獵聲勢浩大
清入關後，不忘東北這塊“龍興之地”，把盛京設爲陪都。康熙、乾隆、嘉慶、道光四帝先後10次到東北巡幸，並多次到盛京圍場行圍。
皇帝行圍過程分爲待圍、撒圍、合圍、罷圍幾個階段。待圍時，八旗官兵在各章京的率領下，按正黃、鑲黃、正白、鑲白、正紅、鑲紅、正藍、鑲藍的次序集結，在統圍大臣的指揮下，以黃旗爲核心，以白旗、紅旗和作爲通訊標誌的藍旗分列左右兩翼。撒圍時，左右兩翼的馬隊分別在左翼官和右翼官的統轄下，以藍旗爲末尾向外撒開並逐漸合攏，直到人和馬並齊，嚴實如鐵桶般形成第一道合圍圈，再設置第二道合圍圈。然後全體前進，再逐漸縮小包圍圈，把野獸圍到一塊沒有樹木的低地。合圍就緒後，全體官兵要摘下帽子把馬鞭舉起高呼“馬而閣”(滿語，帽子的意思)做爲信號。這時皇帝騎馬手執弓箭進入合圍圈中，親自引弓發箭射獵後，再下令御前大臣、侍衛等開始放箭射獵。皇帝射中的獵物，有專門挑選出來善於騎射的侍衛去追獲。
行圍時，遇到老虎等猛獸是不能隨便射殺的，必須奏報皇帝，同時傳報諸貝勒。皇帝或策馬前去，或委人去獵殺。據《清實錄》記載，康熙在第二次東巡中，行圍時挑選出的隨侍的弓箭手就有3000多名，其親手射殺的猛虎有39只之多。皇帝行圍完畢後，還要舉行“燕賚”，就是對隨從行圍的王公、將軍等賜宴招待、論功行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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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場打獵如同打仗
盛京圍場除供皇帝巡幸時舉行臨時的行圍外，每年都要舉行定期和不定期的行圍，主要是通過圍獵活動演練八旗軍隊，同時捕捉部分貢物。行圍作爲演練軍隊的一種方式，像打仗一樣制定有嚴格的法令和紀律，規定“圍場隨獵官兵等人，有行走不齊，前後雜亂以至呼應不靈者，該管官罰俸一月”。行圍時，無論是遇到樹叢還是葦塘，都要像上戰場一樣勇往直前，不許退避，否則就要受到處罰。
行圍是真刀真槍的演練，傷亡在所難免。當時規定，對行圍中被射死的人，一律“照陣亡例”給予撫卹。對參加行圍的八旗官兵“行圍採捕貢獻，即於比較技勇，分別記注功過”。
由於圍場在清代具有的特殊地位，清王朝在東北實行封禁政策後，修築柳條邊，將圍場作爲禁中之禁，對圍場的管理和保護十分重視。對出柳條邊外採參、採蜜的人丁，要由所在地的官廳發給出邊執照，上面寫明持照人的年齡、相貌及面色，以便覈對，還嚴格規定了出入邊門的名稱，對進山、出山的路途也做了詳細、明確的規定，以使他們避開圍場所在的地方。對違禁偷獵的人，制定了懲罰的規定：“盛京威遠堡南至鳳凰城邊外，山谷附近圍場處所，拿獲偷伐木植、偷打鹿只人犯……杖一百，流三千里。”對於看守圍場失職的官兵，也給予不同程度的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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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七年(1827年)，盛京將軍富俊上奏：盛京圍場卡官晉海、領催委官錫永保私放民人入圍場砍伐樹木。爲此，道光皇帝下諭將晉海、錫永保革職，在“圍場枷號一月示衆”。翼長兼左領伊郎阿也連帶被罰轉爲民人並“交部嚴加議處”。
清代圍場除做八旗軍隊演武之地外，也是爲皇室提供“貢鮮”的場所。所謂“貢鮮”，就是獵取的鹿、狍等鮮活獵物或將其加工後的各種製品。盛京圍場每年所進“貢鮮”的數量十分可觀，僅鹿、狍及其製品就達20餘種，1000多隻(盤、根)。此外，還有通睛魚、細鱗魚等魚類，香水梨、山裏紅等果品，以及蠶繭、箭桿、槍桿等物。還有芒種前捕拿的60只鹿羔，要從圍場運送到盛京城內餵養。鮮鹿肉、野雞等貢物爲保證其鮮活還規定要“裝載官車派官馳驛送京”，就如同唐朝時供給楊貴妃鮮荔枝一樣，作爲十萬火急之事，日夜兼程。
隨着清王朝的沒落，對圍場起保護作用的柳條邊及邊門也失去作用，作爲“禁中之禁”的盛京圍場後被放荒開墾，從此成爲歷史的陳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