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維辛主營的7號樓名義上是囚犯醫院，實際上卻是一個經常性地從囚犯中甄別挑選“特別處理”對象的轉運站。在此被確定爲需要“特別處理”者，除成批地輸送到毒氣室殺害外，大多數被零星地送進20號囚室，那裏設有令許多囚犯心驚肉跳的死刑注射室。
凡是到7號樓就診的病人，一入院就被分成兩大類：在納粹醫生看來，經短期治療即可痊癒重新從事勞動者，編入一組，醫生給他們進行真正的治療。凡是醫生認爲需要經過長時間治療方可痊癒者或難以治癒者，編入另一組，送到20號樓的“注射室”進行“治療”。不過，醫生的這種分類相當不科學，因爲醫生只要求病人脫光衣服，然後在他們身上掃上幾眼，根本不進行任何診斷，連體溫也不量。採用注射的方法對病人進行“特別處理”，逐個被帶進死刑注射室，由黨衛軍的醫生們給他們進行靜脈注射。
注射用的藥劑是30%的苯酚溶液，劑量爲致死的10—12釐克。他們改進了殺人技術，用帶有超長針頭的注射器，刺入受害者的心臟部位進行苯酚注射。從此，接受注射者進入注射室後，就被按在類似牙科手術椅的注射專用椅上，由兩名囚犯護士把他的雙手分別摁在椅子扶手上，另一個護士用毛巾矇住他的眼睛，並用力固定住他的頭，這時，黨衛軍醫生走過來，將長針用力刺進受害者的心臟，再把針劑推進去。受害者馬上就失去知覺，不到一分鐘就斷氣了。注射室的負責人是集中營醫官、黨衛軍少校弗里德里希·恩特萊斯博士。他曾在4天內，用長針注射的手法殺死了300多個病人。平日給病人進行長針注射的主要是兩名黨衛軍醫士、黨衛軍二級突擊隊小隊長尤塞夫·克萊爾和赫伯特·舍爾拜，輔以三四名德國、波蘭的囚犯醫生。酷好長針注射的黨衛軍醫士克萊爾，常常認爲醫生們挑選出來接受注射的病人太少。
因而，他在處死所有的由醫生們認定應處死的病人之後，還經常到醫院去，親自從候診的病人羣中再次挑選注射對象，即使那些僅僅受了輕傷的病人，也可能被他挑中。來自維也納的猶太人赫波爾，僅僅因爲腹部存在一條切除盲腸留下的疤痕，就被克萊爾送去進行死亡注射。他自己親口供認的數字即達1200多人。這種殘酷的治療，使病人把醫院視爲畏途，他們有時寧可病死，也不願登醫院的大門。1942年7月到1943年2月，是死亡注射的高峯期。每天上午，當班的納粹醫生都要到醫院和各個囚室挑選體弱多病的男女囚犯，少時20多人，多時120多人，而且不容拖延，當天必須到20號樓或13號樓的注射室進行注射。爲此，集中營藥房遵照醫生們的要求，每隔幾天就要往注射室輸送苯酚，每次5—6磅，而對每個病人的注射致死量不過幾十毫升。
據被迫在比克瑙分營醫院擔任門格爾醫生助手的匈牙利囚犯醫生尼斯利揭發，奧斯維辛的劊子手們還有一種經常性的殺人方法：每天晚上挑出70名失去勞動能力的女囚，命令她們逐個脫衣走進診室進行“體格檢查”。她們剛一走進房間，劊子手就用大口徑手槍向她們的後腦射擊，一槍即可畢命。被這種方法殺害的婦女足有數萬人。
對於企圖逃跑的囚犯和犯有大過的囚犯，則有經常性的槍決和絞刑在等待着他們。
對於犯了重罪的囚犯，不分男女，則使用活活燒死的殘忍手段。1943年，一個在比克瑙焚屍場工作的捷克籍囚犯澤林斯基，因爲向一個進脫衣室的朋友之妻吐露了毒氣室的真相，結果非但未能解救這位女士，自己也被五花大綁地拋入焚屍爐。1944年，一位試圖逃跑又被抓回的波蘭女囚，在自殺未遂後，仍被丟入爐火中化爲灰燼。
總計被納粹用毒氣以外手段殺害的各國居民在60萬人以上。奧斯維辛已成爲160萬—200萬歐洲各國人民的墳墓。1945年1月27日，當蘇軍解放奧斯維辛主營和兩個分營時，總共只有7600名囚犯還活着(其中比克瑙分營5000人，內3000多人是女囚)，而且其中不少人已經奄奄一息。這無疑可以載入吉尼斯紀錄。
入營勞動——緩期執行的死刑
當然，奧斯維辛集中營不同於特列布林卡那種絕對意義的滅絕營，它在大量滅絕猶太人的同時，又暫時留下爲數不少的猶太人服苦役，當牛做馬，允許他們筋疲力盡後自然地死去。每當新來到一批囚犯，黨衛軍的醫生就會趕到火車站臺上，對他們進行挑選：適合從事繁重勞動的青壯年男女被挑出來排成一隊，走向勞役營，經過剃髮和消毒、刺上囚犯號碼後，發給囚衣入營勞動。而老人、15歲以下的兒童、孕婦、病人、殘疾者則排成另一隊，走向毒氣室內被消滅。
被選中准予入營參加勞動者，一般均低於被送往毒氣室處死的人數，前者往往只佔抵達者總數的1/4到1/3，有時甚至只有1/10左右。納粹醫生對女性勞動能力的要求往往高於男性，有時即使是年富力強的少婦，只要拖兒帶女，也會被認爲不適合勞動，而被醫生趕進走向死亡的隊列。即使被納粹醫生送進勞役營，也不意味着絕對安全：醫生們一般每月一次到勞役營內進行抽查，發現了因超負荷勞動而體質明顯下降者，就隨時把這些人帶走，補充到下一批走向毒氣室的人羣中。
被納粹醫生准許入營充當奴隸者，過的完全是一種牛馬不如的非人生活。無怪乎集中營的傳令官、黨衛軍上尉弗利奇(不久以後晉升爲主營副司令官)在向新進入勞動營的囚犯們致“歡迎詞”時，毫不掩飾地向他們交底：在集中營的生活條件下，“猶太人最多可以活一個月，其他人最多可以活三個月……你們想離開這個地方，那只有一條路，就是從焚屍場的大煙囪中飛上天”。
由於女囚的生活、勞動條件往往比男子更差，故此女囚的情況更具有代表性。1943年1月27日被關進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法國女政治犯克勒德·瓦揚-古久裏，兩年半以後在紐倫堡國際法庭上所作的證詞，足以勾勒出女囚在該營中的悲慘遭遇：“我是與230名法國婦女同車被押往該地的……230個人當中，只有49人在戰後重返法國。一位67歲的老太太，入營4天就因不堪折磨而死去。一位女歌唱家，因爲安裝了一條假腿，在進行挑選時，立刻被納粹醫生驅趕進毒氣室。還有一名年僅16歲的女學生，也很快被摧殘致死……到了比克瑙分營，我們被帶去進行消毒。我們都被剃光頭髮，在前臂上刺上囚犯編號；隨後又去洗浴，先洗蒸汽浴，再洗冷水澡。當着男女黨衛軍的面，我們都必須脫得一絲不掛，然後給我們分發了骯髒的破舊衣服，一條粗毛紡的麻袋片似的裙子和一件粗質料的上衣。這個過程持續了好幾個小時。”
“後來我們被帶進居住的囚舍。屋裏沒有牀，地上只有一塊兩米見方的鋪板，沒有草墊，更沒有被褥。我們在這樣的囚室裏熬了好幾個月，整夜都難以入睡，9個人中的任何一個動彈一下就會打擾別人。凌晨三點半，女看守的號叫聲就把我們吵醒了。我們從棍棒的毆打下從鋪板上爬起來，被驅趕着去參加集合與點名，連瀕臨死亡的人都要被拖出去。我們被分成五人一行站隊，一直站到東方破曉，在嚴寒的冬夜中要站到七八點種。如果碰上霧天，有時要站到正午，等待穿着黨衛軍制服的女看守來點名。她們一個個凶神惡煞似的，人人手持棍棒，隨意打人凌辱人。一個名叫熱爾梅娜·勒諾的法國女教師，在集合時，竟被女看守打得頭破血流。點名之後，才編成大隊去上工。我們在比克瑙的勞動主要是清理被拆毀的房舍、築路，最艱苦、最折磨人的活兒是排幹沼澤。這項工作也最具危險性，整天要赤腳站在水裏，隨時都有陷下去的危險。政治部的蓋世太保和男女看守時時刻刻都在監督着我們，隨便用棍棒打人，指使狗咬人，很多女囚犯活活被咬死。而那個縱狗咬人的女看守陶貝爾卻站在一旁幸災樂禍地獰笑着。”
“婦女落到比克瑙這種地方，致死的原因實在太多了，但主要的原因在於缺乏最起碼的衛生條件。我們12000名女囚僅有一個供水龍頭，水還不能飲用，而且時有時無。這個水龍頭偏偏又安裝在德國女囚的盥洗室裏，要通過一道崗哨才能達到。站崗的都是些罪犯出身的德國女看守，她們尋找一切藉口拼命毒打我們。因此，對女人來說不可缺少的洗澡和洗衣，在這裏幾乎是不可能的。3個多月過去了，我們未能穿上一件乾淨衣服。碰上有積雪，我們就化雪水洗滌；春天來了，我們就在上工路上找個水坑，連洗帶喝，洗襯衫又洗褲子，最後還要洗手洗臉。我們渴得要命，由於每人每天只能分到兩次1/8升的草湯水喝，有的難友活活被渴死了。”
不要以爲進毒氣室只是猶太婦女的專利。1943年以來，集中營當局出臺了新政策，所有國家的女囚，包括德國女囚中的政治犯，一旦染上重病，同樣要被選送到毒氣室處死。古久裏女士敘述道：“1943年2月5日清晨三點半，整個集中營的人都被叫醒，集中在營區外的一塊開闊地上，而平時的集合地點是在營區內。天上下着雪，我們一直等到五點鐘，都餓着肚子。突然，隨着發出的一聲信號，每個女囚都必須一個接一個地穿過一道門。黨衛軍強迫我們盡力跑快，每個人身上都捱了棍子。那些因太衰老和太虛弱而跑不快的婦女，都被一個個用撓鉤鉤住，並押送25號囚舍，也就是進毒氣室的等候室，女囚們稱之爲昇天之門。這一天，僅我們組就有10個法國婦女被送到25號囚舍。
死在25號囚室會比死在其他地方更加恐怖。因爲關在這裏的都是註定要死的女囚，所以只有當伙房有了多餘的殘湯剩飯時，纔拿過來給這裏的女囚吃。這意味着她們可能一連幾天也喝不到一滴水。許多黨衛軍都是些淫虐成性的傢伙，比如比克瑙女營的長官赫斯勒、黨衛軍班長刁巴爾，他們連這些即將死亡的女人也不輕易放過。對這些渾身赤裸的女囚又踢又打，放縱兇狠的狼狗，把她們咬得血肉模糊，則是他們取樂的慣常手段。25號囚室的院子裏，經常擺着成堆的屍體。屍堆中間，不時會伸出一支手或一顆腦袋，試圖從屍堆中掙扎出來。如果有的女囚擅自去照料關進25號囚室的女囚，一經發現，她們就會遭到極爲嚴厲的處罰——關進25號囚室，成爲同樣不幸的受害者。法國女囚的地位，在奧斯維辛和其他集中營中是比較高的，享受的待遇尚且如此，那些處於最底層的猶太女囚的命運就更加豬狗不如。
法國女囚的居住條件雖然相當簡陋，但一間囚室內，畢竟只安排9個女囚住。而比克瑙的猶太女囚們，住的是不經改造的倉庫或馬廄，一個囚室內要安排1500—2000人。許多人因面積過於狹小，夜裏根本不能躺下，只能縮成一團地坐着。如果像法國女囚那樣，每天每人得到兩次草湯，她們必定會歡呼跳躍，因爲她們1000多人每天只能得到一桶水，連喝帶洗都用它。她們每天不管犯不犯過失，也會遭到鞭打，黨衛軍爲的是讓她們不要忘記自己是猶太人。她們的勞動時間更長，勞動強度也更高。一旦患上疾病，她們沒有權利去醫院就診，也不敢求助於納粹醫生，他們正巴不得發現有病的猶太人，以便隨時對她們進行特別處理，也就是送進25號囚室等死，或帶到20號囚室接受心臟注射。因此，患病的猶太婦女只能強忍苦痛，繼續勞動，直至筋疲力盡斃倒在地。由於她們是種族滅絕的重點對象，根本就沒有生育的權利。不到出現臨產前的陣痛，黨衛軍女看守絕不會准許她們中止勞作。
嬰兒出生後，平時根本不在囚室露面的黨衛軍醫生護士，就聞訊趕來，但他們不是來照料產婦，而是來給嬰兒注射毒藥針的，這是他們的一項必須履行的職責。遇到喜愛惡作劇的納粹護士，嬰兒的命運就更悲慘，她會把嬰兒放到一個僻靜無人的房間，聽任嬰兒活活餓死或凍死，或者把嬰兒送到焚屍場的惡魔奧托·莫爾那裏，由他把嬰兒拋入火勢熊熊的焚屍爐。碰上門格爾這樣的殺人醫生，生孩子也足以構成死罪，產婦只剩下進毒氣室一條路。因此，不少臨產的猶太孕婦往往橫下一條心，寧可由同情她們的女囚醫生祕密做人工流產，也不願讓無辜的胎兒到世間活受罪。”
負責維護集中營的恐怖統治、鎮壓囚犯反抗的職能機構是政治部。它是蓋世太保的派出機構，設在奧斯維辛主營。政治部主任是奧地利的納粹分子馬克西米連·格拉布納，他和屬下卡杜克、勃格爾、布羅德、霍夫曼、胡斯臺克、拉赫曼、維南德等十餘人，個個都是對囚犯如狼似虎的殺手和惡棍。政治部的第一項日常工作就是執行死刑。主營10、11號樓之間的一大片空場被闢爲專用行刑地。每天，政治部人員都會把十幾個甚至幾十個蘇軍戰俘、政治犯、企圖逃跑或其他犯有重罪的囚犯從牢房帶到這裏，執行槍決。有時爲了起到殺一儆百的效果，尤其是對試圖逃跑又被抓回者，要在全營進行大點名時，把他們公開絞死。其次，是對犯有過錯的囚犯進行刑訊。他們實施的刑法五花八門，據格拉布納戰後在克拉科夫法庭交代：根據集中營司令官霍斯的命令，政治部在進行審訊時，經常使用如下刑罰：
1.盪鞦韆。即綁住囚犯的雙手，然後讓囚犯蜷曲起雙腿，再把捆綁的雙手放在上面，在腰窩和雙手之間穿一根竹竿，讓囚犯頭朝下搖晃，同時用鞭子和木棍抽打。
2.摧殘男女囚犯的生殖器。用長針刺入他們的睾丸，或者狠命地踩睾丸；對於死不吐口的囚犯，就乾脆踏碎睾丸，使他們在難以忍受的巨痛中死亡。對女囚，則把作用強烈的坐藥，塞進她們的陰道，叫她們領受近似下地獄的滋味。
3.灌水。握住囚犯的鼻子，強行往嘴裏灌水，經常要灌進10公斤一桶的水。同時，對其進行抽打。
4.骨折。即打斷囚犯的肋骨、頷骨。
5.關入地牢。所謂地牢，其實只是一個煙囪型的特殊建築。裏面暗無天日，不見一絲光線。由於空間極爲狹窄，囚犯們只能站立或蹲着，而無法躺下。看守們不提供任何飲食，囚犯們餓得發慌時只得吃食死去難友的屍體，最後仍不免一死。
培養卡波，也是政治部的一項重要工作。所謂卡波，即是賣力地幹活，同時又能模範遵守集中營各項紀律甚至甘心充當納粹分子走狗的囚犯。一旦獲得政治部的認可，給他們帶上黃色臂章，他們立刻就獲得監督、拷打、折磨甚至殺害其他囚犯乃至自己同胞的特權。他們的特權還在於可以蓄長髮，完全不參加勞動，飲食也比一般囚犯的標準高10倍以上，非猶太人的卡波甚至經允許後，可以進入焚屍場的女脫衣室，挑出猶太美女，供自己發泄獸慾後，再把她們推進毒氣室，或者進入供黨衛軍一般士兵有權進入的營中妓院享樂。一經嚐到甜頭，卡波們就以加倍的忠誠來回報主子，折磨囚犯的招數，無所不用其極。戰後不少倖存的囚犯證實，對於捅婁子的囚犯而言，落到卡波手裏甚至比落到黨衛軍手裏更慘。卡波對有過失囚犯的懲罰辦法包括：
1.最輕的過失也要打25鞭子；
2.過錯較重的囚犯送進懲罰室，最終的結局往往是死亡；
3.不給發全份伙食，整夜拷打，使之無法睡覺，患病也不準治療；
4.罰女囚裸膝跪在棱角尖銳的碎石上，雙手各舉一塊大石頭，而且必須高高舉過頭頂，稍一彎動，就會遭到一頓毒打。
通過卡波制度，納粹分子既分化了囚犯營壘，又給自己培養出一批得力的走狗，從而加強了對各個囚犯的監管，在集中營的各個層面安插了耳目。
政治部的另一項重要任務是對廣大囚犯隊伍進行監督，制止其逃跑、抗爭、怠工、建立地下組織，嚴防囚犯和內部工作人員泄露集中營的各項祕密。他們以威逼利誘的種種手段，在主營、兩個分營和39個衛星營中，佈下一張特情密探網，在各國囚犯、僱工乃至黨衛軍男女看守中都安插了耳目，日夜監視着全營各方面人員的一舉一動，蓋世太保的影子可說是無處不在、無時不在。每天，蓋世太保指揮的巡邏隊24小時乘坐汽車或摩托車往返巡邏，隨時搜查他們認爲可疑的囚犯，並禁止男女囚犯、各營舍之間的囚犯、不同民族間的囚犯進行接觸和串聯。爲了更加直接、密切、及時地監督、跟蹤不軌行動，蓋世太保採用各式各樣的卑劣手法，收買囚犯中的敗類充當奸細，破壞了不少醞釀中的抵抗鬥爭。不過，一旦內奸的身份被囚犯們揭破，他們的主子馬上就會打發他們進毒氣室，絲毫不手軟。尤爲陰險的是，蓋世太保爲了偵破某些重大案件，往往屈尊冒充囚犯，穿上破舊的囚衣，故意讓同夥把自己打得鼻青臉腫；進入囚室以後，就大罵卡波和看守，引來他們把自己痛打一頓，以騙取囚犯們的信任。果然，有不少缺乏對敵鬥爭經驗的囚犯上當，他們甚至在走向刑場的前夕，把埋在心底多年的機密，吐露給這些僞裝成勇士的險惡敵人。
以“劣等種族”代替豚鼠進行慘絕人寰的醫學試驗
在奧斯維辛等集中營，納粹醫生還允許一些年輕的猶太男女、吉卜賽人和非猶太政治犯不從事苦役，也不殺死他們，但他們的命運卻往往比迅即被毒殺者更悲慘——他們將像試驗用豚鼠一樣，被納粹醫生和專家、教授們多次進行活體試驗。即使在慘無人道的手術中沒有因難以忍受的痛苦死去，也往往會在失去試驗價值後被殺害，或者槍殺，或者驅入毒氣室。就算極少數幸運者苟全了性命，也必然會變成終身殘廢或至少喪失掉生育能力。
根據主管部門——黨衛軍經濟管理總局的指示，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男女囚犯，可以由全國的納粹醫務工作者共享。醫生們只要向集中營當局支付6—15馬克，即可任意支配一名健康的男女囚犯的生死。這樣，在奧斯維辛主營以及比克瑙、莫諾維茨分營的醫院和手術室，經常有數十名黨衛軍或大學、研究所的醫生或科研人員，利用男女囚犯的身體和各種器官進行名目繁多的殘酷試驗。奧斯維辛集中營是納粹醫生和科學家進行活人試驗的最大場所，戰後據紐倫堡國際法庭確認，這裏至少進行過21種醫學科學實驗：1.從女囚的子宮頸上切下人體組織，直至切除掉子宮頸甚至整個子宮；2.藉助專用特殊器械通過高壓將一些未經試驗的新制劑注射進女囚子宮內，從而對其子宮和輸卵管拍攝X光照片，然後進行性器官功能檢查；3.對年輕女囚的盆腔照射超大劑量的X光射線，以後並摘除她們的兩側卵巢；4.子宮頸癌細胞接種試驗；5.腹腔局部炎症手術；6.對年輕猶太男子進行睾丸部位X光超大劑量照射，並切除睾丸；7.根據法本、拜爾等德國化學公司的要求，將多種新藥和新型化學制劑注入年輕女囚體內，觀察其反應，研究相應的完善辦法；8.在男囚的腿部皮膚上使用化學刺激試劑，造成人工潰瘍和發炎性腫瘤試驗；9.強制遭受絕育試驗的男女同健康的異性囚犯進行性交，以檢測絕育手術的成效；10.人工剝離活人的皮膚；11.人工傳播瘧疾；12.人體高壓倉負壓試驗；13.被冷凍人體的回暖試驗；14.人工受孕試驗；15.人體心臟對酚類藥物的反應試驗；16.製作人體醫用標本；17.化膿性蜂窩組織發炎的人工培養；18.孿生兒童的測量與研究；19.強制性改變性別試驗；20.人體皮下注入煤油的敏感性試驗；21.眼球顏色變色試驗。其中最大宗的一項醫學試驗是強制絕育。以德國著名婦科專家卡爾·克勞貝格爲首的一批納粹醫生，受希姆萊的委託，旨在發明一種經濟、便捷的女性絕育方法。他們以進行常規的婦科檢查爲由，騙取了大批女囚的合作。隨後使用一種超長的注射器，將一種效果尚不肯定的溶液，通過宮腔強行注射到她們的輸卵管內。這種溶液具有極強的腐蝕性，它是藉助腐蝕輸卵管內壁造成堵塞引起絕育效果的，因而，承受這一試驗的衆多猶太婦女遭受到極疼痛的侵襲，有的人還因醫生的草率形成的宮腔創傷，導致大出血而死亡。戰後，據一名曾爲克勞貝格醫生服務過的黨衛軍小隊長回憶，在他任職期間，每週都要從克勞貝格醫生工作的奧斯維辛主營10號樓內，運走幾具已被解剖過的女屍送往焚屍場燒掉。德國化工巨頭法本康采恩也沒有放過奧斯維辛的廉價囚犯。他們與集中營的黨衛軍醫生、藥劑師勾結起來，利用女囚的身體試驗種種正在開發的新藥。服務於這一宗旨，納粹藥劑師克勞修斯給200名蘇軍女戰俘，注射了比正常劑量高十幾倍的荷爾蒙，此舉使這些姑娘的內分泌功能發生嚴重紊亂，幾天內就在極度痛苦中全部死去。正在實習中的黨衛軍醫生和德國醫學院校的學生，也紛至沓來，任意截下囚犯們的肢體和內臟，摘除女囚的乳房、子宮和卵巢，以便使自己的技能迅速提高。
其實，集中營中的囚犯早已一無所有了。一到奧斯維辛的站臺，他們所攜帶的一切物品即被強行奪走。獲准留下的工作者，被榨乾全部血汗。他們的人格與尊嚴，根本無人考慮。不但被看守們打來罵去，還被強迫吃掉別人的糞尿。更有甚者，一些黨衛軍別出心裁地搞“人狗結婚”，即唆使受過特殊訓練的大型警犬，對三四歲的茨岡女孩進行強暴。不僅如此，惡棍看守還強迫女孩的母親到現場觀看。
即使對被大批處死的猶太人的屍體，敲骨吸髓的納粹分子也還要進行最後的掠奪：婦女們的長髮被剪下來，編製成繩索或坐墊；人皮被納粹藝術家精心剝取下來，製成各種藝術精品；死者的金牙被拔下來，回爐煉製爲金磚或金條；身體遭火化後留出的人油，被無孔不入的專家加工成肥皂；甚至被害者的骨灰，也被劊子手們碾碎，作爲肥料廉價出售給德國農場主。
集中營的囚犯被人爲地分成八大類，各自享受不同的待遇。德國人是第一類，北歐各國人屬於第二類，法國人屬於第三類，巴爾幹各國屬於第四類，俄羅斯人屬於第五類，吉卜賽人屬於第六類，猶太人屬於第七類；原本只有這七類。1943年9月以後，納粹當局又把背叛了自己的意大利人列爲最底層，以示懲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