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溫，是公元4世紀東晉大臣。星球大戰，是美國人喬治·盧卡斯所編寫和導演的科幻鉅著。這可以說是世界上最不相干的兩個事物了。然而，如果我們深入去研究，卻會發現從某個角度來看，這兩者竟有如此驚人的相似之處。
桓溫幾乎把半輩子的時間都花在了北伐和勸說東晉朝廷北伐上面。興師北伐，恢復西晉在永嘉之亂中喪失的中原故地，對於每一個避難江南的晉人來說，都是他們念茲在茲的夢想。因此，北伐給桓溫帶來了崇高的聲望和權力。可是，如果認真去剖析桓溫北伐的一點一滴，就不難發現，這位桓大司馬想要的北伐，還真是有點與衆不同呢。
桓溫第一次北伐的目標是關中。桓溫軍一開始所向披靡，數次大敗前秦軍，很快就兵屯長安郊外的灞上。此時前秦皇帝苻健已經做出了最壞的準備，只留6000老弱士兵留守長安，而自己把剩下的3萬能用之兵拉出來準備打游擊。可是桓溫卻做出了讓人大跌眼鏡的舉動——按兵灞上不動!這次北伐最終由於桓溫軍在灞上逡巡不進，喪失戰機，被前秦軍隊切斷了補給，導致轉勝爲敗。兩年後桓溫再次出兵北伐，他成功收復了西晉故都洛陽和大片國土。可是這次北伐的結局卻比上一次更詭異，在要求朝廷遷都到自己控制的洛陽未果之後，桓溫竟乾脆從洛陽撤軍了，“溫還軍之後，司、豫、青、兗復陷於賊”，北伐成果毀於一旦!
太和四年(369年)，桓溫再次以執政的身份提出北伐，要求郗愔等部一同出兵，並趁此機會奪下了郗愔的徐、兗二州刺史職務和軍權。於是，桓溫終於心滿意足了，率領5萬大軍北伐。然而，經過20年的時間流逝，北方的少數民族政權已經遠不是永和年間那樣混亂與脆弱了。鮮卑名將慕容垂先阻擊桓溫軍於枋頭，接着切斷晉軍糧道，最後再趁桓溫退軍之機以精騎猛擊，在襄邑和譙國大敗桓溫。
桓溫一輩子孜孜以求的北伐就以這樣的失敗結局收場了。然而桓溫卻似乎絲毫不以爲意，也不再謀求北伐，而是開始一門心思謀權篡位。從太和六年(371年)開始，在短短不到3年內，桓溫廢了一個皇帝(海西公)，差點廢了第二個皇帝(簡文帝)，而這僅僅是因爲第二個皇帝死得太快，沒來得及被廢。
分析到這裏，桓溫北伐的實質已經很清楚了。桓溫真正要的，不是北伐，而是權力，北伐不過是他爲了攫取權力而打的一面堂而皇之的大旗而已。正是因爲如此，儘管桓溫第三次北伐失敗的損失並不比第一次北伐的損失大多少，而他所掌握的資源則遠遠超過了當年，他卻再也沒有任何出兵北伐的舉動，而是專心致志地在行“廢立”之事和打擊異己大臣。爲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呢?原因很簡單，北伐雖然失敗了，但他的真正目的——權力，卻已經拿到了手。目的既然已經達到，又有什麼必要再去打那面大旗呢?
然而，北伐這面大旗卻是這麼好用，以至於儘管東晉朝廷一直都有很多人非常警惕桓溫的野心，但最終卻還是不得不把大權拱手送到了這位高舉北伐大旗的旗手手上。這是多麼發人深省啊!
而同樣發人深省的，是星球大戰(前傳)的故事。在這個發生在千萬年後的科幻故事裏，銀河系共和國的議員帕爾帕庭(他的真實身份是邪惡的西斯君主達斯·西迪厄斯)偷偷挑動了一次脫離共和國的叛亂。接着，帕爾帕庭高舉着打擊叛亂、保衛共和國的大旗，先當上了共和國議會的議長，然後又獲得了最高議長緊急處置權，控制了共和國的各項軍政大權和銀河歷史上規模空前的克隆人軍隊。在故事的結尾，帕爾帕庭露出了真面目，他憑藉着自己取得的巨大權力，推翻了共和國，成立了銀河帝國，併成爲帝國皇帝。透過龐大的星際戰艦和飛舞的傑迪騎士光劍的外表，我們會發現，這個故事的實質其實和桓溫北伐是多麼的相似!都是野心家利用戰爭的藉口爲自己攫取不受約束的權力，然後推翻原有政權，建立自己的獨裁統治。
桓溫和帕爾帕庭所遇到的問題正是人類政治制度中最棘手的一個共性問題——集中了的權力如何來制約。
“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會導致腐敗”，阿克頓的這句名言是政治學中的一條基本規律。而解決這一問題的基本思路就是將權力分散並使之相互制衡，例如東晉讓長江中游和下游兩個集團互相牽制，銀河共和國通過議會民主制度實現權力平衡，等等。不過，權力的分散是要付出內部傾軋增加、決策效率降低的代價的。在一般情況下，權力分散的好處要大於其代價。但是，在緊急情況下，例如戰時，內部矛盾和低效率決策所帶來的危險卻是致命的。因此，在這種時候必須將權力進行集中，以應對緊急狀況。表面上看起來，這也沒有什麼問題，平時將權力分散，緊急狀態下將權力集中就是了。但問題在於這兩者之間如何轉換，權力由分散到集中容易，可是要將集中的權力再分散就難了。因爲那個掌握了“絕對權力”的人很容易腐敗，而他們的“絕對權力”又使得他們的這種腐敗無人能夠與之抗衡，也無人能夠終止，除了他們自己之外。但是權力的誘惑是多麼巨大呀，不要說是桓溫和帕爾帕庭這樣蓄意奪權的野心家，就是原本沒有這個心思的，一旦得到這樣的高位之後，也難免會心生雜念。
面對這樣的問題該怎麼辦呢?自古以來，解決的思路大體有兩種。一是事前的制度防範，也就是對絕對權力進行各種各樣的限制。像古羅馬共和國的獨裁官制度。古羅馬共和國規定在緊急的戰爭狀態下，可以將共和國的大權都授給一名獨裁官，他甚至可以在法律上不爲任何行爲負責。但共和國同時規定這名獨裁官的任期不能超過緊急狀態的存續期間與六個月中的較短者，而且一旦獨裁官任職期滿，他所指定的繼承人騎士統領也隨即停職。這種事前的制度防範不能說一點作用沒有，但卻有一個深層次矛盾難以解決。那就是制度防範與絕對權力本身是矛盾的，當客觀環境需要絕對權力的時候，制度防範就很難守得住自己的底線。
事前的制度防範靠不住時，更多的希望只能寄託在事後的力量制衡上。這種力量制衡的具體形式並無一定之規，有的是靠各種勢力之間的平衡，有的則是靠人們的思想覺悟，希望等到絕對權力真的無法控制的時候，這些力量能夠走出來與強權相抗爭。這種東西說起來很玄，但在實踐中卻是發揮着實實在在的作用。比如美國之所以允許公民持槍，也正是因爲在美國憲法中規定“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受侵犯”。而這條憲法的目的就在於當絕對權力的暴政像獨立戰爭前的英國殖民地政府那樣再次出現時，人民可以拿起武器反對強權。當然，比家裏的一支手槍更重要的，是這支手槍的主人有在危急時刻拿起手槍挺身而出的覺悟和勇氣。
2001年美國總統小布什推出了《愛國者法案》，以反恐爲理由，大大擴張了美國警察機關的權限，而在很多方面侵犯了公民個人的自由。正是因爲看到了這一點，美國自由派民衆掀起了一波波反對《愛國者法案》的浪潮。而這至少說明了三點：第一，美國社會的力量制衡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一部分民衆確實起來反對“暴政”的萌芽了。第二，這種制衡並沒有取得決定性的效果，他們被客觀環境對絕對權力的需要打得慘敗，《愛國者法案》最終得到了通過。第三，這種制衡產生的本身就說明了這些自由派民衆對力量制衡缺乏信心，否則他們也用不着對這種還處於非常初級階段的“暴政”萌芽如此敏感了。
總的來說，桓溫北伐和星球大戰的故事之所以如此相似，是因爲他們都反映了人類政治史上的一個長期揮之不去的夢魘——如何把從潘多拉盒子裏跑出來的權力魔鬼再收回去。直至今日，我們仍不敢說對這個問題有了一個完善的解決辦法。但是，只要人們不忘記這個夢魘，一次又一次地警醒自己這一夢魘的存在(譬如通過拍部科幻電影或是寫篇歷史文章的方式)，夢魘就會越來越難重現，直到有一天人類通過更爲聰明的頭腦或是更加發達的科技找到降服這一夢魘的最終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