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當日本人首次乘坐鹹臨號抵達美國後，大開眼界，新鮮事物目不暇接。艦長專門買了一把黑色洋傘作爲紀念，船員們好奇地圍觀，因爲在日本使用的都是木傘，從來沒有這樣的東西。艦長說：“我把這把傘帶回國內，撐着傘在街頭風光一番，你們說好不好?”立即有人提醒道：“我看還是在官邸裏自己玩賞吧。您如果在街上招搖，一定會被浪人襲擊!”
這種擔心並不是多餘的。就在鹹臨號回國前半個月，一個雪花飛舞的早晨，主張和外國通商的幕府宰相井伊直弼在江戶城櫻田門外被浪人暗殺。“櫻田門事變”宣告日本“愛國賊”們抵抗對外開放的行動達到高潮。
“櫻田門事變”劇照
數千年來，東方國家自成一體。但是到了19世紀中葉，西方人闖入進來，各種衝突在所難免。雖然日本政府並沒有像滿清政府那樣拒絕開放國門，而是和平地放棄鎖國政策。但是門戶初開之時，一些日本人認爲外國人充滿晦氣污穢，不願意讓他們踏上本國的土地。在自認爲社會精英的武士階層中，這種思想並不少見，尤其是那些腰插雙刀的年輕下層武士，許多都是“愛國憤青”，視外國人如寇仇。特別是在通商口岸，很快就掀起了“憤青們”大肆刺殺外國人的風潮。
1858年8月，俄國見習官和水兵在橫濱登陸購買糧食，遭到武士的襲擊，2死1傷。這是日本國門開放之後發生的第一起刺殺外國人的事件。3個月後，在法國領事館工作的中國人因穿西服而被誤爲西洋人遭到殺害。1860年1月，在英國總領事館當翻譯的日本人遭到刺殺。2月，荷蘭兩名船長也被殺害。幕府雖然盡全力搜捕犯人，但奇怪的是，殺人兇手一個也沒有抓獲。這進一步助長了暗殺之風。
“櫻田門事變”之後，排外風氣更加高漲。在外國人看來，這個東方國家充滿了暴力和恐怖。1861年初，一位美國翻譯被殺;6月，英國公使館遭武士襲擊。1862年6月，英國水兵被殺傷;9月又發生了“生麥事件”，一位騎馬的英國人無意間衝撞了一個藩主的隊伍，被藩主的武士當場砍死。“生麥事件”釀成極大的危機，一度將日本推向戰爭的邊緣。最後幕府不得不賠償鉅款，才消彌了一場災難。
日本“愛國賊”的暗殺行爲不都是自發的，也受到了來自高層的煽動和縱容。當時的孝明天皇非常反對與外國通商，他聽說幕府賠償“生麥事件”後十分震怒，下詔說：“縱使皇國一端化爲焦土，亦絕不願開港交易。”這種典型的“憤青”言論，更加激勵了日本“愛國賊”的排外行爲。
隨着仇恨外國人的風氣的蔓延，與外國人打交道的日本人也成爲仇恨對象。腰插武士刀的浪人們充斥街頭，四處尋找“賣國賊”。在他們看來，凡是與外國沾邊的人都有賣國嫌疑。與外國人做貿易的商人關起了門，講西方學問的洋學者的處境越來越危險，隨時都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因爲在自詡爲愛國者的浪人們的眼中，那些讀外國書、喜歡談論歐美文化制度的人，當然都是欺瞞世人、崇洋媚外的賣國賊，人人得而誅之。
在排外之時，仇視手無寸鐵的學者，似乎並非日本所獨有的現象。這一方面固然說明了那些高舉愛國旗幟者們的愚蠢和非理性，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他們的卑怯。他們不敢向那些掌權者叫板，正如魯迅所說，“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以此表明自己的愛國勇氣。
一位受聘於幕府的翻譯官，無意中提到外國事物，被青年武士提到追殺，跳進冰冷的護城河中才倖免於難。另一位翻譯官的家被浪人破門而出，他從後門匆忙逃出，才撿回一條老命。
在江戶開私塾傳授西學的福澤諭吉備感恐懼。因爲他知道，面對這些兇殘乖戾的“愛國賊”，無論如何退避都無法讓他們滿足，只有丟掉洋書，向他們低頭道歉，與他們一起高唱攘夷論高調，甚至比他們更激進地提刀追殺洋學者才能讓他們滿意。
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無法終止自己的思想，只能謹言慎行。在身份立場不明的人面前，他絕不談論時事。他家中的棉被櫥內的地板特意設計成可掀式，以防遭人暗殺時可以從地板下逃走。在長達十二三年的時間裏，福澤晚上從不外出，而是安心從事翻譯工作過。不得不外出旅行，就編一個假名，行李上也不敢寫“福澤”兩字，以避人耳目。他後來回憶自嘲道，“那樣子就好像逃亡者避人耳目，或宛如小偷四處逃竄一般。”
日本“愛國賊”的要求是，廢除日本已經簽署的通商條約，將外國人永遠驅逐出日本。這顯然既不是近代意義上的民族運動，也不是近代意義上的救亡運動，只是盲目排外的社會破壞活動而已。這些過激行爲雖然阻礙了日本的開國改革，加劇了日本社會的動盪，卻改變不了歷史潮流。“愛國憤青”們濫殺無辜的行爲，逐漸遭到了世人的唾棄。國民越來越認識到，只有以開放的心態接受現代文明，融入現代文明，纔是日本的出路。在這種社會共識的推動下，日本開始明治維新，“愛國賊”們也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