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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11月，大清帝國海軍大臣載洵一行抵達柏林，受到德國方面高規格的接待，原因也很簡單：德國的財神爺來了。早在三個多月前，載洵剛剛就職海軍大臣時，就雄心勃勃的提出重振海軍計劃，準備在未來七年內，添置8艘戰列艦、20艘巡洋艦。此後，載洵一行開始了環球採購，在到達柏林前，載洵已經在意大利和奧匈帝國的兵工廠下了訂單。德國人眼見大清真的撒銀子了，自然不敢怠慢，高規格的接待外，帶載洵逛遍了德國的兵工廠。可惜這位貝勒爺似乎對德國的舞會和妓院更有興趣，這也成了當時德國報紙的槽點。
雖然載洵有點兒不着調，但大清這土豪可不是裝出來的。一年後，即1910年，又一條消息傳遍了世界：大清爲了新政，決定在北京貢院的舊址上興建國會大廈，由德國人設計，德國施羅特公司負責施工。雖然設計上參考了德國國會大廈，但體量卻是德國國會大廈的兩倍，而且電梯、電報、電話、暖氣一應俱全，盡顯現代化風采，因此造價不菲，全世界也就再次被大清的揮金如土所震撼了(注：1911年武昌起義後，此大廈剛打好地基，被迫停工)。
走出柏林凱賓斯基酒店的載洵
今人看來，清朝在末年居然還是一副土豪的樣子，確實出乎意料。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末年的大清王朝應該窮困潦倒纔對，畢竟1901年的《辛丑條約》，使清廷背上了連本帶息9.7億兩白銀的賠款，從1902年開始，各項賠款和外債使清廷每年就需付出4700萬兩白銀。要知道，康熙時的財政收入不過三千萬兩白銀，乾隆作爲清朝的巔峯時代，年入也不過是四千多萬兩而已。況且，早在康熙時，清朝就已定下國策：永不加賦(指田賦)，想提高財政收入似乎不太可能。
但現實情況是，鴉片戰爭後尤其是甲午戰爭後，清朝的財政收入持續升高，先是在1899年突破一億兩大關，接着1908年突破二億兩，到了清朝垮臺前的1911年，財政收入更是突破了三億兩，已經幾乎是康乾盛世的十倍了。那麼，問題也就來了，理應破產的大清帝國，咋就變成土豪了呢?而既然這麼有錢，清朝又怎麼突然垮臺了呢?
海關總稅務司赫德
在乾隆時代，清朝稅源主要有三：田賦，大約每年三千萬兩;鹽稅，每年約500萬兩;關稅，每年約500萬兩。在清朝末年，傳統的稅種均有大幅增長，雖說永不加賦，但1895年後，迫於《馬關條約》賠款的壓力，清廷也開始提高田賦，到1911年，田賦收入達到4800多萬兩。至於鹽稅，清廷通過鹽稅抽釐和食鹽加價的方式，大幅提升了鹽稅收入，1911年這項收入竟高達4600多萬兩。而關稅的增加，與列強打開中國國門有很大的關係，以前只有廣州一口通商，後來，各種不平等條約將越來越多的城市闢爲通商口岸，客觀上擴大了海外貿易的規模，關稅收入自然水漲船高，1911年已經達到了4300多萬兩。
鐵路是清朝末年另一項新興收入。最早的時候，清廷認爲鐵路破壞風水，不肯修路。後來甲午戰敗，清廷才發現，清軍雖本土作戰，但因爲沒有鐵路，援軍、物資依靠馬拉車推，貽誤了戰機，於是，開始修建鐵路。很快，大清官員們發現了鐵路另一個妙處：火車一響，黃金萬兩。尤其是1906年通車的盧漢鐵路，去掉借款利息、成本，每年還淨賺三百多萬兩白銀，這還不算各地火車站所帶來的商稅收入。於是，在利益的驅動下，清廷從討厭鐵路，到瘋狂修路，鐵路已成了清廷眼中的香餑餑。由於早先已經把一些地方路權賣給了民間資本，爲了把蛋糕獨佔，1911年清廷宣佈鐵路國有，將民營鐵路和路權全部收回，由此引發保路運動，這也成爲了武昌起義的導火索。
所以，清朝財政收入突飛猛進的原因，我們用八個字可以概括：橫徵暴斂，與民爭利。雖然清廷掙了很多銀子，卻已是民心盡失，江山能長久，那才叫怪事。但清廷不知道這一些，自以爲有錢就可以江山永固，1911年10月4日，清廷頒佈了國歌《鞏金甌》，其中一句歌詞是“帝國蒼穹保”，大清自我感覺可謂良好。六天後，武昌起義的槍聲成爲大清的喪鐘。1912年1月初，清廷度支部公佈了1911年財政收入：30191萬兩銀子，這是個史無前例的數字，清朝財政收入喜破三億大關。一個多月後，即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詔遜位，至此，清朝結束了對中國268年的統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