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先生曾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他說的是宋代文化達到中國古代社會文化的高峯，宋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轉折點。我的發現，則在經濟方面，說明中國社會對農業稅和商業稅的依賴在北宋時期發生了一次漸進式的質變。
那麼，天禧末年北宋兩稅加榷利總收入是多少?我的研究結論是約5380萬貫。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數目，爲北宋朝廷的消費提供了堅實基礎。那一時期北宋朝廷開支大約多少?我提供一個時間點的研究數據供大家參考：北宋皇年間(1049-1053年)，北宋京城經費(年支)約1300萬貫。
在北宋仁宗朝中後期，社會消費量與消費水平出現了下降趨勢。但王安石變法時期(1069-1085年)，社會總體消費量、朝廷消費水平有階段性回升。以北宋京城經費來說明，熙寧時期(1068-1077年)，北宋京城經費(年支)約5060萬貫。此後，元符年間(1098-1100年)，北宋京城經費(年支)600萬貫。我研究發現：王安石的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在某種程度上一度遏制了北宋朝廷田賦歲入中糧的收入劇烈下滑趨勢。之前，有權威宋史專家據變法前後北宋歷年糧收入下滑的整體趨勢，得出結論認爲王安石的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對北宋財政收入貢獻不大。其實王安石變法確實大大緩解了北宋朝廷的財政收入危機，否則其糧食歲入會下滑到一個非常可怕的程度。
北宋後期，社會總體消費量繼續上升。當時北宋朝廷消費、社會上層消費在社會總體消費量中的比例很大。上層階級的消費水平處於高水準。而社會底層平均消費水平則嚴重下滑。從下面這個有趣的例子中可看到北宋中後期都城汴京富裕階層的消費水準。
史籍《東京夢華錄》中的《會仙酒樓》記載：“大抵都人風俗奢侈，度量稍寬，凡酒店中，不問何人，只兩人對坐飲酒，亦須用注碗一副，盤盞兩副，果菜碟五片，水菜碗五隻，即銀近百兩矣。”這段文字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兩個普通人在汴京的會仙酒樓像模像樣吃上一頓，花費大約要一百兩。一是兩人在會仙樓中吃一頓飯，所用餐具需用銀(用銀打製)近百兩。我一開始傾向於第一種解釋，後來又傾向於第二種解釋。我考證了宋代銀製碗碟的用銀情況，發現用銀打製兩人用餐所需的碗碟需要白銀的重量，確實可能是近百兩。不論哪種解釋，至少說明當時北宋都城汴京的風俗相當奢侈是實情。
值得強調的是，當時北宋都城消費的奢侈與北宋社會底層勞動者的低消費水平是並存的。那時，汴京僱傭的民夫每日工資大概是200文，而當時宋人每人每日最低生活費用是20文。輔之以相關材料可推知，北宋末年不同社會階層的消費水平差距已經非常大了。如果北宋末年的一個普通老百姓要經常去汴京的高級酒樓消費，恐怕是承受不了的。
南宋社會的消費狀況如何?僅就南宋統治區域而言，南宋前期社會總體消費量呈上升趨勢，社會消費水平有所提高，朝廷消費也逐漸增加。南宋中期，從社會總體消費量來看，依然有上升趨勢。這可以從人口增長明顯、農業畝產量提高、城市規模擴大等因素推知。我根據史料推算，南宋中後期杭州人口可能達到288萬。這應該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人口最多的城市。可以想象，當時杭州擁有的消費市場是非常巨大的。當時南宋朝廷在社會消費中的比例也繼續增大。
從消費水平來看，社會上、下層的消費者的消費水平明顯拉開了距離。到了南宋後期，社會總體消費量先高後低，朝廷消費支出繼續上升，但民間消費卻大大萎縮了。南宋後期，幾個大城市的商業是繁榮的，但這種繁榮有一定的虛假性。因爲當時南宋農村消費已極度疲軟。南宋的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商品交易雖然在城市內很旺盛，但廣大農村因缺乏消費能力，因此依然無法形成真正的大衆消費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