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是現代西方文明的源泉，不僅留下了許多建築、雕塑、陶器，更重要的是其深遠的文化影響，西方的哲學、數學、天文、宗教、文學、藝術等各個領域都可以在古希臘文明中找到淵源，而民主制度就源自古希臘。
回顧人類歷史，當代人所享受的經濟繁榮、生活富足、社會平等和民主制度等等，其實是一個特例，在二十世紀之後才漸漸成爲常態。在這之前的大部分時間裏，世界各地的社會制度都極不平等，少數人掌握社會絕大部分資源，大部分人遭受盤剝奴役，僅僅能維持溫飽，根據斯坦福大學教授喬賽亞·奧伯(Josiah Ober)的看法，古希臘是另一個特例。
奧伯認爲，2000多年前的古希臘人不僅創造了輝煌的文明，而且生活在一個富裕平等的民主社會中。爲什麼他們能夠締造一個富裕民主、經濟發達、創造力旺盛的社會?古希臘文明並非曇花一現，而是持續了數百年，說明它的出現並非偶然，而是有強大的內在動力和特別的外部因素。他的新書《古希臘的興亡》(The Riseand Fall of Classical Greece)就試圖回答這一問題。《古希臘的興亡》回答的首要問題是，古希臘是不是一個繁榮興盛的社會?即分析它的“繁盛”(efflores-cence)程度：經濟增長以及伴隨而來的文化成就。在一個繁盛程度高的社會，較大比例的人口能夠享受高水平的社會福利，文化水平也較高。一個文明光有恢宏的宮殿、奇異的珍寶，並不足以稱爲繁盛，必須同時伴隨着人口、福利與文化上的進步。在過去的研究中，古希臘是否繁盛並無定論，有不少人認爲古希臘雖然文化先進，但經濟卻很落後。奧伯則繪製了一張古希臘發展指數圖，以近代希臘爲地域界限，計算在這個地域內，古希臘時期所有城邦人口的消費總量。他發現，從古風時期(公元前800年——公元前500年)後期開始，發展指數就急速上升，在古典時期(公元前500年——公元前323年)達到頂峯，在進入希臘化時代後，雖然歷史學家普遍認爲這是古希臘的衰亡期，但是發展指數依然維持在較高水平。古希臘滅亡後，這個地區的發展指數立刻急劇下跌，一蹶不振，直到進入現代社會後才漸漸恢復到古希臘時期的水平。
另一個支持古希臘繁盛程度高的證據是其基尼係數，這是一個判斷社會是否平等的指標，在0和1之間，0爲絕對平等，1爲極爲不平等。根據公元前322年的人口普查和其它數據，雅典城邦中最富有的1%人口擁有30%的私有財產，最富有的10%擁有60%的私有財產，基尼係數爲0.708，與1953-1954年間的美國相似，比1427年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0.788)低，比20世紀初的英格蘭(0.95)平等得多。雅典一半左右的居民，其中包括非公民和奴隸人口，生活水平超過了溫飽線，能過上像樣的日子。
希波戰爭
如果說用量化研究的方法論證古希臘的繁盛程度還算比較直接了當，那麼求證其背後的原因就不那麼容易了。奧伯在《古希臘的興亡》一書中，將焦點放在了古希臘的城邦(po-lis)制度上。古希臘的特點是城邦自治，各自爲政，從未形成一箇中央集權的帝國。城邦之間在經濟文化實力上可以有很大的差別，其中最大的三個城邦：雅典(Athens)、斯巴達(Spar-ta)和敘拉古(Syracuse)規模巨大、影響力強。
例如雅典城邦面積達2500平方公里，相當於今天的盧森堡。普通的城邦如普拉提亞(Plataea)面積約爲170平方公里左右，而最小的城邦之一克裏希亞(Koresia)僅爲15平方公里。城邦之間戰爭不斷，例如歷時近30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就捲入了三個最大的城邦。至於城邦之間的小衝突則更爲頻繁，弱小的城邦或被併吞、或結成聯盟，有些成爲臨近強大城邦的附庸，關鍵是古希臘從未“統一”成爲一個帝國。伯羅奔尼撒戰爭以斯巴達獲勝，雅典投降告終，但是斯巴達人無力統治雅典，很快就讓雅典恢復自治，撤回軍隊保衛自己的根據地。
另外一個重要的現象是，在古希臘鼎盛時期的500年左右時間裏，雖然不時有獨裁暴君出現，但是大部分時期、大部分城邦都沒有世襲制的君主，雅典創立了民主議事的制度，斯巴達採用強制性貧富均化的軍事體制，其它城邦也不同程度地採取了公民參與政治的制度。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其結果是在古希臘時期就已經出現了高度的專業分工和社會成員對政治經濟活動的積極參與。奧伯認爲，這就是古希臘繁盛的根本原因。
他在《古希臘的興亡》中提出了兩個假說：第一是古希臘城邦建立了較強的公共機構和文化規範，實現公平處事，鼓勵學習深造和財富投資，降低了交易成本。第二是由於權力的分散，形成了良好的市場化體系，鼓勵競爭，刺激創新與理性合作，並通過相互學習和模仿將先進的知識傳播出去。這兩點是可以相互促進的，增加個人與社會的投資可以推動創新，高度專業化需要在交易成本較低的環境下才能顯示其優越性。奧伯認爲，20世紀市場經濟研究中提出的先進技術取代落後生產方式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理念，其實在古希臘城邦體系中就已經實現了，最終的結果是經濟增長、知識積累、文化發展。
雅典大概是最好的例子，在公元前六世紀，雅典城邦面臨着一場危機，由於人口增長造成農業勞動力價值下降，財富越來越多地掌握在一小批擁有土地的精英家族手中。此時雅典面臨的前景是可能出現一個暴君，以暴力奪取統治地位，或是整個雅典分崩離析，成爲幾個小型城邦。但是在這個時候，雅典的第一任執政官梭倫(Solon)通過政治改革將雅典帶向了民主道路，他一次性地廢除了雅典居民間的債務，通過法律禁止雅典居民成爲奴隸，建立擁有監督懲罰政府官員實權的公民議會。這些改革措施讓雅典變成一個有社會規範、處事公平的社會，降低了交易成本，根據奧伯的假說，爲實現“創造性破壞”提供了條件。
當然，雅典的改革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其中出現過多次反覆，但總體上是向完善公共機構和公民參與方面發展。
《古希臘的興亡》繼而強調，雅典的民主制度爲它成爲海上強國提供了條件。建造海軍戰艦，提供划槳手和士兵，是一項資本和勞動密集的工程，但對雅典來說，一方面擁有受歡迎的產品(如陶罐)和繁榮的對外貿易，資金充足，另一方面因爲公民積極參與，能夠調動的兵員很多，兩項條件都能滿足。公元前478年以雅典爲首的提洛聯盟(Delian League)成立，由雅典出兵出技術，愛琴海沿岸各個城邦出錢，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足以對抗波斯帝國的威脅，同時促進聯盟成員之間的貿易，成爲古希臘文明的黃金時代。雖然後來古希臘城邦不敵周圍軍事實力強大的帝國而走向衰亡，但是取而代之的馬其頓和羅馬都算得上的古希臘的“學徒”，吸收了許多政治經濟文化上的精華，傳承下去。這就是爲什麼古希臘文明影響保持至今的原因。
奧伯的兩個假說，對古希臘文明繁盛的內部推動力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但是爲什麼它在這一時期、這一地點出現，其實還有幾個外部原因，《古希臘的興亡》對此也有所提及。
首先是東地中海沿岸地區的地理氣候環境，這裏不僅島嶼衆多，而且陸地多山，交通不便;同時這裏的微氣候(microclimate)變化多端，臨近地區的地理氣候生態差異都比較大，一箇中央集權的帝國很難施行高效控制和統一管理。其次，古希臘周圍有衆多地區可以成爲貿易對象，提洛聯盟的職能之一就是保證海上貿易的暢通，雖然波斯帝國一直是一個威脅，但它同時也是一個很大的貿易伙伴。第三點涉及到爲什麼古希臘沒有普遍建立君主制。其實在青銅器時代末期，希臘地區就有城寨式的王國，精英家族手中掌握着昂貴的兵器，但是進入鐵器時代後，便宜的鐵製兵器改變了這一狀況。更重要的是，此時尚未形成君主“天授神權”的概念，即使有暴君出現，也經常會被驅逐，讓民主制度成爲常態。
奧伯採用的研究手段，確實帶來了對古希臘文明的全新理解，他的主要觀點是以上的外部因素都不足以解釋古希臘的繁盛，只有內部的公平和競爭機制，纔是它的發展動力。但是我覺得這部作品還是不能很好地解釋爲什麼這些內在的動力恰好在古希臘時期全面發揮了作用，以及爲什麼民主制度能在古希臘取得成功。
也許我們不能要求一部作品就可以回答所有的問題，這必然是一個長久的研究課題。但是回顧古希臘的興亡，至少能讓我們得到一點警示，那就是多個獨立的個體——可以是國家或是地區——通過相互競爭形成分工合作、相互學習促進，也許是經濟文化發展、社會平等進步的最好形態。但是這樣的生態環境也是相當脆弱的，看一看目前歐洲面臨的種種危機就不難理解。古希臘文明在輝煌了幾百年後，在馬其頓和羅馬帝國的刀兵之下陷落。危機與災難的發生往往難以預見，因此對今天的繁榮興趣必須格外珍惜。(文/呂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