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中國最富裕的王朝，富裕程度甚至超過盛唐，到了明朝卻是出了名的窮，明朝的土地比宋朝大爲何卻比宋朝窮呢?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往下看。
我們先來看一組數據，以離明朝最近的大清和漢族王朝宋朝爲例;由於歷史資料有限，我們各選一個朝代數據作爲參考對比，國家財政收入明朝萬曆年間約合2217萬兩白銀，大清光緒年間爲8000萬兩白銀，北宋宋真宗時期爲1.6億兩白銀，從財政收入來看宋朝財政收入是明朝8倍，清朝財政收入是明朝4倍;北宋末期人口與明朝萬曆年間差不多都突破1億，光緒年間人口多一些;而漢朝、隋唐財政收入也至少5000萬兩白銀左右，人口數量遠低於明朝;所以無論財政總收入，還是人均收入，明朝都是最低的，這也使明朝成爲史上最窮的朝代之一。
再看看明朝和北宋的工資，簡直就是天壤之別，從一品到九品官員工資，明朝工資8400元-14.1萬元;清朝1.8萬元-290萬元;宋朝官員工資16.2萬元-324萬元;從這些數據我們可以看出明朝工資與宋朝工資十倍不止，與清朝也有很大差異，雖然數據有些出入，除了工資外還有各種補貼，宋朝和清朝的補貼要遠高於明朝，據說北宋王安石月薪能達到9萬是明朝宰相的8倍，北宋著名清官包青天包拯基本工資加各種糧食補貼，餵馬乾草，2000畝地抽租等補貼，全年收入能達到1300多萬元，這也是明朝遠不能比的。所以說，無論是國家財政還是官員收入，明朝都算比較窮的一個朝代。
爲何明朝這麼窮呢?
第一，稅種單一，農業稅低
明朝稅收主要來源於農業稅和商業稅，但明朝農業稅特別低，明朝農業稅始終維持4%以下，遠低於唐朝、兩宋、元朝、大清大約7%左右農業稅，明朝農業稅甚至降低到2%，洪武初年農業稅爲每畝2-4鬥，後又減少至每畝1鬥，大約10公斤左右，可謂非常低了。
明朝之所以維持這麼低的農業稅，那是因爲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於底層農民，瞭解民間疾苦，看到底層羣衆生活不易，採取輕徭薄賦，與民生息等政策;另一方面朱元璋是農民義軍起家的，知道苛捐雜稅能引起底層民衆反抗，不利用自己的統治。總之，有明一朝，自始至終不輕易增加農民稅負。
第二，耕地減少，稅種單一
明朝農業稅低不說，耕地還減少了，具體原因就是朱元璋實行藩王制度，兼併了全國一半的耕地，這些耕地被藩王、王公貴族、宦官把持，通過各種手段少交稅或者不交稅，這部分稅收根本入不了國庫。
除了農業稅外，大明還有商業稅，商業稅也很低僅爲1.5-3.3%，但是大明商業極度不發達，萬曆年間商業稅額才340萬。反觀，宋朝有史上最強海上貿易，尤其是南宋一直致力於海外貿易，有20餘處對外貿易港口，有世界商最大貿易港口泉州港，南宋一年商業稅收入就比明朝農業稅要多。
我們都知道“無商不通，無商不富”道理，大凡盛世靠商業才能富裕，雖然我國古代各王朝都重農抑商，但是都沒有明朝做到這麼絕，這也是由朱元璋造成的。他貧民出身，要過飯，當過和尚，對富商極度討厭，登基後極度打壓商人，商人子弟不能科舉考試，不能穿綢緞衣服，社會地位最低;朱元璋仇恨江南首富沈萬三和展示北宋商業繁華的清明上河圖就是兩個極端的對比。
第三，鹽稅和礦稅，明朝很多制度都不讓政府參與到錢的事上，拿礦稅來說
明朝廷在財政入不敷出情況下，曾派出稅吏去守稅，遭到了文官集團強烈反對，最後不了了之;直到萬曆皇帝擡出張居正，明熹宗搬出魏忠賢，對抗既得利益文官集團，才取得短暫成功，不久又失敗，明朝廷再次陷入捉襟見肘窘境。
第四，在鹽稅上
北宋對鹽實行壟斷價格，控制產銷一條龍，自然鹽業稅收就高，而明朝對鹽的稅收“開中制”並不直接控制鹽稅，稅收都被中間環節貪去了。
第五，貪官非常多
跟宋朝“高薪養廉”“君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不同，明朝朱元璋實行“剝皮實草”反貪政策，治標不治本，明朝末年，官員貪腐成風，李闖王進京時，從大臣家裏就搜刮出7000多萬兩白銀，比明朝三年稅收總和還要多。
宋朝面對西夏、遼國、金朝、幾乎連連敗仗;明朝面對蒙古、女真、倭寇、安南這兩個朝代面臨外界環境都差不多;但是宋朝實行“歲幣”政策，以極小的代價，每年十萬兩白銀的代價換來幾十年甚至數百年和平;而明朝實行“不和親、不納貢、不稱臣”祖訓，總是以最大的代價來解決邊境危機問題。
國家邊境一旦有難，朱家皇帝身上流氓基因就發作了，挽起袖子掄起胳膊就開打，一點談判藝術都不講，御駕親征最後導致“土木堡之變”，一場戰爭的花費是宋朝“歲幣”幾百倍甚至上千倍，連年征戰必定導致國庫空虛，打到明神宗時期，明朝的疆域已經退縮到了秦朝疆域那麼大。
除了以上幾種原因造成明朝貧窮之外，關鍵的原因還是朱元璋的“分封藩王”制度。
朱元璋吸取漢晉亡於分封，唐朝亡於藩王節度使，宋元亡於“君弱臣強”失敗教訓，開創了有自己特色“以藩屏帝室”，將自己的兒子都封了藩王，他們不但待遇優厚，還手握重兵，雄視天下;明朝藩王還規定，如果中央有奸臣弄權，可以打“清君側”旗號勤王。朱棣抓住了這個朱元璋這個漏洞，奪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後，爲防止重蹈覆轍，開始進行削藩行動。
朱棣爲了強化皇權，規定藩王不得干涉地方軍事事務，不得擅自離開封地，結交地方官員。藩王們不能干涉地方軍務，不能參加科舉做官，不能成爲商人，這就是所謂的“分封不錫土，列爵不臨民，食祿不治事”且不可參合士農工商，並能世襲罔替。
這些藩王爲了獲得更多的土地和薪俸，就的生育更多子女，因此各地藩王成了“生育機器”，他們的任務就是創造人類，致使朱家宗室人口暴漲，到了嘉靖時期登記在冊明朝宗室就達16萬人，到了明末時期，藩王宗室人口連同朝廷給開資相關服務人員，已經超過了一百萬。明朝皇帝傳了17代，每經過一代藩王數量會等差級增加，藩王底下的郡王鎮國將軍將會以等比數量級增長，有明一朝共產生266位藩王，如此驚人數字觸目驚心。
這些人的俸祿這是一個巨大的開銷;如果兩宋的財政收入都用了養軍的話，那麼明朝大部分財政收入都用來養這些蛀蟲。舉個例子，嘉靖時國庫收入130萬金，朝廷支出卻高達241萬金，支出項目佔第一位的就是藩府宗室開支，第二位是武職開支，例如鎮國將軍，輔國將軍，這些都在藩王以內，說白了，還是宗室開支。朱元璋制定藩王制是造成明朝貧窮的最主要原因，子子孫孫無窮盡也，還能世襲罔替，這些皇室宗親的開支透支了大明財政。可以說，明朝比宋朝窮，朱元璋是要背很大的鍋的。
還有一種原因，就是明朝對禁海和對外貿易上的問題。
明朝相對於宋朝，肯定是有進步的地方的，比如國土面積更大，重文抑武現象有所減輕，不過客觀來說，退步的地方更多，尤其是思想上的退步，是最爲顯著的，這體現在方方面面，從禁海和對外貿易上可見一斑。
宋朝的海外貿易非常發達，產生了許多超級港口城市，最典型的就是泉州。當時的泉州就是典型的國際大都市，城內歐洲人，阿拉伯人比比皆是，教堂和清真寺也鱗次櫛比。
到了明朝，由於泉州的各國商人都被趕走，地位迅速衰落。明初和周邊國家貿易，不再用平等的商業關係，而是採用一種高高在上的朝貢關係。周邊國家來貿易，必須打着向天朝上國朝貢的名義，雖然自我感覺良好，但這種死板僵化的制度有很多惡果，比如商隊不能自由來貿易，必須跟着政府的使團來，比如開放的港口非常少，根本不夠用等等。
再加上明初日本使團在寧波搶朝貢權，催生了後來的封關禁海，更催生了後來爲禍百年的倭寇之亂。日本人想做買賣做不了，只好來搶，沿海的百姓想出海打魚經商也做不了，只好當海盜。所以明朝的倭寇其實七成都是中國人，而且首領都是中國人，日本人只是僱傭軍。
這種封關禁海的思想雖然在中後期有所放鬆，但從來沒有根本廢弛，一直延續到清朝，可以說，中國後來的落後，首先是思想和目光的落後，而思想和目光的落後，則是源於這種封閉自我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