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原名朱重八。明朝的開國皇帝。說到這個大家都會想到什麼呢
明洪武三十年，明朝迎來三年一度的科舉會試。
經會試考覈，以78歲高齡的大儒劉三吾爲主考的考官們選出貢士51名，均爲南方考生。
因此，大批北方落榜考生鳴冤告狀，“科場舞弊”成爲當時最大的話題。
隨後，朱元璋下詔徹查此事，經數日複覈，調查組得出結論：劉三吾等人閱卷公平公正，這引起了各界譁然。
事後，朱元璋作出了一個極端的決定，劉三吾等人被定爲“反賊”，涉案諸官員皆得到嚴懲。
朱元璋並重新開出一份貢士名單：51人皆來自北方。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南北榜之爭”。
南北榜之爭成爲明朝分南北取士之先例，至朱元璋以後遂成定製，本文試從政治文化兩個角度來探討“南北榜之爭”產生的根源。
一：維持南北政壇的平衡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認真分析了元朝覆滅的原因，認爲吏治腐敗，特別是官員貪污是主要原因，“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終不可得”。
但洪武年間，貪污始終不斷，各級官吏貪贓枉法之風盛行，較之元末並未有多大改善。
例如，洪武十八年(1385)的郭桓貪污秋糧案就是當時駭人聽聞的貪污大案。
兵部侍郎王志爲追捕逃軍等事受贓二十二萬貫，寶鈔提舉司官員造鈔六百九十餘萬錠，隱匿一百四十三萬餘錠中飽私囊。
連中央派往各地的監察御史也“假御史之名，揚威脅衆，恣肆貪淫”。
有什麼辦法來杜絕腐敗，一直是作爲開國皇帝朱元璋思考的問題。
殺盡貪官，是他最常採取的一種形式。據統計，因貪污受賄被殺死的官員有幾萬人。
郭桓一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死，髒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史，系死者數萬人”。
但史治腐敗依然屢禁不止，這使得朱元璋認識到，嚴刑重典並不能杜絕腐敗，應該從體制上解決問題。
所以，明初，關於官員異地任職的法令就已頒佈了，“定南北更調之制，南人官北，北人官南”。
洪武四年吏部拔選時,“南北更調，已定爲常例”。
後由朱元璋總結歷代法律施行的經驗和教訓而詳細制定而成《大明律》，確立了“流官注擬，並須迴避本(籍)貫”的原則。
官員異地任職作爲遏制官場腐敗的重要體制，無疑爲朱元璋所看重。
他甚至在此基礎上規定，嚴禁官員娶當地女人做老婆，還不許官員們在當地買房。
這樣可以避免攀親帶故，遏制官場腐敗，維持良好的官場風氣，實現政局的平衡，維護統治的長期穩定，防止像元朝一樣“人亡政息”。
“南北榜之爭”的發生，會試貢士皆爲南人這一結果，走向了一個極端。
南方人如果單一把持政局，違背“南北更調”的初衷，會打破官場的南北平衡，易帶來新的史治腐敗，給剛剛建立的明王朝造成極大的安全隱患。
這對於老謀深算，一直倡導通過打擊史治腐敗來維護王朝統治的朱元璋來說是無法接受的。
二：維護北方穩定的社會局面
明朝初期，社會經濟得到了一定恢復和發展，但皇族、勳戚、官僚和地主階級是最大的受益者。
而廣大底層的勞動人民仍然過着被奴役、被剝削的痛苦生活，生活極其艱難。
因此，明初的農民起義遍佈廣東、廣西、福建、江西等十來個省份，規模大的有幾十萬人。
值得注意的是，洪武年間農民起義大多發生在南方，北方僅山東、陝西兩處出現起義隊伍。
而陝西沔縣(今陝西勉縣武侯鎮)的這次起義恰恰發生在洪武三十年正月初，也就是南北榜之爭的這一年。
縣衙書吏高福興聯合南麓雲霧寺的羌族和尚田九成、農民黃金剛奴、何妙順等，以白蓮教爲號召組織羣衆，揭竿而起。
“田九成率義軍轉戰至寧羌，築寨馬面山(今寧強縣城東南十里)，打製武器， 備戰迎敵，四方災民，聞風而至”。
南北榜案的北方學子們無法接受調查結果，朝中許多北方籍的官員們更紛紛抨擊，南北方的對立情緒空前尖銳。
而朱元璋要求恢復與發展生產，渴望有恢復生產的穩定的社會環境。
陝西農民起義恰恰發生在南北榜案之前，如果北方地區民間起義之亂後，高高的廟堂之上也發生了混亂，這不但會喪失掉一大批北方士子的心，引發北方與南方的割裂，更易引發北方混亂的連鎖反應。
這樣的政治代價是王朝的統治者不願意看到的。
朱元璋需要從頂層設計上來保障北方士子參與王朝政治的機會，最後的南北榜之爭的殘酷結果也就不難理解了。
三：實施文化專制的需要
朱元璋高度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十月，朱元璋對管人事的吏部講：“天下之務非賢不治，求賢之道非禮不行。”
然而，多年的征戰生涯，又使他深知知識分子的厲害。他通過各種手段將文人納入既定的規範秩序之後，同時又摧折其個性，讓他們守規矩。
爲了加強對天下士民思想的鉗制，他常以文字之誤殺人。
清代學者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指出：“明祖通文義，固其天縱，然其初學問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誤殺人，亦已不少。”
除此之外，他大力推崇宋明理學，並大力規範科舉考試。
如當時全國最高學府，國子監的學習內容，完全以宋儒所注的《四書》、《五經》及朱元璋審定的《大明律》、《大誥》爲本，明令諸生“篤志聖賢，潛心古訓，違者罪之”。
考試製度以“八股”取士，專取《四書》、《五經》內容爲題，而《四書》的解釋必須以朱熹的集註爲準。
朱元璋希望藉助孔孟之道及程朱理學來進行思想統治，但他本人的所作所爲卻對儒家思想在很多地方流露出抵制的跡象。
《孟子》是《四書》重要的組成部分，《孟子·離婁篇》有句雲：“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爲寇仇。”
唯我獨尊的朱元璋覽書至此，竟然破口大罵道：
餘怒未消的朱元璋甚至下令將國子監中孔廟裏孟子的神位撤下來，左右大臣苦苦相勸，一年之後朱元璋才予以恢復。
此外，《孟子》中還有不少觀點也讓朱元璋無法容忍，如“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等等。
爲此，朱元璋特命儒臣刪去其中不合己意者85條，編成《孟子節文》，作爲諸生學習的根據，刪去部分不準考生學習。
其對孔孟思想的倡導與限制並舉的舉措，暴露了朱元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獨裁者面目。
他不容許任何人觸犯其皇權的神聖，甚至對千百年前的儒學“聖人”也不例 外。
朱元璋有着極強的虛榮心極強，喜歡奉承，不會容忍臣下不恭不敬的行徑。
但南北榜案中，清明耿直的劉三吾和重新審定這次考試成績的官員堅持北方士子的考卷確實不如南方士子的好。
這下激怒了朱元璋，作爲皇帝，朱元璋把握全局的穩定。
他認爲，只有採取非常手段，才能平息北方知識分子的不平，安撫北方舉子之心。
於是乎，朱元璋採取極端措施，打擊廷臣的反對勢力，對考官和調查成員嚴厲懲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