祕密制定的軍事計劃決定，在1914年的歐洲氛圍中，任何沒能通過明智的外交手段解決的危機都將導致全面的戰爭。以明智的外交手段化解危機早有先例，尤其引人注目地體現解決在列強爭奪非洲的爭吵和1912—1913年間巴爾幹戰爭所引起的不安中。然而，這些危機僅僅涉及國家利益，而與國家的榮譽、聲望無關。奧匈帝國在歐洲列強中對於國家榮譽最爲敏感，因爲它是列強中最虛弱的一個。1914年6月，對其王位繼承人的刺殺戳中了它的痛處，刺客認爲自己屬於該國最具顛覆性的外國鄰居。奧匈帝國是一個擁有五種主要宗教和一打不同語言的政體，因爲對於種族顛覆的恐懼而備受折磨。最主要的顛覆因素來自塞爾維亞，它是一個好鬥而又發展緩慢，國內暴力紛爭不斷的基督教王國，在經歷了幾個世紀的反叛後從穆斯林奧斯曼帝國贏得獨立。獨立後的塞爾維亞並未涵蓋所有塞爾維亞人。因爲歷史原因，大量少數民族成爲奧地利屬民。那些民族主義者憎恨哈布斯堡人的統治，幾乎就如同他們獲得自由的兄弟曾經憎恨被奧斯曼人統治那樣。他們之中最極端的分子時刻準備着殺戮。正是這些人中的一個對於哈布斯堡王朝繼承者的暗殺挑起了1914年夏天的致命危機。
1914年哈布斯堡軍隊的夏季演習在波斯尼亞舉行，這裏曾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省，於1878年被奧地利佔領，並於1908年成爲帝國的一部分。弗朗茨·斐迪南，弗朗茨·約瑟夫(Franz Josef)皇帝的侄子和軍隊的總監察長(Inspector General)，在6月25日到波斯尼亞進行視察。在演習結束後，6月27日，他與妻子乘車於次日上午到達該省首府薩拉熱窩，進行公務訪問。選擇這個日子令人不快：6月28日是塞爾維亞人1389年敗於土耳其人的週年紀念日，塞爾維亞人稱這一天爲Vidov Dan，他們認爲這一天是遭受外來 壓迫苦難的漫長曆史的開始。〔1〕在奧斯曼土耳其退出後，在塞爾維亞民主主義分子眼中看來，壓迫者的角色由哈布斯堡人擔當了，行省當局收到警告說，王儲的訪問是不受歡迎的，並且可能很危險。斐迪南無視了這一警告;在那個時代裏，對大人物的威脅司空見慣，一位沙皇、一位奧地利皇后、一位美國總統曾被狂熱分子或瘋子刺殺。在這個案例中，一個刺殺小組準備好了，包括五個塞爾維亞青年和一位波斯尼亞穆斯林，後者是共謀者爲了化妝的目的招募來的，所有人都裝備了炸彈和手槍。在去往總督宅邸的路上，一名恐怖分子向大公夫婦的汽車投擲了一顆炸彈，但炸彈反彈到了後面一輛汽車的下面，炸傷一位軍官。皇室的一羣人繼續前進。然而，四十五分鐘之後，在途中去探視傷員時，大公夫婦的司機轉錯了一個彎，在掉頭時停頓了片刻。這使汽車正好面對一位未被發現的共謀者，加夫裏若·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他帶着一支左輪手槍。他走上前，開火。大公的妻子立刻死去，而大公在十分鐘後去世。普林西普被當場逮捕。
調查結果顯示，儘管這些恐怖分子是奧地利屬民，他們是在塞爾維亞接受武裝，並由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組織偷運越過奧地利邊境的。奧地利調查人員認爲他們屬於“民族自衛組織”(Narodna Odbrana)，它建立於1908年，目的是反抗波斯尼亞併入奧地利帝國;堅信波斯尼亞歷史性地屬於塞爾維亞人是民族主義者綱領的信條。但事實上該爲此負責的是祕密組織“團結或死亡”(Union or Death)，一般稱爲“黑手會”。這一誤解並不重要，因爲二者的成員互有交叉，而且波斯尼亞的“民族自衛組織”爲黑手會提供幫助。後一組織更爲兇險，因爲它以“塞爾維亞人地區的統一”爲目標，並要求新入會者立下決死的誓言。更加重要的是，它由代號“神牛”(Apis)的塞爾維亞上校領導，他主管總參謀部的情報部門。
塞爾維亞政府對這一陰謀到底知道多少從未確定;情報世界總是晦暗難明，古今如一，但那時普遍地是穿着制服的軍人蔘與其中，正如德雷福斯(Dreyfus)事件所揭示的那樣。“神牛”，更恰當地說是德拉古廷·迪米特里耶維奇(Dragutin Dimitrijevic)上校，是戰士，也是革命者，也有可能過着雙重生活。他參與了1903年無情推翻奧佈雷諾維奇王朝(Obrenovic dynasty)的行動。不論事實如何，到7月2日，刺殺小組中的三個成員供認不諱;這揭示出，他們是從一所塞爾維亞軍工廠獲得武器，並在塞爾維亞邊防軍的幫助下越過國境。這樣的信息已經足夠使奧地利更加確認本已根深柢固的信念——塞爾維亞對它懷有怨恨;同樣也激起它懲罰這個小王國擾亂帝國內部秩序的固有願望。
斯拉夫人問題是帝國在少數民族方面大量困難中影響最大的一個，在這些困難中，塞爾維亞難題是活躍而日益嚴重的威脅。波蘭人的問題通過與德國、俄國共同瓜分波蘭古代王國而得到緩解，捷克人的問題因爲其城市嚴重德意志化而緩解，克羅地亞人的問題則因爲天主教而緩解，但似乎除了武力，沒有什麼能夠緩解塞爾維亞人的問題。他們的東正教信仰使其爲既虔誠又民族主義的少數民族，而俄國出於東正教監護者的立場確定無疑會對它提供保護;對土耳其統治的長期游擊戰抵抗使他們堅忍不拔、自力更生，但在奧地利眼中，這就是詭計多端、不可信任;而貧窮則使他們勇於戰鬥。塞爾維亞王國極其好鬥。他們以自己的努力在1813年贏得獨立，在1812—1813年的巴爾幹戰爭中贏得了榮譽和領土。民族的新生激起了一個“大塞爾維亞”的信念：國家強大而且充當波斯尼亞和克羅地亞境內塞爾維亞人的燈塔。奧地利不得不與之敵對，因爲它不僅僅是塞爾維亞人，更是這些區域內衆多少數民族中的一個，奧地利不能向其中任何一個讓步。讓步不但在戰略上無法接受，帝國體系本身也承受不起，這一體系通過否認作爲一種政治理念的民族獨立的價值勉勉強強得以維持。對一種民族獨立讓步很快就會導致對其他民族獨立的讓步，由此帶來帝國本身的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