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朱元璋設定的政治制度存在缺陷——皇帝與大臣溝通需要經過宦官。朱元璋廢除丞相後，明朝漸漸形成了內閣幫助皇帝批覆奏章的體制。按照這個體制，明王朝的內閣不能單獨行使職權，他的權力來自於自己的“票擬”和皇帝的“硃批”。票擬，又叫票旨、條旨。通常情況下，全國各地各部門的報告文書先彙集到通政司，通政司登記在案，錄下副本，然後將所有文書轉給皇帝，皇帝看了之後並不發表意見，而是轉到內閣，由大學生將處理意見“用小票墨書”後，分別貼在這些報告的封面上，返還給皇帝。皇帝要是同意了，就是紅筆抄寫工整，頒行全國。內閣大學士的意見叫“票擬”，皇帝的御筆使用硃筆，叫做“批紅”。經過批紅的文書，再登基備案，錄下副本，然後分發各地各部門執行。
只是，大學士跟皇帝之間，還隔着一段距離。對皇帝如何裁決，是不是依照大學士簽註的意見裁決，甚至會不會作相反的裁決，大學士不知道，他們很少有向皇帝當面陳述解釋的機會。像嘉靖萬曆時期，皇帝身居宮中，大學士數年甚至數十年都看不到皇帝的影子。比如，朱見深在位24年，始終藏在深宮，大臣不認識他，他也不認識大臣。朱見深死後，朱佑樘登基，依然龜縮如故。38年來皇帝第一次召見內閣，大臣第一次見到皇帝真面目，也只是皇帝朱佑樘跟幾位大學士談了些家常就結束了。
內閣大學士及其他大臣見不到皇帝，他們之間的溝通，就需要宦官這座橋樑。明政府的宦官組織，共有40個機構(12監，4司，8局，16雜房)，司禮監太監僅僅只是40個機構中12監之一的首長，但卻是一個最高職位，可謂太監之王。原因很簡單，他負責伺候皇帝，並擔任皇帝和內閣間的跑腿工作，最接近權力中心。大學士簽註的意見，必須司禮監太監先看過，才能到達皇帝處。其次，《廿二史札記》的作者趙冀分析的，是皇帝不理政事。
明朝宦官禍患最厲害的三代皇帝：明英宗和明熹宗兩朝，皇帝幼年登基，難以料理朝政;正德皇帝荒淫無度，不肯料理政事。這樣太監便有機會愚弄皇帝，從而竊奪權力。
正德皇帝朱厚照15歲登基，正是貪玩的年紀，司禮太監劉瑾，經常趁朱厚照玩樂時，請他批閱奏摺。朱厚照就大怒說：“你不會代我批嗎?我用你幹什麼?”而劉瑾等的就是皇帝這句話。從此司禮太監成爲皇帝的助手，大學士反而降爲司禮太監的祕書——凡有奏摺，劉瑾先帶回家，與妹夫商量處理意見，由於他們胸中墨水少，寫出來的批覆言辭粗糙，就交給大學士加以潤色，然後再呈給皇帝。這樣一來，本屬於內閣的票擬權就落到司禮太監手裏。大學士的發言權就少了很多。到了後來，大學士都是由宦官推薦。
劉瑾之前的王振，早揭開了宦官當權的序幕。英宗朱祁鎮繼位時6歲，司禮太監王振帶他玩，朱祁鎮對他很敬重，稱之爲“王先生”。在能管得住他的張太后死後，王振威風大增，無人能控制他，權傾朝野。朱見深繼位後，大太監汪直更是利用皇帝懶得理政的毛病，竊取了皇帝的權力，自己成了實際上的皇帝。
清朝和明朝的行政制度相似，清朝設軍機處幫助皇帝處理政事，也是由宦官在皇帝與軍機大臣之間傳遞。但清朝並沒出現宦官專權現象，原因就是皇帝勤政。清朝十二帝，基本都很勤政，經常接見臣下，這樣就壓縮了宦官弄權的空前。明朝荒唐皇帝多，是宦官弄權頻發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