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門，舊時稱官署爲衙門 ，即政權機構的辦事場所，其實是從“牙門”二字諧音所來，到了魏晉時期才改爲“衙門”，此後一直沿用到清朝爲止，因此衙門文化深度影響了歷史的進程。下面本站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比如當時遍佈的、督撫衙門、知州、知縣衙門和漕運、鹽政、學物、稅關等衙門，支撐了整個清朝地方組織的運轉。衙門如此衆多，自然要用人來運轉，當時的衙役是怎樣配置的呢?一般將州縣衙役籠統概括爲三班，因此在古裝劇中可見“三班衙役”的描寫。
那麼“三班”分別是“皁班”“快班”和“民壯”來劃分。簡單說來，“皁班”就是負責官官員儀仗的、後勤的，屬於直接服務的官吏的人員。
“快班”俗稱捕快，負責傳喚、拘捕的，影視劇經常可見到類似角色，記得很早的時候，《新白娘子傳奇》許仙的姐夫便是這一角色，穿梭於官衙之間抓捕犯人，最後還把小舅子送進牢房，還原的基本就是這種場景。
還有“民壯”，就是身體較好的用來守衛倉庫、監獄或者押解過境人犯。此外，還有看管門戶、儀門的門子，管米穀出入的鬥級，管監獄的禁卒，協助各項雜務的幫手，以及茶夫、燈夫、伙伕、轎伕、更夫、吹手等等，可謂崗位林立，一應俱全。
衙役因此“奔走於公家，執雜役之人”。也不乏幹一些苦活和髒活，當然這也要看個人會不會表現。與書吏差不多，衙役也有定額，他們被稱爲額役，收入基本得到了保障。因爲都屬於地方官自己聘用的人，朝廷根本不給開支，這項支出由地方官自己想辦法。他們的報酬被稱爲“工食”，一年下來有六兩銀子，基本也就夠一個人的吃喝，因此這也爲衙役風氣逐漸敗壞埋下了伏筆，因爲這些“大老爺們”，還要養家，那麼錢從哪裏來?只能自己去“吃拿卡要”。
清朝州縣衙役人數龐大，一般都在百人以上。與書吏差不多，定額外的衙役數量也不少他們被稱爲“白役”。此外，那些做的好的衙役還會僱傭幾個跟隨，因此總體算來，衙役的數量十分龐大。到了乾隆時期，比如當時的一些地方衙役最多時達到1000多人，小縣也有100人之多。當時四川巴縣最多時候衙役竟然有7000人之多，在新任知縣劉衡的裁撤後纔到100多人。而且重要的是，裁掉這些人並未影響政務運轉，可見，大多人都是無所事事的吃空餉。
三班衙役的分工並非一成不變，古語說: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因此每次來了新的縣官，自然衙役與之關係都會產生變化。如果有長差、告假的要把他們的名籤拿出去，以免其他人代他應差;點卯不到的人就輪入下次。因此能否得差到民間辦案，是這些衙役爭相獲得的機會，因爲案子裏面就是錢。
做過師爺和縣官的汪輝祖說衙役下鄉，勢如猛虎，“餘曾目擊而心傷之”。爲此，他做幕友時經常囑咐主官不要輕易籤派衙役出官差。等他做了縣令，“於此尤慎”。
衙役在百姓那裏耀武揚威，但在縣太爺眼裏是“執賤役之人”，有位知縣生動地說：“衙役也有家室之累，他們以幾乎不能養活自己的微薄收入而在官衙面前奔走驅使，飽受鞭撲下賤之辱，而又甘之如飴”。，爲什麼"皆以利來”。在所有衙役當中，地位低、賺錢最少的就要算是捕役了，他們經常要負責抓捕犯人，有時還要充當押運銀子的護衛，有時還被派出巡夜，總之這個事務很雜，待遇卻不高。
按照州縣分派衙役差事的通常做法，屬於拘拿人的差事都由"快班”來承擔，然而做這一班的人非常多，州縣官往往將此事交給頭役”或“班首”，也就是他們的頭目，好處自然帶頭的得到的更多。
立案前或者呈詞得到批准，就拿出多少相等的銀錢賄賂分派差事的人，出錢多少，當然與案件的“標的”了直接關係。拿到差票後，他們成羣結隊前去拘人。進入雙方家後，首先提出各種名目繁多的要求，如果當事人不滿足，就會另生枝節。如果滿足了要求，就手中拿着差票，不再催促，使案件無法進行下去。
這時原告要花錢，被告也要花錢，捕坐收兩利，兩造好不容易到案後，他們也絕不放過，層層勒索。當時還有投到禮、掛牌禮、鋪堂禮，散班禮等名目，因此往往案子還沒結，當事人早已被弄得傾家蕩產。
因此當時衙役的危害就被人指出：“官有蠢役，如書之有螺，木之有蛙，殘食既，書破木空。書役弊竇孔多，其弊也，皆其蠢也。蠢國蠢民平時覺，一旦破敗，批根動枝，官且難保。”這確實是多麼痛的領悟。
在清代，官場風氣極差，用什麼級別宴席接送，具體到安排聽幾次戲，臨走送多少錢，這些都有微妙的潛規則。與曾國藩同期的張集馨在其日記中寫到：“終日送往迎來，聽戲宴會，有識者恥之”、“來往過客，攀挽流連，餘等復迭爲賓主，幾乎無日不花天酒地。”在這些州縣官員的影響下，衙役人員儼然成了烏合之衆。
《清俾類鈔》形象記載衙役的整體風貌：一曰烏合，二曰蠅聚，三曰鵲躁，四曰鵠立。就是說那些縣丞、主簿、訓導、教諭、典史、巡檢等官員，由於終日無所事事，眼裏只有錢，
就像如烏合之衆，天亮前像蒼蠅聚到縣衙，吵吵嚷嚷如同鴉聒鵲躁，堂上梆發炮響，這些人才各自像“鵠立”，辛辣諷刺可見一斑。曾國藩很早就發現了衙門和衙役的危害。他說，吏治到今天已經壞到極點，要挽救王朝危機，就必須從吏治下手。“若不從吏治入手痛下功夫，滌腸蕩胃，斷無挽回之理。”正因爲這樣的深刻認識，曾國藩就任總督之後要求手下絕對不允許對自己“迎接、排炮、爆竹、吹手、酒席”一系列的官場迎送形式。
他從自己身邊衙役抓起。每次有公務出門，身旁衙役勢必接觸地方，所以他特出臺文告：《諭巡捕、門房、簽押三條》發給衙役，對衙役提出明確要求和行爲規範：“特嚴定條約，願巡捕、門印、簽押敬聽而牢記之”。這其中專門講了如何處理禮品：“不許收受銀禮……不準凌辱州縣……不準收受絲毫禮物……”以上三條，巡捕、門印、簽押三處，各寫一分，貼於座右。……至於送禮物者，一概謝絕不收。無論茶葉、小菜，以及裁料、衣服、書籍、字畫、古玩、器皿、金銀、食物、均皆不收。
因此曾國藩衙役的整體道德水平在其治理後效果明顯，然而他只能管好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至於整體的衙役風氣依舊沉淪，成了清朝最大的頑疾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