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軼事
國共之爭
1948年底，國共之爭勝負已成定局。這年的12月，中共方面宣佈了一個四十餘人的戰犯名單，這時的翁文灝雖已不過是掛名的政務委員，但因其曾高居國民政府院長之位，也赫然在焉。1949年，翁文灝先赴香港，後轉法國，1951年3月，經多方周密籌劃，翁文灝輾轉回到北京。“戰犯”的帽子沒有嚇退翁文灝海外歸來的腳步，證明中共和翁文灝之間的距離至少不像“戰犯”這個詞彙所張揚的那麼大。
陳毅進入上海後在和翁文灝友人的談話中提及翁時曾說：“翁文灝是書生，不懂政治，即使他在國內，我們也不會爲難他。”陳毅“書生”一詞經友人之口傳到了翁文灝耳中，正在海外飄零而且從心底裏不願做“白華”的翁文灝想必別有一番感觸，可能也促使他下定了迴歸的決心。陳毅所說的書生也許代表了不少中共要人對翁文灝的看法，可是翁氏的牌子畢竟太招人眼了，“行 政院長”、“戰犯”這些外在的東西終究不好靜悄悄地消化，翁文灝要融入一個幾乎完全陌生的土壤還需付出艱苦的心力。等着這位國民政府前行政院長的，首先是如何表態與過去決裂。這一過程堪稱一波三折，早在他滯留海外僅有回國之想時，中共方面就表示其回來可以，但需在回國前寫一悔罪書公開發表，翁揮筆寫就，而文內居然還有“委員長蔣”、“行政院長宋”等字樣，連居中溝通的人士都不敢拿出手了。
所幸周恩來同意其可以先行回國，悔罪一事暫且放在一邊。但一俟翁文灝在京定居，怎樣認識充滿罪惡的過去並與之決裂仍然是個逃不過去的大關目。面對這個問題，翁文灝最感難邁的坎是“必須劃清界限，譴責蔣介石反動集團”。像翁文灝這種教育背景和天性淳厚之人，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何況是於己有知遇之恩的舊主?要他自責容易，去罵別人卻戛戛乎其難了。
政協委員
當選爲政協委員的翁文灝寫下過不少應景詩。整理者所作的“前言”中特別提醒讀者，“詩集的內容，特別是大躍進時期中的見聞和‘文化大革命’時期中的觀點，在今天看來有不少是錯誤的，甚至是荒謬可笑的，但這並不代表作者深層次的真實思想，而是對那個在極左思潮統治下，巨大政治壓力時代的寫照”。其實我看這未免求之過深了。那些歌頌大躍進之類的詩未必不是作者真實心境的反映，像翁文灝這樣富有愛國心的知識分子，很少有不被那個年代中特有的熱火朝天的氣氛所感染的，試讀一首關於北京城拆除牌樓的詩：“解放京都改造勤，牌樓次第落埃塵。堂皇封建宏規範，窒礙交通阻轍輪。自古先成終有毀，於今革舊更闡新。長安街道從來闊，此日更欣車振轔。”知識分子中沒有多少人不在盼望儘快除舊佈新，這種情感是真誠的。即使在高歌突進的整體氛圍中，作者並未全然麻醉，一首題爲《農婦入城投傭》的詩，色調和整體氛圍相比是如此的不協調，詩中說那些因受災生計無着，不得不入城做傭工的農婦“土地曾欣分廿畝，水旱尚自受千災。何來顆粒全家飽，盡說更新舉國歡。子死父老垂盡日，婦人偷走入城關”。“何來顆粒全家飽，盡說更新舉國歡”，對比強烈，而“婦人偷走入城關”中，一個“偷”字，也是煉字的好例。對這首詩，一般人看了大概以爲是記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事，其實不然，詩實寫於1954年8月，對一般讀者而言，這恐怕也是一小小意外吧。至於作者回顧平生的長詩《洄溯吟》，對研究作者的人來說，其價值當然更不待言了。
翁文灝舊曾於1946年刊行《蕉園詩稿》，這個集子沒選。就本集已選的作品，作者的詩藝實不能說高明，這不必諱也無需諱，作者本來就無意作吟風月弄花草之詩人。近人舊體詩詞集的價值往往在詩詞之外，於此又得一顯例。
人物評價
人物總評
科學家
翁文灝是中國第一位地質學博士(1912);是中國第一本《地質學》講義的編寫者(1914);是中國礦物學第一本專著《中國礦產志略》的作者(1919);是中國第一張彩色中國地質測量圖的編制者(1919，着8色);是中國第一位考查地震災害，並出版專著的作者之一(1922，《甘肅地震考》等);也是中國第一部《中國礦業紀要》的創辦者之一(1916，與丁文江共同創辦);同時，翁文灝還是第一位代表中國出席國際地質大會的代表(1922);是第一位系統而科學地研究中國山脈的中國學者(1925);是第一位對中國煤炭按化學成分進行分類的學者(1926);是燕山運動及與之有關的岩漿岩和金屬礦牀的區域成礦理論的首創者。特別應該提及的是，翁文灝還是開發中國第一個油田(玉門)的組織者與領導者。
對作爲科學家的翁文灝，如今的評價已趨一致，尤爲難得的是，他在科研方面的組織和管理上的才能也早有定評。
政治人物
被視爲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但和丁文江等這批朋友不同，他不僅有濃厚的專業關懷，而且骨子裏是相信科學救國的。職是之故，翁文灝先後兩次婉拒了國民政府的徵召。這樣一個對做官沒有興趣相信科學救國的書生最終還是走上了政治前臺，甚至一發不可收，在一個被世人目爲腐朽無能的政府內閣中掛了頭牌。儘管他在這個政府中素有清官和能吏之名，但在一個政治不上軌道的地方，一個書生的入局總給人“跳火坑”的感覺。作爲近世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員，回首前塵，也大概會體會出幾分宿命的意味吧?中國近世文人學者多多少少都與政治有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而翁文灝雖然也。
書生本色
翁氏歸國後，在幽居歲月裏留下過大量文字，除一紙悔罪書，政協委員本分內應上的議案這些檯面上的東西之外，還有《人類進化史綱》《中國古代史新研》等手稿。竊以爲，其中最值得今人關注和玩味的還是這些舊體詩詞。儘管這本詩集不過是一選本，但作者的書生面目和複雜心緒仍灼然可見。1951年6月，悔罪書寫完後，他以詩作跋，“平生自問尚無羞，只惜忠誠少計謀。仁義知難追宋瑞，賢明信不比梨洲。清勤鶴立官僚濁，拙樸心非利祿求。生氣欣看時勢變，新朝可許一浮鷗。”首句“平生自問尚無羞”像是自我寬解，而結末一聯又分明透出一個前政權的高官——哪怕僅僅是伴食哪怕他自己骨子裏以書生自許——對一個完全陌生的社會的疑慮。等到這年七月，官方仍無正式結論，“到京困居已逾四月，成詩三首”，其中唱道“故國得歸終幸事，是非只可付悠悠”，作者此時顯然已有“歷歷前塵吾倦說”(俞平伯詩)之感，可樹欲靜而風不止，前塵舊事總如怨鬼纏身，哪裏是你想“付悠悠”就真的一逝如流水的呢?在翁文灝回國之初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裏，他基本處於幽居、無所事事的狀態，曾用一首七律《棲息》概其遭際，首聯赫然是：“棲息京師撫寸躬，自慚餘孽得優容”，“餘孽”二字下得未免太重了，不能不讓人生無限感慨。
名人評價
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論及應該如何團結“善意地向我們提意見的民主人士”時，專門點到了翁文灝，說他是“有愛國心的國民黨軍政人員”，算是未蓋棺而論先定。
丁文江在《我所知道的翁詠霓》中，不無佩服地說到：“我跟了他二十年，沒有見他想吃點好東西，穿點好衣服，住點好房子，每天八點鐘起來，十二點鐘睡覺，整天忙着做事，從來不肯休息。”“他是個個性極強的人，而主張溫和;他是個極明察的人，而待人厚道;他是個極清廉的人，而處世很平易。”
學者忻平：他謝絕外國商行高薪聘請，一心搞科研，學識淵博。······翁文灝爲人實在本分，整天只知做事、做學問，不問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