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故事，大家在小學的課本上都有學過，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焚書坑儒”，大開殺戒，一次就活埋了四百多位儒生。然而，對於秦始皇臭名昭着的“焚書坑儒”事件，學術界一直有不同的意見。有人認爲，秦始皇只“焚書”未“坑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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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來說“焚書”。焚書源於周青臣與淳于越的一段論爭。前213年是秦始皇在位的第三十四年，爲了慶賀秦王朝修築長城及取得南越地，始皇在咸陽皇宮裏大宴羣臣。
有一個名叫周青臣的僕射借給皇帝敬酒的機會稱頌始皇說：“以前，秦國很小，地不過千里，虧得陛下你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接着，他又大讚郡縣制，說秦始皇改諸侯分封制爲郡縣制，使國家無戰爭之患，人民得以久享太平。其功德從古至今沒人能比。
周青臣的話雖然不無阿諛奉承的成分，但陳述的也基本上都是事實。不料，卻引起了一個名叫淳于越的人的不滿。
淳于越一向主張厚古薄今，認爲古代的東西都是好的，當代的東西都是不好的。當他聽周青臣讚美郡縣制，貶低分封制時，奮然而起說：“我聽說商周時代都因分封子弟而傳國近千年，因爲分封子弟功臣可以讓他們與國君互相照應。如今始皇您富有四海卻不分封子弟以作呼應，倘若出現像篡奪齊國政權的田常式的人物，那將何以應付?周青臣不向陛下您指出這一點，反倒當面奉承，不是忠臣!”
淳于越與周青臣並無過節，這場爭論純屬觀點之爭，也有文人相輕的味道，本不應該產生什麼實質的後果。不料此時丞相李斯卻突然插了一槓子，使情況發生了質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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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說：“三皇五帝治國各有其法，都搞得好好的。這是因爲他們能根據天下大勢，來用不同的政策。如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愚腐的儒生不明其理，淳于越拿三皇五帝來舉例，這值得去效法嗎?那時候諸侯相爭，大家都想招徠天下的讀書人，現在天下已定，以法治國，老百姓致力農工業，知識分子要學習法律，這纔是正道。現在這些儒生不從當下出發，反而以古代的例子說現在的不是，迷惑百姓，我冒死勸皇上：過去天下大亂，各執一詞，纔有諸侯並起，都藉着古代說事兒，花言巧語沒有一句是有用的，大家都尊崇亂七八糟的學術，而不是國家的制度。如果皇上統一天下，應該統一思想……臣請求：如果不是我朝撰寫的歷史都燒了，除非是博士官的職責，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都讓地方官燒燬……”
李斯囉裏囉嗦說了許多，中心內容只有一個，那就是應當厚今薄古，而不能以古非今，爲此，他建議燒書，而且要以嚴厲的措施去執行。
注意，李斯要燒的是“秦紀”以外的歷史著作，並沒有建議秦始皇連儒家的《詩經》《書經》以及諸子百家的書全部都燒掉。
另外，在《史記·李斯傳》中也提到了此事，司馬遷轉引李斯的話說：“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李斯對於那些詩書百家語，僅用了一個“去”字，並沒有肯定地要“燒”。緊接着這段話還有一句：“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注意這裏是“收”而不是“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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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以上三段話，可以明顯地看出，詩書以及諸子百家的書並沒有燒，只是由秦王朝中央政權和相應的政府官員收藏，目的是爲了“愚百姓”，而不是爲了損毀。
《史記·蕭相國世家》中的一段記載也可以證明秦始皇並沒有燒書。這種記載是：“何(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意思是說，當初劉邦軍隊攻下咸陽城後，蕭何先行沒收了秦朝丞相、御史所藏的律令、圖書;後來，劉邦坐了天下後，從這些圖書中獲得了天下要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等等資料。
從這段話中中不難看出，秦始皇只不過下令收繳民間圖書，藏在官府和學官之手，並沒有將它們燒了，至少沒有全燒了。否則，蕭何收什麼?漢代又怎麼可能“得百家言四百二十篇”。
燒掉前代所著史書，無疑是不折不扣的文化犯罪，但事情應該一分爲二，對於“燒盡天下書”這樣的誤解，還是應該澄清的。其實始皇也不是傻子，如果把書都燒了，上層建築也就全完了，統治的基礎同樣會受到極大的動搖，他不會連這個都不知道。
如果說“焚書”不是燒盡所有的書，那麼，“坑儒”又是否真的是“坑殺儒生”呢?也不完全是。
“坑儒”一事緣起於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這一天，嬴政駕幸梁山宮，隨行的人馬車騎甚衆。把酒臨風，駐足山頂時，秦始皇偶一擡頭，發現丞相的隨從很多，不由得皺了皺眉頭。當時秦朝的丞相設左右兩名，分別是李斯和馮去疾，不知超標的是哪位。這一細微的舉動被隨侍在側的一箇中貴人(宦官)發現了，這個中貴人與超標的這位丞相是朋友，就將皇帝對他的車騎過多似有不滿這一情況泄露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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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以上三段話，可以明顯地看出，詩書以及諸子百家的書並沒有燒，只是由秦王朝中央政權和相應的政府官員收藏，目的是爲了“愚百姓”，而不是爲了損毀。
《史記·蕭相國世家》中的一段記載也可以證明秦始皇並沒有燒書。這種記載是：“何(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意思是說，當初劉邦軍隊攻下咸陽城後，蕭何先行沒收了秦朝丞相、御史所藏的律令、圖書;後來，劉邦坐了天下後，從這些圖書中獲得了天下要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等等資料。
從這段話中中不難看出，秦始皇只不過下令收繳民間圖書，藏在官府和學官之手，並沒有將它們燒了，至少沒有全燒了。否則，蕭何收什麼?漢代又怎麼可能“得百家言四百二十篇”。
燒掉前代所著史書，無疑是不折不扣的文化犯罪，但事情應該一分爲二，對於“燒盡天下書”這樣的誤解，還是應該澄清的。其實始皇也不是傻子，如果把書都燒了，上層建築也就全完了，統治的基礎同樣會受到極大的動搖，他不會連這個都不知道。
如果說“焚書”不是燒盡所有的書，那麼，“坑儒”又是否真的是“坑殺儒生”呢?也不完全是。
“坑儒”一事緣起於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這一天，嬴政駕幸梁山宮，隨行的人馬車騎甚衆。把酒臨風，駐足山頂時，秦始皇偶一擡頭，發現丞相的隨從很多，不由得皺了皺眉頭。當時秦朝的丞相設左右兩名，分別是李斯和馮去疾，不知超標的是哪位。這一細微的舉動被隨侍在側的一箇中貴人(宦官)發現了，這個中貴人與超標的這位丞相是朋友，就將皇帝對他的車騎過多似有不滿這一情況泄露了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