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整體而論，《新五代史》的史料價值比《舊五代史》要略遜一籌，這是歐陽修在刪繁就簡時，將不少具體資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於他對舊“志”部分的大事砍削，人爲造成史料空白，更是不足爲訓。但《新五代史》後出，採用了實錄以外的筆記、小說等多種材料，在刪削的同時也新增了一些史料。
《新五代史》新增史料最多的是《十國世家》。列傳人物部分也有補充，歐陽修採用了新的材料以及筆記、小說中的材料，補充了事實，使人物事蹟更爲生動、豐富。對於少數民族的記述，也有新的增加，如根據胡嶠《陷虜記》，記述了在契丹的親身見聞。在《于闐錄》中記述了高如晦出使于闐時所見到的沿途各國的山川、風土情況。在《司天考》中，歐陽修將後周天文學家王樸的《欽天曆經》4篇的主要內容記錄下來，因爲《舊五代史》這部分內容已經不全，所以歐陽修的記錄在我國天文學史上是有重要貢獻的。
此外，歐陽修對所採用的史料進行了細緻的考辨，訂正了《舊五代史》和其他史籍的不少錯誤。由於《舊五代史》已非原帙，殘缺不全，《新五代史》特有的價值就更不應低估。再從其它角度來着眼，歐陽修撰史，渾然一體，結構嚴謹，選材講究，文字凝鍊;思想上不像舊史那樣大肆渲染“天命”而注重人事;創《職方考》用表的形式，將290餘州郡的廢置更易情況明白地顯示出來。獨樹一幟，提綱挈領，眉清目秀，頗受稱道，都是它的長處。
總得來看，兩部五代史互有短長，現存《舊五代史》全書是《新五代史》的兩倍多，舊史列傳人物460餘人，新史只有256人;舊史有志10篇，新史只有2篇。新史的世家10卷，對十國歷史的記述更爲完備。在個別人物傳的字數上也多於舊史。這兩部史著都是研究五代十國曆史的重要材料。
《新五代史》仿《春秋》筆法，用不同的字句表現微言大義，個人好惡往往影響了史實的記述，終於招致了後人的批評。但是，歐陽修是宋代著名的文學大家，古文運動的領導人和集大成者，所以《新五代史》文筆簡潔，敘事生動，當時人就認爲它的筆力與《史記》不相上下。《新五代史》的文筆之出色，的確在二十四史中是罕見的。
《新五代史》問世後，即有徐無黨注。但徐注旨在解釋《春秋》筆法、闡述微言大意，對讀者並無多少裨益。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明令立該書於學官，從此大行於世。
對《新五代史》進行考訂的著作主要有：宋吳縝撰《五代史纂誤》3卷，專取五代史本文，摘其舛誤，輯爲一書;清吳蘭庭撰《五代史記纂誤補》6卷，主要是補吳縝《纂誤》之作，共載309事;清人對“歐史”考補之作還有楊陸榮撰《五代史志疑》4卷，杜貴墀撰《五代史記注削繁》以及牛坤撰《五代史續補》2卷(補義兒傳93人)等。
另外，兩部《五代史》缺門也有不少，清人補作計有四種：周嘉猷《五代史紀年表》，陳恕的《五代地理考》1卷，顧懷三與宋祖駿各作的《補五代史藝文志》1卷。
顧炎武、錢大昕等學者對《新五代史》都有批評，認爲歐陽脩迂腐，既著史書，卻不重視史實的探討，好發議論，愛說空話，讀來令人生厭。章學誠譏稱：“只是一部弔祭哀輓之集，如何可稱史才?
宋人亦對歐陽脩的史學有所批評。《宋稗類鈔》中引劉敞“好個歐九，極有文章，可惜不甚讀書”之語，《苕溪漁隱叢話》亦引王安石的“歐九不學”的話。一日，劉攽問歐的弟子焦千之說《新五代史》有爲韓通立傳嗎?焦說沒有，劉攽大笑說：“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
但王鳴盛高度評價《新五代史·職方考》：“五代土地，樑爲最小，晉、漢差大，周又大，而唐爲最大……觀歐《職方考》自明，此考雖簡略，然提綱挈領，洗眉刷目，此則歐公筆力非薛《史》所能及。”。趙翼亦稱“卷跌雖不及薛史之半，而訂正之功倍之”。
章太炎評《新五代史》：“歐陽脩作《五代史記》，自負上法《春秋》，於唐本紀大書契丹立晉，爲通人所笑。此學《春秋》而誤也。《春秋》書法，本不可學，‘衛人立晉’雲者，晉爲衛宣之名，今契丹所立之晉，國名而非人名。東家之顰，不亦醜乎?”是故《新五代史》以文學價值見長，並不能取代以史學價值爲主的《舊五代史》。
當時學者吳縝撰《五代史纂誤》三卷，是糾舉《新五代史》謬誤的專著。清代吳蘭庭撰《五代史記纂誤補》六卷，乃吳縝《纂誤》之續作。彭元瑞、劉鳳誥有《五代史記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