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政壇
張璁少好經學，博學多才，13歲作《題族兄便面》詩云：“有個臥龍人，平生尚高潔。手持白羽扇，濯濯光如雪。動時生清風，靜時懸明月。清風明月只在動靜間，肯使天下蒼生苦炎熱。”並對《三禮》(《周禮》、《儀禮》、《禮記》)造詣頗深。但七次進京科，名落孫山，曾在溫州羅峯學院聚徒講學。正德十五年二月，八應禮部試，獲雋。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明武宗朱厚照卒於豹房。遺詔迎取武宗從弟朱厚熜嗣皇帝位。四月二十二日，14歲的朱厚熜在奉天殿即皇帝位，頒詔大赦天下，以明年爲嘉靖元年。五月十五日，張璁於奉天殿補行殿試，中二甲進士，觀政禮部，從此進入仕途，年已四十七歲。
大禮議
因楊廷和集團要求明世宗改換父母，引發了大禮議之爭。“有異議者即奸邪，當斬”(注：《明史》卷190，《楊廷和傳》)正德十六年(1521年)七月一日，觀政進士張璁上疏表示異議：“朝議謂皇上入嗣大宗，宜稱孝宗皇帝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興獻王妃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者，然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耳。……比有言者，遂謂朝議爲當，恐未免膠柱鼓瑟而不適於時，黨同伐異而不當於理，臣固未敢以爲然也。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臣廁立清朝，發憤痛心，不得不爲皇上明辨其事。《記》曰：‘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聖人緣人情以制禮，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異同，明是非也。”(注：《張文忠公集類·奏疏》卷1《正典禮第一疏》) 張璁指出：漢哀帝、 宋英宗爲定陶王、濮王之子，是因成帝、仁宗無子，皆預立爲皇嗣，養於宮中，嘗爲人後。今武帝已嗣孝宗十七年(實十六年)，“臣讀祖訓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今武宗無嗣，以次屬及，則皇上之有天下，真猶高皇帝親相授受者也。故遺詔直曰：‘興獻王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爲孝宗後，比之預立爲嗣養之宮中者，其公私實較然不同矣。”(注：《明世宗實錄》卷4，)世宗得張璁疏，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注：《明史》卷196，《張璁傳》)
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大禮議未定，覆上疏進《大禮或問》。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看後說“張生此議，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注《明史·楊一清傳》)。《國史傳》評論張璁議禮“出所真見，非以阿世”。張璁展示了以人爲本的政治理想，從而受得明世宗的信服和重用。
勇於改革
張璁50歲時有詩云：“一飯還三嘆，黎民正阻飢。”(《元日》)“有雪未爲瑞，凶年正可悲。流民幾行乞，粒米不成炊。”(《對雪》)“年飢難獨樂，官冗得偷閒。”(《遊蔣山》)。
在明代嘉靖時期，社會最突出的衝突之一是貧富不均的加劇。皇宮、王府及勳戚佔有大量的土地謂之莊田，權貴豪強和地方惡棍，妄指民田爲官田，以之進奉王府、勳戚，結交權貴而謀私利。土地兼併的嚴重致使大批喪失土地的農民背鄉離井而爲流民。明武宗時全國流民已達600餘萬，佔總人口的十分之一，造成農民暴動接踵而起。基於此，張璁進行一系列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社會改革的首要任務是抑制土地兼併的進一步惡化，把農民穩定在土地上。在當時土地兼併最爲激烈、數量最大的是皇宮、王府、勳戚等所佔有的莊田。明仁宗建立皇莊，到武宗時已增至200多處，正德九年(1514年)僅畿內皇莊就佔地37594頃。藩王、勳戚、宦官等向皇帝乞請和強佔民田，到弘治二年(1489)莊田有332處，佔地33000餘頃。“爲民厲者，莫如皇莊及諸王、勳戚、中官莊田爲甚”，其嚴重程度已到了天下額田減半：“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額田已減強半，而湖廣、河南、廣東失額尤多。非撥給於王府，則欺隱於猾民”。這就是說，賦田約減少了427萬頃。世宗即位後，爲革此弊政，穩定社會秩序，曾兩次清理京畿莊田，而宦戚輩中撓，世宗猶豫，收效甚微。張璁入閣後堅決清理莊田，並由畿輔擴大到各省，由莊田兼及僧寺產業。至嘉靖九年(1530年)，查勘京畿勳戚莊田528處，計57400餘頃，其中26000餘頃分別還給業主等。撤回管莊軍校，嚴定禁革事例，不許再侵佔或投獻民田，違者問罪充軍，勳戚大臣亦參究定罪。這樣相對地緩和及消除土地兼併的衝突和百年積弊，使社會秩序趨向穩定，爲明王朝統治的延續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史·本傳》稱張璁：“他若清勳戚莊田，罷天下鎮守內臣，先後殆盡，皆其力也。” 明萬曆本作《國史傳》贊張璁：“清勳戚莊田，罷鎮守內官，百吏奉法，苞苴路絕，海內治矣。” 明人黃光升《昭代典則》中稱：“張孚敬(張璁)奏革各省鎮守內臣及清勘皇親莊田，土官得行其志，黎庶得安其寢，天下鼓舞若更生，其功萬世不可泯也。”
科舉制度是明朝政府選拔官員的主要途徑，但在具體的運作過程當中，暴露了許多弊端，產生了明顯的負效應。例如明臣王鰲在弘治十四年(1501年)說：“夫古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人之纔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王鰲《制科議》，《明臣奏議》卷10)而正德時期的國子監祭酒陸深也說：“興業者，進取之媒，非致理之路也。其弊也，浮華而無實用。舉天下之人才皆誤於科舉”。(注：陸深《國學第對》，《明經世文編》卷155)
張璁改革科舉制度，重新規定考試文體，提高應試者素質。由於科舉名額極爲有限，不可能網羅天下所有的真才，使許多士子難以通過科舉而成爲進士。於是，張璁推行三途並用之法，改革用人制度。在改革初期，阻力較大，如明人焦竑批評：張璁“爲人剛愎，故所行多縱苛刻，如沙汰生員之舉，是何意義!”(《玉堂叢語》卷4《獻替》)出現這種因循之論並不爲怪，其反映了一部分人的短視之見。張璁改革科舉制度，改變學風，強化學校的教育功能，考汰之法，以及對提學官的大力整頓，取得了顯著的成效。焦竑又讚道：張璁“久於科第，諳世故，得位，每事欲復祖宗股制，行進士、舉人、歲貢三途並進法，士風一變，人思奮庸，賢才輩出而無滯。”(《玉堂叢語》卷6《事例》)明代名臣張居正在萬曆三年(1575)以自己少年時的親身體驗對嘉靖前期整頓學政的成就予以極高的評價。他說：“臣等幼時，猶及見提學官多海內名流，類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無敢幹以私者。士習儒風，猶爲近古。”(注：《萬曆起居注》)可以說，嘉靖前期是明代歷史上整頓學風成效最爲顯著的時期。
反腐倡廉
官吏的貪贓枉法，是政治腐敗，社會動亂的原因之一，亦是君主專制社會的大患。張璁上疏奏皇帝，依律治罪貪官污吏。嘉靖六年(1527)八月，張璁在掌管都察院時，嚮明世宗奏上《憲綱》(共95條)，擇其中最急切者七條陳之。依照憲綱實行，可嚴肅風紀，整頓官員作風，提高工作效率。
張璁在任用官吏方面，主張推舉“廉能愛民者”，不受資歷限制。嘉靖九年(1530)，他在《論用人》疏上說：“近該北直隸巡撫官奏，欲盡將進士、舉人選補此地方州縣正官，臣思之心有未安。”張璁認爲：無論在何地，無論什麼官職、學歷，只要廉潔愛民，都可以推舉任用。
嘉靖十年(1531年)，吏部侍郎徐縉詢私納賄，經舉發受都察院勘問，徐求解脫，投書行賄於張璁，張發其私。由“法司同證徐縉賄孚敬事，黜爲民”，此事使朝野受到震動。
張璁的改革與反腐損害了皇親國戚、太監、官吏、權貴階級的既得利益，不能不引起他們的仇恨，彈章不絕。但由於他一切秉公，亦奈何他不得。張璁幾次致仕離京，猶如一介寒儒。他一再告誡家鄉族人不要因他在朝做高官，便倚勢凌人幹不法事。他居朝十載，不進一內臣，不容一私謁，不濫蔭一子侄。
暮年歲月
嘉靖十四年(1535年)春得疾，張璁屢請致仕，世宗不允，爲之親製藥餌。(“以疾乞歸，上累諭固留，爲之親製藥餌。”《國史傳》)張璁在朝房值班時昏暈過去不省人事者一天多(“病又舉發，昏暈不省人事者逾日”《再乞休致》)，因病情急劇加重，世宗不得已乃許致仕回家調養。(“上不得已乃許致仕。”《嘉靖以來首輔傳》卷2。)。
世宗多次派人去溫州瑤溪貞義書院看望張璁，並幾次下旨召張璁到京復任，但都因身體原因未能到京。(“遣錦衣千戶劉昂視疾，齎手詔趣其還朝。至處州，疾作不果至。詔強起之，至金華，疾又作，乃止。”《國史傳》)張璁於嘉靖十八年二月，病歿於溫州，卒年65歲。世宗尚追悼不已，(“帝在承天，聞之傷悼不已。”《明史·張璁傳》)。“賜祭葬有加，贈太師，諡文忠。”(《國史傳》)
主要成就
政治
整頓吏治
地方官爲賄賂京官，搜刮民財，以至簍撻誅求，民窮無法生活，那有不爲盜的。張璁認爲，治國之道，以愛民爲先，願治之君，必嚴於贓禁。貪墨成風，其根源在於內閣。內閣是政本所在，即最高統治機構的核心。內閣貪贓，則部院和地方就肆無忌憚，無所不貪了。
張璁對吏治進行了整頓。如調整內閣翰林，加強科道官員對官吏的監督。在他掌都察院時，嚴監察制度，重法司之權。他先後兩次罷黜、更替了不稱職的御史和巡按御史25人，並申明憲綱規定：都察院按察司堂上官及首領、各道監察御吏、吏典，但有不法等事，許互相糾舉;監察御吏巡歷所至，不許地方官出郭迎接;巡按不許帶人馬隨行，凡設彩鋪氈無名供饋之屬一切不用等等。
清理勳戚莊田，罷撤鎮守太監，嚴革貪贓枉法，嚴肅監察制度，嚴分廠、衛與法司職權，改革科舉之弊，改正孔子稱號和典祀，以及整頓軍隊團營等，均是其改革措施的犖犖之者。但是政治改革從來不會一帆風順，改革者不免招來許多來自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和非議。隨着改革的深入和張璁的權威影響增大，而嘉靖皇帝在經過大禮儀鬥爭的洗禮和年齡的增長，皇權意識提高，對張璁也不無猜疑，怕他專擅而有損皇帝的獨攬朝綱，幾次都因爲慧星出現，嘉靖皇帝懷疑大臣擅政，於是恩威兼施，或揮之即去，或招之又來，嘉靖皇帝的喜怒無常，加之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和阻撓，而張璁的所作所爲一直被既得利益集團視爲政敵。如當時的南京御史馮恩，上疏請斬張璁等三奸。那時哈雷彗星當天，馮恩比張璁是根本之彗，汪宏是腹心之彗，方獻夫是門庭之彗，並說三彗不去，百官不和，庶政不平，雖欲彌災，不可得已。嘉靖皇帝見疏大怒說：馮恩非專指張璁三臣也，徒以大禮故，仇君無上，死有餘罪。”(《明史·馮恩傳》)那時詆譭張璁的人，實在不少，這對張璁的改革必然帶來很大阻力。致使張璁宦海浮沉，命途多舛，在入閣輔政的七年間四起四落，大大影響了張璁改革的積極性，其遭際在明代閣臣中也是少見的。
改革宦權
明代全國各省和重要城鎮派出鎮守太監，掌握軍政大權，形成了宦官全國統治網絡。宦官專權亂政也是明代的一大禍患。他們依仗皇帝，結黨營私，大肆搜刮，陷害大臣，草菅人命，英宗時宦官王振擅權，國幾傾覆。武宗間，宦官劉瑾專權，勢焰天下。鎮守太監不僅職掌軍事、行政、監察、司法等大權，而且以報效朝廷爲名，巧立“進奉”、“孝順”等名目，殘酷盤剝人民。武宗時各地都有定額“進奉”的銀數。世宗雖知其弊，但惜其“進奉”而不決。張璁便一再向明世宗陳述鎮守的流毒，極力主張革除鎮守太監之制，爲了確保革除事宜的順利推進，張璁與世宗單獨面議，或用密疏進言，使與鎮守中官有密切聯繫的內廷宦官不能從中作梗。世宗在單獨召見張璁之後，仍然猶豫不決，張璁又上密疏，催促世宗採取斷然措施，將其革除。其疏言：“伏蒙皇上獨召臣於平臺面議，所以臣密切勤懇，實出血誠。已荷垂允，未見實行。今因密諭下問，敢再冒昧上陳，伏乞聖明斷然爲之，使百年流毒一旦頓除,四海生民從此樂業矣。(《議南京守備催革各處鎮守》，《明經世文編》卷178。)”
從革除的過程來看，張璁採取了不事聲張和漸進的革除方式。嘉靖十年(1531年)閏六月，大規模的革除活動全面展開，浙江、兩廣、福建、獨石、永寧、萬全、等處的鎮守中官因“貪縱害事”皆被裁革(《明世宗實錄》卷127)。這與當時大規模裁革冗官是同步進行的。不久，陝西、四川鎮守太監以“貪肆”亦被裁革(《明世宗實錄》卷129)。這次集中裁革的主要是分佈於內地的鎮守內官。把邊鎮鎮守中官放在了最後革除。張璁對鎮守中官的革除真正清除了長期以來鎮守太監亂政害民之弊，使被鎮守中官擾亂的地方政治趨於有序。史稱在明朝，只有嘉靖期間沒有出現過太監弄權把持朝政的局面。
範守已認爲張璁此舉乃“千百年頌功爲不窮(《憲章外史續編》卷2)”;何良俊認爲張璁勇於擔當革除鎮守中官的重任，是其他得君最專者所不能比擬的，言：張璁“取回各省鎮守太監，他人雖得君最專者，亦不肯如此擔當”(《四友齋叢說》卷8);蔣光彥在萬曆末年也說：張璁“歸而後公相者，經濟萬不如公。去公六十七年，四方無貂璫之擾，默受公賜而晏如，不知今寓內始人人扼腕而思公矣(《光緒永嘉縣誌》卷26)”。
明朝人李樂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對嘉靖前期革除鎮守中官的積極作用給予較爲全面、客觀的評價，言：
世宗皇帝繼統，年齡雖小，英斷夙成，待此輩不少假借。又得張公孚敬以正佐之，盡革各省鎮守內臣，司禮監不得干預章奏。往瑾時，公卿大臣相見，無敢抗禮，甚有拜伏者。自張公當國，司禮以下各監局巨璫，見公竦息敬畏，不敢並行並坐，至以“張爺”呼之，不動聲色，而潛消其驕悍之心。蓋自漢唐宋元以來，宦官斂戢，士氣得伸，國體尊嚴，未有如今日者，誠千載一時哉!(《見聞雜記》卷11)
文化
張璁不僅是一位政治家、改革家，而且還是一位詩人。他一生寫下了大量詩文，留給後世一份值得我們去深入挖掘和弘揚文章。作爲布衣出身的宰相，在溫州民間生活了將近半個世紀，在瑤溪創辦書院，去過茶山、仙岩、江心嶼等地，對這裏的人民與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並留下許多讚美詩篇。
在張璁筆下有羅峯書院的風景：“臥龍潭下書院成，白鹿洞主慚齊名。鬆菊已變荒蕪徑，壑更添吾？
伊聲。”(《羅峯書院成》)有茶山的秀美風光：“我有山東一畝宅，還憶山西五美園。落日放舟循桔浦，輕霞入路是桃源。”(《遊五美園》)有仙岩的奇美美景：“落日在招提，山深藏古洞。水落正石出，穿巖入其空。絕壁合欲傾，觀天如望?。飛流瀉中潭，山根似浮動。”(《仙岩洞》)有江心寺的江浪景色：“煙波渺天際，孤嶼天悠悠。浩蕩疑非世，登臨況屬秋。霞標雙塔迥，浪挾衆山浮。露白蒹葭老，凌風生我愁。”(《江心寺》)
張璁曾描寫溫州瑤溪的山居生活：“自汲龍潭水，長烹雁蕩茶。客來無一物，籬豆始開花。”“自分佈衣久，爲園種木棉，山妻聽蟋蟀，抒袖夜無眠。”(《山居二首》)在他的詩裏，使我們體會到詩人寄情山水草木，激情抒懷的美感：“寒枝自許風霜傲，細蕊惟堪晚節香。”(《觀菊》)“碧桃紅杏不須猜，雨露無私次第栽。玉蕊芙蓉帶甘菊，也應無日不花開。”(《種花》)“兩山夾深谷，溪流到處聞。登高息川上，尊酒此樂羣。”(《川上吟》)
在張璁的詩詞裏透露出詩人強烈的政治抱負與深沉的憂國憂民情感。當他在“大禮議”初期受阻時，發出長嘆：“獨憐知已少，只見直躬難，若問唐虞治，終期白首看。”(《赴南京留別諸友》)在創辦書院時寄託情懷：“蒼生有望山中相，白首願觀天下平。青衿登進樂相與，日聽滄浪歌水清。”(《羅峯書院成》)“信是此行天下獨，只因日月臥雲根。”(《遊五美園》)張璁畢生好學，撰著頗多，存世的有《禮記章句》八卷;《周禮註疏》十二卷;《儀禮註疏》五卷;《杜律訓解》六卷等著作。嘉靖十六年，他還獨力編纂《溫州府志》。從這些著作中，可以瞭解到張璁的生平、性情、學問和功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