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這裏是小編，今天給大家說說楊炎的故事，歡迎關注哦。
說到歷史賢相，不得不提以爲唐朝經濟牛人——楊炎。楊炎在安史之亂後出任臺閣平章事，此時民生凋敝，卻也是百廢待興。作爲經濟改革家的先鋒，楊炎提出了兩項對當時具有重大意義的改革措施，對唐後期的經濟民生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其功之一，革除舊弊，將國家公賦與皇帝私產相分離。
按舊制，全國賦稅都要送交左藏國庫。到第五琦任度支史時，京城裏的大將不斷地向他索取賞賜，第五琦無法禁止這種情況，就乾脆把所有賦稅都放進宮內大盈庫裏，讓德宗說了算。從此全國賦稅就統一納入了皇帝的小金庫，而管理這金庫的正是皇帝手下的宦官。
到楊炎任宰相，他對皇帝說：“賦稅是國家的根本。小小宦官掌握了國家的命脈，多和少、盈和虧，文武百官根本無法知曉，我請求恢復舊制，把賦稅收入移到宮外，交給專門的機構來管理。”德宗接受了他的建議，並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庫，一用舊式，每歲於數中量進三五十萬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其全數聞。”
楊炎的這一舉措，在當時博得美名無數。而且這一舉措也確保了國家公賦與皇帝私產分離，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當時宦官干政的情況，抑制了豪族勢力對國家財政的干預，對唐後期的財政管理制度起到了積極的影響。
其功之二，廢除租庸調製，開兩稅制先河。
唐朝開始實行的是租庸調製，所謂“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這是以“人丁爲本”的賦稅制度。按照歷史來講，租庸調製的實行靠的是賬籍制度，但到玄宗末年，社會混亂，人流遷移頻繁，土地買賣，財產變化，賬籍記載已經瀕臨崩潰。徵稅時，官府卻不管實際情況，只憑舊賬籍向鄉里按丁收稅。至德年以後，官府利用特權壓榨百姓，苛捐雜稅更是數目繁多。
“天下之人苦而無告，則租庸之法弊久矣。”在這種背景下，楊炎提出了兩稅制。兩稅制“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楊炎拋棄了唐代原來以人丁爲徵課標準的租庸調製，以土地、業產等財富的多寡，按每戶的貧富差別進行課徵。
楊炎主張的兩稅制可謂是開創了千年稅收新模式，有着重大的意義。其一，按資產多少來收稅，是中國封建時期稅收制度從人頭稅到資產稅的重大轉變。與租庸調不同的人頭稅不同，兩稅制收的是資產收，即你有多少田，政府向你徵多少稅，也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社會的貧富差距。兩稅制順應了土地關係和階級佔有關係的變化趨勢，具有深遠的歷史影響。直到今天，中國田賦大體上還是沿襲此制度。
其二，在中國賦稅思想史上第一個明確提出“量出制入”的原則。“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量出制入就是根據國家每年所需要的經費來規定相應的科徵收入的財政原則,這實際上就是剝奪了各地方的徵稅權, 把徵稅權集中於中央。 “自是輕重之權, 始歸於朝廷”，在中央確定的稅額之外，“敢有加斂, 以枉法論”。這對減輕當時人民的負擔，加強中央集權，是有積極作用的。
楊炎在這兩項經濟改革後頗有嘉許之聲，又輔佐德宗，做出不少政績，一度挽救了國家的衰敗局面，在當時被人稱爲“賢相”。後來因崔祐甫患病，不能處理政事，另一宰相喬琳也被免職，楊炎也開始獨攬大權，一時風頭無兩。但最後他卻被皇帝賜死在貶謫途中，依舊沒能有個好下場，是難逃改革者的歷史宿命，還是另有他因?
楊炎的直接死因是因爲盧杞的構陷。盧杞因爲相貌醜陋、胸無點墨，楊炎很是看不起他。盧杞又是個睚眥必報的小人，因此懷恨在心，想辦法一定要治一治楊炎。終於有一天，機會來了。楊炎爲修建家廟請河南尹趙惠伯幫他賣掉東都的私宅，結果趙惠伯把此宅用作了官署。這種以公徇私賺取餘利的事呢，本來可大可小，可是盧杞卻想方設法要判他的重罪，最後判了個“監主自盜，罪絞。”
此外，又有流言說楊炎在曲江南修建的家廟有王氣，楊炎本人一定圖謀不軌。德宗聽說後自然怒不可遏，將楊炎貶爲崖州司馬。在流放過程中，楊炎大約已預感到前景不妙，寫詩感嘆到：“一去一萬里，千知千不還。崖州何處是，生度鬼門關。”果不其然，隨後就有一隊人馬趕來將他賜死，年僅五十五歲。
但楊炎之死只是由於盧杞嗎?非也，楊炎的結局早就在劉宴一案中埋下伏筆。楊炎雖然在仕途上有大作爲，但他本人卻心胸狹隘，專權不久，便開始專意報恩復仇。史書上直接說他“睚眥必仇”，“不顧公道，以至於敗”。
最可以說明這點的當屬楊炎構陷著名理財家劉晏的冤案。由於元載一案，楊炎受到牽連被貶謫，而元載一案的主審就是劉宴，兩人的樑子由此結下。楊炎上位後，自然是不肯放過劉宴的，先是污衊劉宴與黎幹、劉忠翼同謀，讓德宗剝奪了劉宴的財政大權。後以奏事不實爲由，德宗貶劉宴爲忠州刺史。楊炎還不如意，又讓人誣告劉晏召補州兵，抗拒朝命，還說的有理有據，德宗信以爲真，最後祕密派遣中史殺掉了劉宴。
但劉宴可是個得人心的賢臣啊，那麼莫名其妙的理由誰能信呢?楊炎害怕天下人因爲劉宴的死怪罪於他，然後幹了件一生中最作死的事情，他居然將劉宴之死的過錯全部推給了德宗!自古只有皇帝坑臣子的，譬如李治把離婚協議書的錯全賴上官儀身上，楊炎這種不要臉的做法很快讓德宗對他下了殺心。
還有一件事也可反映出德宗對楊炎的態度，李泌曾對德宗說“盧杞是因爲一些私人嫌隙構陷楊炎，楊炎死的冤。”德宗倒很坦誠：“楊炎把朕當童子，每次論事，依他就還好，不準就發怒要挾，他好像覺得朕沒水平跟他討論似的。所以我才受不了他，跟盧杞陷害無關。”簡單地說，就是皇帝覺得臣子翅膀硬了，皮厚實了，把主子也不放在眼裏了，看着礙眼，乾脆借刀殺人了。
因此楊炎的結局，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作死，一是諉過與帝，二是以下犯上。雖然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君權與相權的矛盾，但既然身處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身爲臣子，尊重君王權威是楊炎應盡的義務，不懂得尊重遊戲規則的人自然要game over。楊炎之死確是他個性使然，但除去私人道德領域，他在政治上憑藉自己的非凡謀略大刀闊斧地進行經濟改革，爲安史之亂後的唐朝注入一劑強心劑，這樣的人才隕落不能不說是歷史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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