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評價
從政以後，陳布雷作爲近代知識分子的批判性消失殆盡，而傳統的一面則表現非常明顯。他極力爲南京國民政府宣傳蔣介石的儒化三民主義思想，還爲蔣介石撰寫了大量文稿，把蔣介石打扮成爲孫中山的合法繼承人。陳布雷從政的本意是以文字爲蔣介石服務，然而隨着蔣介石權力的增大，陳布雷的位置也越來越重要，在政治中越陷越深，先是專門爲蔣介石寫作文字的祕書，後來進入國民黨政府統治的中樞，擔任侍從室二處主任，成爲蔣介石的“軍機大臣”。
作爲蔣介石最信任的幕僚，陳布雷恪守爲臣之道，在工作上，他忠於職守，盡心盡力，對蔣介石忠心耿耿。在政治操守上，他爲官清廉，從不拉幫結派，以權謀私，在派系林立的國民黨政府中，陳布雷始終保持超然的態度，從不捲入派系鬥爭中去。所以，陳布雷在當時國民黨政府中具有很高的聲望與地位。
從1927年1月開始從政到1948年11月自殺，陳布雷在政界浮沉二十多年，其間經歷了第一次國共內戰、抗日戰爭與第二次國共內戰的前兩年。二十多年的超負荷工作摧殘了陳布雷的身心健康，更爲重要的是，抗日戰爭後國民黨與共產黨相比在政治上處於頹勢。在當時的歷史潮流下，陳布雷無能爲力。體力、精力與腦力已經無法再爲蔣介石服務。但是陳布雷深受儒家忠君思想薰陶，對蔣介石忠心耿耿，反共信念堅決，因而他決不會像王芸生、翁文灝等人一樣向左轉。
更讓陳布雷難過與尷尬的是，家庭中出了左傾分子。陳布雷深受儒學思想影響，非常看重家庭的和諧與穩定，可是他的家庭也因政治急劇變遷而有不和，甚至分裂的跡象，這又讓陳布雷難以繼續跟着蔣介石堅決反共到底。因此他不可能走羅家倫等人的道路。並且，在當時國民黨政府政治腐敗，黨內派系林立，矛盾重重，互相傾軋，蔣介石也很難有所作爲，陳布雷看不到國民黨未來的前途與希望。此外，陳布雷沒有留學經歷，家庭也比較貧窮，這使他也不可能跑到國外或香港等地。因此，這使得陳布雷己經是進退無路。陳布雷本人的身體健康不佳，經常失眠，靠安眠藥來維持睡眠，又處於政治上的中樞地位，心理壓力很大，導致了性格上的抑鬱、多愁善感，當心理承受能力到了一定的極限，再也不能負擔時，走上自殺道路就不奇怪了。
1948年11月13日，陳布雷服安眠藥自殺，結束了自己二十一年的從政生涯。陳布雷的自殺給南京國民黨政府以很大的震動，儘管國民政府極力掩飾陳布雷自殺的真相，把陳布雷自殺說成是“感激輕生”，以死報國，但這掩蓋不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南京政府的覆亡爲期不遠了。
陳布雷自殺後，首先獲得了政治符號性的評價。共產黨方面將其評價爲頑固的反革命分子;國民黨方面將其評價爲“當代完人”，感激輕生。當時就有人認爲，陳布雷應該爲蔣介石的錯誤負一定的責任。
政治符號性的評價現在己經沒有人提了，但是對於陳布雷在近代中國政治中到底如何評價卻是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在從事新聞工作時，陳布雷的評價沒有什麼爭議，他是一名著名的政論家，他支持革命，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北洋軍閥的專制統治進行了批判與揭露，是一名勇敢的民主鬥士。他的文章，對於喚起民衆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識有一定的激勵作用。
從政之後，陳布雷爲蔣介石作文字工作，雖然他是爲蔣介石服務的，但是他對於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中格守民族主義立場，尤其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從1927年到1936年，陳布雷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方面與輿論界進行了大量的聯絡工作，通過輿論來警告日本帝國主義，這對於激發中國知識分子的愛國熱情有一定的意義。抗日戰爭期間，他爲蔣介石起草了大量文稿，其中一些是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就這點來說，陳布雷是爲抗戰做出了貢獻的。陳布雷在從政時謹慎小心，廉潔奉公，恪守自己的行事準則，並且痛恨國民黨官員的腐敗現象。這些良好的政治操守連周恩來都表示讚許。
陳布雷忠心耿耿於蔣介石，爲蔣介石的獨裁統治服務也是歷史事實。但是陳布雷在蔣介石決策中不起主要作用，從陳布雷的日記來看，到了抗戰後期，蔣介石越來越剛愎自用，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因此對於蔣介石功與過，陳布雷在其中的責任比較小。他只不過是一名祕書，是一名蔣介石意志的執行人員而己。
總之，陳布雷從政的道路反映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時局變動中捲入政治漩渦的無奈。知識分子本質是要獨立的、批判的，而捲入政治旋渦的知識分子偏偏要站穩立場，服從大局，這是當時所有知識分子都面臨的困境。從陳布雷的從政生涯來看，從政耗盡了陳布雷的體力與精力，打殘了他的身心健康，斷絕了他在政治上的退路，影響了家庭的和諧穩定，在無奈之餘最終走上了自殺的道路。
人物軼事
被蔣介石啓用
陳布雷，本名訓恩，字彥及，號畏壘，筆名佈雷。陳布雷早年爲《申報》撰稿，後來任《商報》編輯部主任，文字俊雅，長於時事政論。 陳果夫早就看出陳布雷是可用之才，時常把國民黨圈內的決策透露給他。陳布雷據此評析時局，給外界造成“有先見之明”的感覺。1926年春起，陳布雷屢屢撰文評論國共關係，斷言中國是“最不適於試行共產之國家”，中國革命“舍國民黨莫屬”。同年11月，陳果夫轉呈總司令求賢若渴之意，堅請陳布雷和潘公展去南昌謁蔣。接受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的面試，蔣介石目光中閃射出睥睨一切的寒光，嚇得衣飾講究的潘公展眼光閃縮，舉止僵硬。“眸不正則心術邪”，篤信相術的蔣介石對潘公展泛起一絲反感。陳布雷嘴癟脣翹，頭髮蓬鬆，像是一個埋頭做文章的書呆子。蔣介石問以如何對付上海的工人運動，潘公展搶答在先：“總司令自有妙策。”此類等於交白卷的討好是不受蔣介石賞識的。正襟危坐的陳布雷用謙卑的口氣回答道：“愚見是否以可靠的部隊包圍上海，造成猛虎出山之勢，然後用幫會勢力打頭陣……”蔣介石微微點頭，對他倆的取捨之意已定。
落選的潘公展先期返滬，陳布雷入遷總司令部居住，繼續接受考察。筆試的題目是“告黃埔同學書”，按照蔣介石指示的要點，用校長和總司令的口氣寫。陳布雷凝思片刻，奮筆疾書，一氣呵成。蔣介石看過文稿，點頭稱許。3月，陳布雷辭別蔣介石，5月赴寧，接受中央黨部書記長職位。
陳布雷是蔣介石的首席侍從，如影隨形地服侍蔣介石，專心致志處理黨政機要，撰寫書信文告。堆積如山的文件，矛盾百出的情報，一經他整理，很快就變成條理分明、言簡意賅的彙總情報，供蔣介石審批、決策。蔣介石“著作等身”，陳布雷是主要代筆人。蔣介石著名的《西安半月記》 ，陳布雷曾說是他執筆的。至於蔣介石的文告、演講辭，十之八九出自陳布雷之手。而他本人筆耕一生，卻沒有傳世文集。對蔣介石而言，陳布雷可謂忠貞可鑑，竭力奉獻。
親屬情況
陳布雷的親屬和晚輩，在道德傳承上與他有相通之處，但所走的人生道路卻大不相同，沒有人學他的愚忠，走他走過的政治道路。
陳訓慈(字叔諒)，陳布雷的二弟，畢業於東南大學，曾任浙江大學教授、浙江圖書館館長。陳布雷的三位同父異母的弟弟，陳訓餘、陳訓惠、陳訓願都曾留學日本，從事過新聞工作。陳訓惠在抗戰期間曾任外交部亞東司專員，1949年在駐智利領事任上得知新中國成立，即宣佈脫離臺灣國民黨當局，以起義人員的身份投奔新中國，在北京任職於國際關係研究所。陳訓願遷居美國，在91歲高齡之際回鄉探親祭祖，隨同他“回家看看”的海外子女眷屬和孫輩共15人。陳訓願老先生感嘆道：“快一個世紀了，真是不可同日而語，而故鄉湖光山色之美，勝於當年!”
陳布雷有7子2女，以“正直平凡”四個字教導子女，他看透了政治的黑暗、官場的惡濁，因此嚴禁子女參與政治。長子陳遲成爲農產品專家，次子陳過成爲內科專家，三子陳適後來在武漢測繪學院任教授，四子陳邁任上海鐵路局工程師，六子陳遂畢業於清華大學理工專業。
陳布雷雖然不贊成子女從事政治活動，但是在抗戰期間，卻積極鼓勵晚輩從軍救國。1943年末，陳布雷得知侄兒陳迨報名參加中國遠征軍，十分高興，寫信勉勵。1944年，日軍發起豫湘桂戰役，三子陳適(時在同濟大學學習測量專業)積極報名加入炮兵;四子陳邁(時在交通大學學習土木工程)主動報名參加工兵。陳布雷知道後，寫下一首五言長詩，題爲《送邁兒從軍至璧山》。幼子陳遠因未到從軍年齡，在體檢時揣了幾塊石頭在口袋裏，以增加體重。
在陳布雷衆多子女中，二女兒陳璉的經歷最具傳奇色彩。陳璉出生之時，其母即去世。陳布雷將喪妻之痛推歸於小陳璉，把在襁褓中的她扔出窗外。幸而陳璉命不該絕，被窗外的天棚接住。外婆擔負起扶養她的職責。後來陳璉一度跟隨父親生活。陳布雷對女兒心懷愧疚，因此對她格外關愛。然而，陳璉選擇了一條與其父分道揚鑣的道路。1939年7月陳璉在高中期間加入了共產黨。皖南事變後，宣佈與家庭決裂。
新中國成立後，陳璉任共青團中央少兒部部長。文革中她卻被誣陷爲叛徒和國民黨的孝子賢孫，1967年11月19日，陳璉寫下遺書，跳樓自殺，結束了才48歲的生命。
陳重華：陳布雷的孫女，民革浙江省委會原副主委。
共赴自殺路
陳璉是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的女兒。她出生於1919年，在她出生後不久，母親楊品仙就患產褥熱去世。
陳布雷和女兒--兩代悲歌
情深的陳布雷把這一悲劇歸罪到了女兒身上，一天精神失常竟將哇哇啼哭的小陳璉塞進了痰盂。當驚聞哭聲的家人們趕來相救時，陳布雷卻瘋狂地將陳璉扔往窗外，幸虧窗戶外的篾棚托住了這個大難不死的女嬰。清醒後的陳布雷得知自己的所作所爲後，十分內疚不安，至此倍加疼愛陳璉，並當即爲其取了乳名“憐兒”。 長大後的陳璉和陳布雷在政治道路選擇上南轅北轍，1939年考入西南聯大後暗中加入了中共，並於抗戰勝利後和中共北平地下黨北平學委書記袁永熙結爲夫妻。但不久就在1947年9月雙雙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後因爲沒有暴露其中共黨員的身份，被陳布雷保釋。
1948年11月，陳布雷有感於蔣介石政府的即將破滅而自殺。陳璉得知父親死訊，十分難過與痛苦，政治理念上的選擇並沒有割斷父女之間血濃於水的情誼。對於自己的人生選擇，陳璉從來沒有後悔過。即便是全國解放後袁永熙因被捕遭到開除黨籍(後重新入黨)處理時，夫妻二人還是相互勉勵，度過了一段比較安定的家庭生活。
1956年，身爲清華大學黨委書記的袁永熙又因爲舊話重提，被降職爲校長助理。憐兒此時知道丈夫冤枉，加倍疼愛，試圖用自己的溫情來撫平丈夫心中的創傷。然而，整風時什麼話都沒有說過的袁永熙稀裏糊塗地又變成了清華大學黨內“最大的右派”，又一次被開除了黨籍。領導們出於對憐兒的“關愛”，反覆動員憐兒和袁永熙離婚。爲了自己身邊的3個兒女，38歲的憐兒離開了情深似海的丈夫，走上了自己獨自撫養3個兒女的道路。後來憐兒下決心離開北京到上海，臨行前抱着袁永熙的外甥女孫士詢哭道：我所以下決心離開北京，是因爲在北京走到哪裏，都會想起一些事情而心酸。現在孩子漸漸大了，我怎麼對他們講你舅舅的事?
憐兒至死未再婚。但每次從上海去北京開會，都要約孫士詢到自己的房間住上一夜，爲的就是打聽了解袁永熙的近況。每一次都是邊聽邊哽咽着流淚到天明。
儘管毛澤東、周恩來也曾在1956年的全國政協會議上爲憐兒關於“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的報告帶頭鼓掌，連稱講得好，但她還是擺脫不了“混進革命隊伍中”的命運，“叛徒”的帽子又戴到了憐兒的頭上。周圍的壓力，兒女們的詰問，憐兒感到渾身是嘴也無法說清楚。她大概想起了父親，理解了父親當時爲什麼要離開這個世界，離開視爲掌上明珠的女兒。1967年11月19日的早晨，憐兒穿着一身整潔的衣服，從上海泰興路華東局宿舍11樓上飄然而下。人們從她的書桌上發現了遺書：同志們，關於我被捕的情況，我1949年的交代是完全忠實的，這一點你們將來總會明白的，然而我自己卻等不到那一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