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身爲“日耳曼尼亞”的始作俑者，希特勒如此爲自己的狂想尋找理由：“任何人都不能只靠空話來領導一個民族走出自卑，他必須建造一些讓民衆感到自豪的東西，那便是看得見、摸得着的建築。”
1937年，納粹德國經過多年擴軍備戰，實力已近頂峯。終日幻想征服世界的希特勒密謀發起“閃電戰”之餘，急不可耐地做起了成爲霸主之後的美夢。他看來，第三帝國應該像古埃及、古巴比倫或羅馬帝國那樣不朽，爲後世所稱頌。而展示一個國家強盛的最有效工具之一就是——無與倫比的宏偉建築。正如他公開宣稱的那樣，“只有古埃及、古巴比倫或者古羅馬人的建築能與柏林媲美，倫敦、巴黎怎能和我們相提並論?”
在這樣的背景下，希特勒提拔自己的御用建築師阿爾伯特·施佩爾爲“振興德國首都建築總監”，他向後者交代的頭號任務就是：把柏林打造成“世界之都”。日前，英國《今日歷史》雜誌刊登文章，講述了這一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宏大、也是最瘋狂的工程的來龍去脈。
施佩爾的父親見到藍圖上的新首都時，頭一句話是：“你完全瘋了。”
1937年，施佩爾(左)向希特勒展示巴黎世博會德國館模型。
希特勒的藍圖從一開始就充斥着脫離實際的幻想，但施佩爾確實是天才的建築師，他調集精兵強將連續工作，1938年1月28日，一份詳盡的示意圖如期擺到了“元首”面前。方案中的城市佈局體現出對稱設計，研究指出，這一構想源於希特勒1920年代的一張速寫。
南北向的中軸線名爲“勝利大街”，長7公里，寬120米，比巴黎的香榭麗舍大街還寬20米。大街北端是一個大型開放式廣場，直接以“阿道夫·希特勒”命名，面積達35萬平方米。環繞此廣場的則是一系列巨型建築：元首宮位於西側，建於1894年的德國國會大廈位於東側，帝國總理府和德軍統帥部位於南側。而在廣場北面，施佩爾專門爲新柏林的核心——人民大廳留好了位置。這座圓頂建築高200多米，直徑250米，比梵蒂岡的聖彼得大教堂大了16倍，可同時容納18萬人，建成後將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封閉空間。
“勝利大街”沙盤模型
“勝利大街”的最南端，將矗立起一座高117米的拱門，寬大的牆面用於銘刻陣亡軍人的姓名，中間的圓拱甚至能輕鬆容納巴黎的凱旋門，足見其規格之誇張。作爲陪襯，市區內的其他主幹道也要重新刷漆，公園需“運用現代化的園藝學，恢復18世紀時柏林的植物區系”。爲了滿足新首都爆炸式的交通需求，施佩爾打算蓋兩座新火車站，郊區還將建設新的飛機場，而在柏林南郊的朗斯多夫，當地的湖泊將被作爲“水上停機坪”利用……
按計劃，所有建築將在1950年4月19日，即希特勒61歲生日前一天全部竣工。屆時，“勝利大街”上將舉行盛大的遊行，一次規模空前的世界博覽會同時開幕。
這便是法西斯德國的新首都——“日耳曼尼亞”。方案公開後，不僅得到了納粹御用文人的大肆吹捧，一些外國主流媒體也對它表現出濃厚興趣，美國《紐約時報》將其形容爲“或許是現代世界最雄偉的規劃設計”。據說，當施佩爾同樣身爲建築師的父親見到藍圖上的“日耳曼尼亞”時，震驚之餘吐出的頭一句話是：“你完全瘋了。”
把狂想變成現實耗資至少60億馬克，當局只需負擔其中一部分
作爲“日耳曼尼亞”方案的第一期工程，1938年1月，第三帝國總理府正式動工。施佩爾指揮部下日夜突擊，一年之後即告竣工。這座長條形建築的主要特點是“長、高、空”：長達400米的封閉式主體結構裏有很多高大的廳，“空蕩蕩的，絲毫不利於行政辦公與住宿，反而會讓來訪者產生緊張、壓抑與屈服的心理”，這恰恰是希特勒想要的。新總理府落成僅65天之後，時任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埃米爾·哈查便在這座充滿着暴力和恐怖氣息的建築中籤下了恥辱的《投降協議》，期間兩次暈倒在希特勒的辦公室中。
按新總理府超過9000萬馬克的造價同比估算，要想把整個“日耳曼尼亞”變成現實，耗資至少要60億馬克，約佔德國1939年GDP的5%。但在現實中，只有其中一部分需要通過政府財政支付。這是因爲，納粹黨利用宣傳機器，鼓動狂熱的民衆捐錢捐物——每當“‘千年帝國’宏偉壯觀的首都，將從石頭沙漠中誕生!”這樣的標題出現在頭版頭條，報紙經常會配發“政府財政緊張”一類的消息，不久之後，錢款和物資便從四面八方匯來。
在此過程中，“納粹勞工陣線”的作用不容忽視。這個被稱爲“帝國經濟體系靈魂”的組織是納粹黨藉以滲透德國經濟和社會生活，並依照需要對其加以改造的重要工具。它每年從一切工資薪俸以及別的收入中抽取1.5%作爲活動經費，還強迫工人捐款，如果有誰拒絕，便會被認爲“敵視人民和社會”而遭開除。
通過花樣百出的手法，納粹黨每年的額外進項達到數億馬克。這些錢，希特勒和手下想怎麼花就怎麼花，賬目從不公開，其中很大一部分流入了“日耳曼尼亞”項目。
爲克服人手短缺，計劃執行者自然而然地打起了集中營囚犯的主意
爲了凸顯新首都尊貴不凡的氣質，包括總理府在內的所有宏偉建築，全部使用優質花崗岩和大理石建造。由此便引出了另一個問題：這些堅硬的石材開採難度很高，從哪兒去找足夠多的人手?彼時，身體健康的德國青壯年男子絕大多數都在服兵役。
這自然難不倒施佩爾等人，他們早已把目光投向了設在德國勢力範圍內的各處集中營。實際上，自1936年開始，爲了緩解窮兵黷武造成的勞動力緊張，納粹德國便強迫囚犯勞動。臭名昭著的毛特豪森集中營便是依着一座花崗岩礦建成，採出的石料大部分用來鋪設維也納的街道;柏林外圍的薩克森豪森集中營靠近一座大型制磚廠;北巴伐利亞的弗洛森堡集中營也是一座“石礦型集中營”，當地有“日耳曼尼亞”所需的、帶有白色斑點的大理石。
可想而知，囚犯們的工作環境極其惡劣，他們食不果腹，毫無防護地在粉塵瀰漫、塌方頻發的礦井中勞作。據不完全統計，在毛特豪森、薩克森豪森和弗洛森堡集中營裏，共有10萬名囚犯死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開採石材時喪命。而在納粹眼裏，這樣做可謂一舉兩得，既以極低的成本解決了材料問題，又可以通過體力勞動“重塑”囚犯的人格。
隨着柏林市內大興土木，很多“帝國子民”的舊宅遭到拆遷，他們面臨如下選擇：要麼住市區內猶太人留下的房子，要麼到郊外住政府提供的“安置房”。猶太裔居民可就沒有這樣的待遇了。他們被強行驅逐，騰出地方給“高貴的雅利安人”住，自己卻得花錢租房，以致柏林市區內一房難求，不得不住進“猶太屋”——上百個家庭擠在一棟衛生條件極差的大屋裏，毫無隱私可言。1941年，他們中的大部分被運到波蘭，後來進入奧斯維辛集中營。
二戰結束後發掘出的歷史資料證明，施佩爾擔任“振興德國首都建築總監”期間，主導查抄了23765戶猶太家庭，超過7.5萬名猶太人無家可歸。
歸根結底，“日耳曼尼亞”是法西斯主義在建築領域的集中體現
隨着二戰的深入發展，納粹德國經濟日漸吃緊，不切實際的“日耳曼尼亞”計劃不得不一再縮水。方案中那些極盡宏偉的建築最終只有一部分落成，能夠保留到現在的更是少之又少。在過去很多年裏，很多人據此以爲，所謂“世界之都”只是少數納粹分子的一個白日夢，是希特勒從未真正實現的、停留在圖紙上的幻想而已。
《今日曆史》文章稱，這種想法並不完全準確。歸根結底，“日耳曼尼亞”只是法西斯主義在建築領域的一次集中體現。在此之前，柏林就已經出現了許多類似的、威權色彩十足的建築，1936年建成的奧林匹克體育場就在其列，這座爲第11屆夏季奧運會而建的體育場可容納10萬人，充當了希特勒借助體育賽事宣傳其政治主張的主要舞臺。
納粹政權二號人物、帝國元帥赫爾曼·戈林的空軍部也是這類建築的代表。這座同樣建於1936年的7層大樓一度號稱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建築，有2800個房間、4000扇窗戶，樓內的走廊總長度將近7公里。如今，它依然在爲德國財政部服務。
首都的“大幹快上”也影響了德國其他地方。在紐倫堡，同樣出自施佩爾之手的齊柏林大廈僅39米高，居然能容納5萬名納粹死忠。位於波羅的海沿岸的普羅拉度假村則憑藉橫跨4.5公里的長度聞名，據估算可同時入住至少兩萬名遊客。
身爲“日耳曼尼亞”的始作俑者，希特勒如此爲自己的狂想尋找理由：“任何人都不能只靠空話來領導一個民族走出自卑，他必須建造一些讓民衆感到自豪的東西，那便是看得見、摸得着的建築。”然而，他心目中的理想城市建立在野心和奴役的基石上，再宏偉的建築也不過是些冷冰冰的磚石;當戰火將一切化爲殘垣斷壁，它們反而成了建造者的恥辱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