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末起，中日外交基本都是民間私船往來。到了宋代，日本官方對中日外交仍十分消極，渡海入宋的多是日本僧侶，稱爲“入宋僧”。宋廷極力塑造四方來賀的“大國”形象，於是這批非官方使者被貼上“朝貢使者”的標籤，外交地位一下子不平等了。
入宋僧中最著名是奝然，他幾乎獨自撐起了整部《宋史》的《日本傳》。太平興國八年(983年)八月，奝然爲求取佛法，乘坐民間商船入宋，年底到達開封。此時宋太宗已在位八年，除了在軍事上對遼、交趾失利外，朝野一片欣欣向榮，所以他急需“四夷賓服、萬國來賀”的場面以烘托盛世。之前高麗遣使而來時，太宗還冊封了高麗國王，當時日本的國力又遠非高麗可比，所以更受官方重視。
雍熙元年(984年)三月，太宗親自接見奝然。奝然獻上十幾件青銅器，若他真是官方使者，這點“貢品”無疑太寒酸了，但太宗樂意裝糊塗。奝然不會說中國話，卻擅長寫隸書，於是“以筆代口”與太宗交流。太宗因此知道了日本的一些風土人情，對“世襲罔替”的天皇制度與官僚制度尤其感興趣，無不羨慕地嘆道：“小小島國竟尚存古道!”並以此爲榜樣，教導現場的臣子用心輔佐自己，讓趙氏帝位永固，這樣他們的榮華富貴也能世代相傳。
太宗對奝然的一系列回答非常滿意，於是允許他在各大名寺自由參觀。奝然回國時帶走大量經書，並在日本仿建了五臺山的清涼寺。幾年後，奝然派弟子入宋，特意爲太宗獻上一份謝表，以示不忘皇恩。太宗非常高興，得意地對臣子說：“你看，古道尚存的小國對咱多有禮貌!”
在太宗的倡導下，入宋的日本僧侶越來越多，地位基本相當於唐代的遣唐使。儘管這些僧侶並非由日本官方委派，連正經國書、貢品都沒，但仍被宋廷用以裝點門面。他們與宋廷的交往缺乏政治性，卻在雙方的經濟、文化領域扮演着積極且重要的角色。
比起宋廷，日本官方對中日外交的態度更爲懈怠，因爲當時天皇大權旁落，日本政治逐漸轉變爲“攝關政治”—天皇幼時由大臣代行政事，稱“攝政”;天皇成年後親政，攝政改稱“關白”，輔助天皇處理政事。這種情況類似於中國的外戚干政，直到北宋後期，日本官方纔勉強解決自己的一攤“爛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開始鬆動。宋廷終於迎來真正的日本使者，當然，無論他們在政治、外交方面如何獨立甚或強勢，在大宋皇帝眼中，他們仍是前來高攀的“朝貢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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