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時，有位學者型官員叫穆修，是個很有才華也很有個性的士大夫，很多人都想請他寫軟文。
亳州有個名聲不太好的土豪，捐資修了一座寺廟。廟成，知州大人請穆修寫了篇《修廟記》，其中沒提到土豪的名字。土豪捐資本就想圖個流芳百世，如此一來豈不是白捐了?於是土豪送給穆修500兩白銀，請他補上自己的名字。穆修堅決不答應，還扔下一句狠話，“我寧願喝稀粥度日，也不能讓你的名字玷污我的文章!”
當朝宰相聽說穆修的大名，也想結識他，便將他提拔爲某個學校的校長。但穆修一直不去拜訪宰相，校長也就當不成了。
可以想象，以穆修的個性，生活必定比較清貧。他晚年寓居京城，等朝廷安排職務，每到交房租時都要犯愁。他給友人寫信發牢騷說：“手頭的錢基本都用於買米、交租了。”
爲補貼家用，穆修刻了一部柳宗元的文集，印了幾百冊，在東京大相國寺擺攤出售。幾個讀書人走來，也不問價錢，拿起書就翻看。穆修一把奪過書，鄙夷地說：“你要是能從頭到尾讀一遍，且不出錯，我就白送你一冊。”結果顧客都被嚇跑了，一年下來，一本書也沒賣出去。
宋仁宗時還有一位叫章伯鎮的學者型官員，跟歐陽修、司馬光等學術大腕都有往來，還當過翰林學士。他也爲交房租而犯愁，說：“等發工資的日子，總覺得時間過得好慢;到交房租時，又覺得時間過得好快。”可謂道盡工薪階層的心聲。
他們爲何要爲交房租而犯愁呢?原因無非有兩個：
第一，薪水微薄。平心而論，唐宋時期的官員俸祿確實要比明清時期優厚，但真正能領到高薪的只是政府高層，廣大中下層官員的薪水並沒這麼高。王安石曾在嘉祐年間上疏，建議給中下層官員加薪。
穆修晚年被任命爲“文學參軍”，只是個閒職，月俸才7貫錢，加上其他津貼，估計也就十幾貫錢左右。而按司馬光的說法，當時在京城有一套房子放租的中產之家，每月收到的租金就有15貫錢。以穆修的收入，肯定付不起太高的房租。
第二，房租偏高。在穆修生活的時代，京城一套豪宅少說也要上萬貫錢，普通住房叫價1300貫錢。顯然，尋常人家都買不起房，只好租房居住。但房租也不便宜啊，一般的住宅每月租金至少也要幾貫錢。
宋仁宗皇祐年間，有個叫蘇頌的下層文官給自己算過一筆賬：月薪17貫錢，其中1/3用於供房、養馬，每月房租需要三四貫錢。假設穆修租的房子跟蘇頌差不多，房租也是三四貫錢，即意味着他每月要掏出約1/3的工資用於供房，日子過得捉襟見肘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穆修也用不着抱怨，首先，他是個有情懷的學者，不太在乎物質享受;其次，當時像他這樣租房的官員非常多，包括宰相—朱熹考證說：“且如祖宗朝，百官都無屋住，雖宰執亦是賃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