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哪場衝突像發生在1914-1918年期間的歐洲戰爭那樣永久地改變了人類社會，許多研究它的人堅信，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人類歷史上的長遠意義會大過20年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1897年，垂暮之年的俾斯麥告訴後來出任赴英特使的外交官巴林：“總有一天歐洲大戰會因巴爾幹該死的蠢事而爆發。”這句話在1914年變成了現實，它造成的後果如今依然可以在世界版圖上清晰看到。
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那些英雄故事與殘酷戰役永遠讓人印象深刻——索姆河畔的慘烈、日德蘭海域的壯烈、加里波利的沮喪、弗蘭德斯平原的壓抑。但對於大戰的挑起者奧匈帝國和他所主持的東線和巴爾幹戰場，大多數讀者至今仍未覺得有需要特地理解的必要。他們心安理得的接受了這羣由不同民族拼湊而成的老邁帝國軍隊的命運，這些部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遭受了摧枯拉朽般的打擊，並間接消除了盟友在西線戰場上勝利的可能性。
但如果審慎的回顧歷史，人們會發現即便在1866年的普奧戰爭中失敗後，奧地利與沙皇俄國仍爲一次外交衝突差點走上了武裝衝突的道路。這至少說明了，在那時，哈布斯堡王朝並未將沙俄視爲可畏的“斯拉夫壓路機”。
但50年後，這種信心蕩然無存，數以百萬計的奧匈帝國士兵在東線戰場上倉皇而逃，對手卻是協約國中表現最差的俄國人。甚至在面對同爲斯拉夫民族構成的塞爾維亞時，奧匈帝國的軍隊依舊沒能實現戰略目的，他們耗費了20個師在這些打過巴爾幹戰爭的老兵身上，按照計劃，原本只應僅僅出動八個師。
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哈布斯堡王朝並非頭一次遭受挫折，三十年戰爭、拿破崙戰爭，每一次大戰都使得他元氣大傷，但從沒有一個時期，像普奧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那50年那樣，使得奧地利的實力與名望遭受如此巨大的墮落。
傑弗裏·瓦夫羅的新作《哈布斯堡的滅亡：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奧匈帝國的解體》爲我們填補了這一領域的空白。瓦夫羅是北德州大學軍事史中心主任，還在“歷史頻道”客串節目主持。但促使他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更重要誘因是他的奧匈帝國籍祖父母，他們在大戰爆發的前夕匆匆離開位於加利西亞的村莊，遠渡重洋來到美國，從而避免了成爲接踵而至的戰爭的消耗品。
瓦夫羅審慎的重新梳理了奧匈帝國在那次戰爭爆發前已存在的所有危機：大國身份的沒落，多元民族的離心傾向，以及隨之而來的內耗，當然還有最重要的，領袖人才的匱乏和綜合國力的滯後。在1900年，作爲歐洲第二大國的奧匈帝國爲其陸軍僅僅度支了4.39億克朗的經費——這幾乎不到任何一個其他歐陸強國的一半。
此外，戰爭過程中的致命錯誤也是無法避談的。對奧匈帝國和弗朗茨皇帝來說，挑起戰爭便是頭等愚行。但這多少有點時也命也的意味，1905年摩洛哥危機中，奧匈帝國的臨時退縮讓意欲與英法對抗的威廉二世心生憂慮，他擔心這個同爲德意志人統治的古老王朝在未來失去任何重拾榮耀的機會。1914年發生在薩拉熱窩的刺殺事件被當做一根名正言順的鞭子抽在弗朗茨皇帝背上，德國鼓動他挺起腰桿，以年輕人的勇猛幹勁迅速擺平塞爾維亞，然後體面結束戰爭。但奧地利人的低效讓這些計劃逐一落空，局面開始失去控制。最終，丘吉爾口中的兩個多年來全副武裝到叮噹作響的戰爭巨人，在經過漫長的對視後一躍而起，全力廝殺。德國自身也作爲主要的參戰國被捲入史無前例的混戰。
對於奧匈帝國而言，由不同民族的士兵構成的軍隊在面對心懷民族主義的敵人面前暴露出巨大劣勢，而在統帥康拉德好戰冒進的進攻思想指揮和低效運轉的戰爭機器雙重包裹下，奧匈士兵白白丟失了性命，他們在各個方向抱頭鼠竄。同時向北方的德國盟友求救，這抽掉了相當多的本應用於西線作戰的兵員。在那裏，霞飛、福煦這些法國的將帥們同樣癡迷於進攻思想，他們取得了同康拉德完全迥異的成就。
閱讀瓦夫羅的著作，內心往往會升騰起一股無奈與荒誕感，似乎《好兵帥克》中提到過的每一件可笑事物都有其歷史原型。而這種無力迴天般的加速下滑，正是哈布斯堡家族綿延了數百年的可悲命運。
關於這個家族的覆滅是否可以避免?瓦夫羅並無興趣對這一命題做出過多具體解析，但他的確羅列了不少證據，在1914年的開戰前夕、1916年弗朗茨皇帝駕崩後的和談契機，都曾是拯救這一古老帝國的稻草，猶豫不決的奧地利人錯過了每一個機會。
倘若把時間軸向前推移，我們能看到更多的類似“機會”。在奧地利被普魯士痛揍前，歐洲大陸最強大的統治者拿破崙三世正努力改善對奧地利的惡意。這種惡意聽起來有點可笑，拿破崙三世是民族性原則的捍衛者，某種意義上，他支持德意志統一成一個國家，並且主張法國應該吞併同屬法語區的比利時。而奧地利作爲一個多民族帝國，他的存在本身就讓拿破崙三世感到噁心。
但另一方面，法國此時的對外政策總是盡力確保在歐洲大陸至少有一個同盟國。最符合他心意的本來是沙俄，但在涉及1860年代波蘭人起義的法俄論戰後，這種可能性就消失了。當另一個同盟目標普魯士向沙俄尋求友誼後，拿破崙三世發現他別無選擇，他寫信給奧地利皇帝弗朗茨·約瑟夫：兩國結盟可以終結目前形勢的不穩定性。
不論從哪個角度，這對於奧地利都是千載難逢的時機，普魯士人打算建立一個排斥奧地利的德意志國家，這本身勢必要求打破1815年以來的維也納秩序，一旦想到這一點，聰明的政治家會做出審時度勢的選擇。但弗朗茨皇帝顯然不算，他頑固拒絕了來自巴黎的橄欖枝。在弗朗茨看來，這個結盟本身會造成普奧衝突的風險。這件事成爲了這位備受詬病的君王無數次昏招中的一次。
拋開統治者的個人素養不談，到了20世紀，哈布斯堡王朝的結構核心實質仍是中世紀的產物。在其稱雄歐洲的年代，聯姻和結盟幫助這個家族擷取了無數爵位和幾大重要國家的王位，但另一方面，這同樣爲奧地利人帶來了數不清的敵人，從巴爾幹半島到尼德蘭盆地，從西班牙到意大利，篤信天主教的哈布斯堡家族在一次次戰火中疲於奔命，並在民族國家的興起後漸露疲態。
先是古斯塔夫和瑞典人，此後是拿破崙和他麾下的大軍，最後是北方的普魯士人。哈布斯堡已經無力維持古董般的多民族帝國結構，在普奧戰爭失敗後，灰心喪氣的弗朗茨·約瑟夫向境內勢力強大的匈牙利人妥協，將奧地利改造成名爲奧匈帝國的二元制君主國，而匈牙利人口實際只佔到帝國人口的7%。
對匈牙利的讓步在此後的半個世紀間一直未停步。這種討好單一民族的政策在一個多元帝國內部起到了糟糕的作用，它變相使得匈牙利人高人一等，成爲其他人口衆多卻權利弱小的民族的壓迫者;另一個危險在於，匈牙利日後多次伸張要求，幾乎將自己塑造成半獨立的國家，鼓動了其他相近民族對德意志人的輕蔑——以南德意志人爲主體的奧地利從來都是帝國的粘合劑，而今卻成爲羣起而敵視的對象。
從我們描述過的歷史而言，將這一偉大帝國的消亡責怪給某一君主或者個別政治領袖並無特別大的意義。即便在1914年沒有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我們也很難看出奧地利人在面對境內民族獨立問題上能夠祭出任何有效措施。這一猜測的根據，我們可以在許多年後轟然解體的南斯拉夫身上找到。
同樣值得認識到的是，在20世紀初，包括奧匈帝國在內，世界上有五個以多元民族結構各自雄踞世界一端的君主國家，其他四個分別是大英帝國、沙俄帝國、清帝國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這五個從舊時代走入20世紀的龐然大物構成了民族國家海洋中的五個孤島——倘若不把更爲獨特的美國算進去。
但他們的命運相似，清帝國瓦解於1911年一場和平遜位，歐洲大陸上的三帝國悉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土崩瓦解。即使是自七年戰爭以來贏下了每一場國際衝突的英國人，也未能阻止他們在20世紀中葉失去絕大部分殖民地和自治領。
昔日的奧匈帝國，在1918年終結了存在，並在此後接近80年的重組過程中散落成十多個中歐國家，多民族帝國的時代終於謝幕了。慶幸的是，在這場漫長對決中贏得勝利的並不是對奧匈帝國形成碾壓式優勢的民族國家。憑藉整合單一民族而崛起的德國、日本同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轟然倒地。不論是難於管理的多民族帝國，還是勇武好鬥的民族國家，最終都讓位於更加合理、更加順應大勢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