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許多思想派別和偉大的思想家，他們中包括：儒家：孔子、孟子、荀子;道家：老子、莊子;墨家：墨子;法家：韓非子、李斯、商鞅;兵家：孫武、孫臏;名家：鄧析、惠施;陰陽家：鄒衍;縱橫家：蘇秦、張儀;雜家：呂不韋;農家：許行。
春秋時期的“百家爭鳴”，與春秋時期的社會變動以及歷史文化轉型是分不開的。春秋時期，代表奴隸制的禮樂制度逐漸崩潰，社會處在一個急劇的大變革時期。此時的生產力已經有了一定的提高，先進的生產工具和冶煉技術已經出現，社會經濟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特別是出現了冶鐵技術，造成了鐵製農具廣泛的用於農業生產之中，農業生產的效率大幅提高，大量的荒地被開墾出來，私田的面積不斷擴大，新興的奴隸主掌握了越來越多的私田，經濟實力大大擴張。他們不滿足於原有的政治權利，與原先的大貴族地主階層的矛盾越來越大。
伴隨着勞動生產率的提升，賦稅制度也出現了相應的變化，之前井田制時期的勞役地租向實物地租轉變，以及新型農具和耕作技術的推廣，讓更多的人可以從繁重的生產勞動中解脫出來，去從事其他的工作，使得社會分工也得到了進步。這都會導致社會階級結構的再一次分化，出現了商人和手工業者等新興的社會階層。這些社會變化，都是春秋時期政治、文化多元化的一個根本原因。
動盪的春秋
從政治上說，禮崩樂壞導致了周天子爲代表的舊的權威的喪失，出現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新局面，周朝的分封制不斷被否定，一些諸侯國被其他諸侯國滅掉，諸侯國的國君們的權力也受到新興的卿大夫的衝擊。魯國就出現了季孫、孟孫和叔孫的“三桓爲政”，晉國更是直接被三家卿大夫瓜分掉了。至於諸侯不遵守禮制，享用天子才能享受的待遇，喝酒時演奏“八俏”舞之類，更是數不勝數。
春秋時期，各個諸侯國之間因爲利益，也發生了許多戰爭。這些戰爭都是爲了滿足國君們的私利，所以有“春秋無義戰”之說。爲了維護戰爭，各個諸侯國都加大了對老百姓的剝削力度，勞動者擔負着沉重的負擔，正如管子所說“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衣食其一”，階級鬥爭趨於激烈化，許多國家都發生了國人驅逐或者殺死國君的事情。
中國歷史告訴我們，在政治穩定的年代，思想發展是比較平衡的;而在動盪不安的年代，思想文化的發展速度會有一個增速。這個時期，有一個重要的現象，就是知識分子也就是“士”這個階層的出現和活躍。
孔子辦學圖
周朝時，並不是每個人都有權去學習文化的，只有王公貴族的子弟纔有資格進入學校學習。而到了春秋時期，私人辦學熱潮興起，提倡“有教無類”，教育的對象不分貴賤，這使得受教育的人羣大大增加，這些人就是“士”。
由於“士”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識，可以爲統治者所用，所以很多貴族中興起了養士之風。著名的戰國四公子，都養有幾千門客，“士”中許多優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擔任卿相。爲了籠絡人才，各諸侯國對“士”往往都採取寬容的政策，給予這些“士”一定的思想和學術自由。這就爲“士”著書立說、發表個人的意見，形成自己的思想創造了條件，促進了思想解放。
我們以齊國爲例，來說說思想解放和百家爭鳴的產生過程。
齊國是春秋時期的第一個霸主，這與他們發達的經濟，開明的政治和良好的文化教育環境是分不開的。爲了吸引“士”，齊國給了這些人優厚的待遇，將各國的人才彙集在稷下學宮，使這裏成爲一個最先進的學術研究場所。
稷下學宮
從作用上來說，稷下學宮是齊國的智囊團。他們根據齊王的政治需要，製造輿論、設計藍圖、擬定典章制度，各路人才在這裏進行學術交流和文化傳播，“不治而議論”，雖然不擔任實際職務，但可以議論時政、國事，這種議論是在寬鬆自由的政治氛圍內，對齊國統治者的政治建議，對齊國的強大幫助很大。
稷下學宮爲各派學者利用齊國提供的良好的環境與條件，使得無論是儒家、法家，還是縱橫家、陰陽家，都在這裏交流思想，讓各種思想能在這裏相互研討，互相爭鳴，取長補短，豐富和發展了各自學派的學說。
除了齊國之外，其他的國家也紛紛加大對知識分子的待遇，各國的學術研究也方興未艾。魏國西河學派中，也有不少人成爲治世良臣。
從政治上來說，當時處於社會大變革時期，社會動盪不安，各諸侯國林立紛爭。各諸侯國的國君爲了在爭鬥中取得霸主地位，競相招賢納士，運用不同思想學說以使自己的國家富足強大起來。這便給百家睥形成和爭鳴創造了一個寬鬆的環境。
從經濟方面來說，春秋時經濟有了極大發展，這使得有某些人成爲有閒階層，有時間從事自己的學術活動。
從科技上說，當時的科技取得了較大進步，人們對事物的認識水平也不斷提高，具備了認識和研究人的精神世界的資本。
從文化上說，原有的貴族壟斷的文化學術向社會下層擴散，"私學勃興"，越來越多的人具備了學習的資格，加大各種思想的產生的土壤。
總體上說，當時社會激烈的新興地主階級和沒落奴隸主之間的階級鬥爭，使得各種文化思想得以生根發芽。這些不同流派的文化思想，是中國文化的基礎，對後來的中國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