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英戰爭中薩摩藩並沒有失敗，還痛擊了英國海軍。與此類似，清朝同英法聯軍之間的第二次大沽口戰爭，僧格林沁也曾重創了敵人，但是戰後結局與薩英戰 爭的反差實在太大了 。導致這種差異的原因可以羅列許多，最主要的一條應該是：戰爭之後，清朝將原因簡單歸結於天子威武和敵人的恃強凌弱;而薩摩人會去認真尋找敵人到底有哪些 優勢，爲何形成這樣的優勢，並加以學習。
同樣，薩英之戰也說明了“師夷長技以制夷”方針是行不通的。武器，連同科學技術和人的思想，一直在不斷地完善和更新。單純獲得某種武器的製造能力， 卻不具有學習、思變和創新能力，或早或晚，手中曾經先進的武器會淪於陳舊，依然改變不了落後捱打的局面。當然，學習思變是個非常痛苦的過程，有時候甚至要 放棄曾經擁有的輝煌和不一定那麼有價值的“尊嚴”，這個過程可能會比學習和思變來得更加痛苦和艱難。
薩英戰爭的結果，令薩摩藩瞭解到攘夷是不可能實現的事情。英國挾鴉片戰爭勝利之餘威，原本認爲薩摩藩不堪一擊，然而最後英軍雖自認爲該事件以己方小勝告終，卻亦不得不承認薩摩軍的實力。因此，英國亦從原先支持幕府的方針，轉而親近薩摩藩。薩摩藩知道攘夷不可能，轉向主張開國，後來成爲明治維新的推手。薩摩藩痛感軍備近代化的必要，答應支付生麥事件的賠償費和搜捕兇犯。英國也因薩摩藩的強硬反擊而重新評價其實力。這次事件反而發展成薩摩藩與英國的合作。這場衝突事實上成爲之後薩摩與英國緊密關係的開端，其後雙方還在戊辰戰爭中結爲聯盟。後來成爲大日本帝國海軍之父的山本權兵衛，在此次衝突中的鹿兒島炮臺扮演了一名炮手的角色。此事成爲這場衝突的一則有趣的註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