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宦官權力是如何崛起的?宦官專權是皇權和相權鬥爭下的產物!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在中國歷史上，宦官一直被看作是帝王的鷹犬，他們平時照顧帝王的飲食起居，而在帝王需要的時候，就會成爲帝王在朝堂甚至是民間的意志代表，爲維護帝王的權力而與各方勢力角逐，這其中最爲突出的就當屬明朝了。
明朝自建立之初，太祖皇帝朱元璋爲了防止漢、唐外戚與宦官干政禍起蕭牆的歷史在明朝重演。特意規定了後宮及宦官不得干政。下令鑄造鐵牌，立於宮門中，上書“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有明近三百年，幾乎沒有後宮干政的情況出現。但是宦官弄權的情況卻並未如他所願，反而愈演愈烈，這又是爲什麼呢?今古就爲大家講講這個現象發生的原因，以及更深層次的皇權與君權之爭。
廢丞相，皇權至高無上
明太祖朱元璋是個了不起的英雄，是他在元朝滅了漢人法統之後，再次重新建立了漢家天下，驅逐了蒙元對漢家故土的蹂躪。更是在建立明朝之後，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與規範來鞏固國家的穩定。甚至於爲了鞏固皇權削弱相權，不惜藉助胡惟庸案，將丞相這一幾千年來維持君臣平衡的產物給毫不客氣的剔除了，並就此發佈《廢丞相、大夫，罷中書詔》，廢除丞相，撤銷中書省，六部尚書全部歸皇帝直接領導，自此皇帝既是國家元首，也是行政首腦。
自此，國家大政皆出於皇帝一人，文臣武將都是執行者。但這一現象在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奪得明朝統治權之後，又開始出現了變化。
朱元璋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燕王朱棣會在他死後不久便發動靖難之役，奪取了皇位。而奪得皇位的朱棣這時也不得不考慮到一個問題，謀反是個高風險的行爲。在他謀反的過程中，真正投靠他的文臣武將屈指可數。那麼奪下大明江山的他，能用誰?外戚麼?不現實，畢竟這些人也還算是外人。文臣和武將們也未必可靠，於是在他南下靖難的過程中，始終陪伴他左右的宦官們無疑成爲了朱棣最好的選擇，於是乎諸如鄭和、侯顯、亦失哈、阮安等宦官相繼登場，成爲了朱棣治理國家的左膀右臂。
立內閣，相權再度崛起
但治理國家畢竟不能單靠宦官，朱棣明顯也沒有他父親朱元璋那麼好的精力來面對每天巨量的奏章，於是在就建立了“內閣”。
內閣其實就是皇帝的祕書團隊，主要由內閣大學士來擔任。在建立之初主要的工作就是代皇帝對奏章進行初步的處理，並以紙條的形式附上建議，以供皇帝決策時參考，這個過程被稱爲“票擬”。而這些票擬過的文件要想發佈出去，就必須經過皇帝的“批紅”，也就是由皇帝將內閣的意見抄一遍纔有真正的行政效力。
這樣一看，我們會發現。這個內閣其實就是另外一種形式的丞相制。只不過把原來的由丞相一人總理政務，改爲由一羣翰林學士出身的人擔任內閣大學士來協助皇帝對國家政務的管理。
制衡相權、勳貴，啓用宦官
那麼朱棣會任由朱元璋取締的丞相再次出現來掣肘自己的統治麼?顯然不會，深諳權衡之術的他，不會單單寄望於勳貴階級來平衡文臣的力量，於是他在將明朝統治中心由南京轉移到北京之後，就將宦官機構做了大規模的調整，對朱元璋建立的二十四衙門這個機構的權力進行了放大。
二十四衙門在建立之初並不是宦官體制，其主管太監也並不是一定要採用宦官，它只是一個單純的侍奉皇家及其家族的管理機構，但朱棣得位之後大多是派宦官進行管理。故民間對宦官逐漸稱爲太監，這也是太監這一名詞的真正由來。
那麼二十四衙門的權力是如何放大的呢?——建立東廠。
正是由於得位不正，爲了讓宦官們能夠有實力對抗文官集團和勳貴階級，朱棣建立了東廠這個臭名昭著的特務機關，其權力還在朱元璋建立的錦衣衛之上，主要負有輯查刺探和對社會監視的職責。而直接管理這個特務機關的部門就是二十四衙門之首的司禮監，正是司禮監這個內廷總管部門，不僅掌管着宮廷事務，其中的掌印、秉筆太監更是掌管着批紅和傳宣諭旨的權力，這樣一來，君權就得到了無限的提升。文臣爲代表的相權則被皇權牢牢的壓制住。
土木之變後，相權勢力膨脹，提升宦權壓制
但這種君強臣弱的局面在朱棣去世之後，很快就迎來了變化——土木堡之變。
在土木堡之變前，由於君權的無限放大，同時皇帝對宦官的過度依賴，造成明英宗時期司禮監掌印太監王振肆意干預朝政，最終釀下土木堡之禍，白白葬送了明朝勳貴階級和北疆大量軍力。
土木堡之變後，由於勳貴階級大多被滅，宦官集團又成爲此次土木堡之變的罪魁禍首。文官集團在明朝的政治地位急劇上升，明朝開始由文武並重走向重文輕武的政治格局。
明英宗復辟後，爲了抑制文官集團的勢力，開始重新重用宦官來壓制文官集團，這是明朝新的皇權與相權之爭的開始。
此後，在明仁宗時期內閣權力開始不斷膨脹，內閣首輔由於可以擬詔諭，其權力等同於丞相，爲維護皇權並對文臣實施有效的監管，明憲宗在原有東廠與錦衣衛的基礎之外再建立了西廠。與東廠和錦衣衛合稱爲廠衛。由於西廠的主要職責是偵查民臣的言行，負有偵查、緝拿和審訊的權力，遭到了文臣集團的極大抗拒。兩度廢立，最終在明武宗時期由於劉瑾被文臣攻訐倒臺後隨之完全廢除。
張居正改革，相權一家獨大的短暫演出
萬曆皇帝繼位後，身爲萬曆皇帝的老師，同時也是內閣首輔的張居正，爲扭轉明朝困頓的財政，腐敗的吏治局面，在獲得了司禮監太監馮保的支持後，開始推行一條鞭法和考成法——史稱張居正改革。
通過這兩條法令使得明朝的財政收入迅速增加，吏治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同時採用戚繼光、俞大遒等優秀將領將一直困擾明朝海疆的倭寇問題最終解決，明朝一度出現復甦的局面，史稱萬曆中興。
這個時期無疑是皇權影響力最小的時代，張居正所代表的相權掌控着整個明朝的政治走向。以馮保爲代表的宦官們大多依附於張居正，協助其開展政治改革，張居正的相權權力之大，幾乎完全蓋過了皇權。
但張居正改革也埋下了極深的隱患，由於這兩條法令更多的是損害了文臣階級的利益，畢竟一條鞭法使得大量有功名的文臣被迫爲他們隱匿的田產繳交了稅賦，也因考成法失去了繼續吃空餉的機會。
因此在張居正死後，文臣羣起攻訐張居正的改革，並將張居正塑造成了十惡不赦的權臣。並以過激的言論爲時尚，肆意借國本之爭，任意指責宮禁之事。這也就使得萬曆至此不再相信內閣，數十年不上朝的情況出現。而宦官則成爲了萬曆與文臣之間角力的主要工具，皇權與相權之爭再次進入平衡階段。
魏忠賢專權，壓制文臣手中的相權
這種平衡的階段到了明熹宗時期被魏忠賢所打破，由於熹宗極度寵信魏忠賢，本身又只關心木作之事對朝政毫無興趣，致使朝政爲魏忠賢所把控。
爲對抗魏忠賢，文臣集團開始憑藉東林黨原有的良好聲望，發動黨爭。只要與東林黨相對抗的，都被士林描繪爲亂政者。這就使得朝政開始出現混亂，得到熹宗支持的魏忠賢，爲此將朝堂之上所有反對他執政的所謂清流東林黨人都予以罷免、除名，朝中異見者，爲之一空，獲得了朝堂的唯一控制權。
崇禎登位，先抑後揚，維持平衡，但積重難返
明熹宗駕崩之後，一直受到東林黨人扶持的信王朱由檢登位成爲崇禎皇帝。東林黨人嘉興貢生錢嘉徵趁機彈劾魏忠賢十大罪，後魏忠賢被髮配鳳陽，並在途中自盡身亡。
其後東林黨人完全復出，日夜不停圖謀報復，並暗中結黨營私，排擠非東林系官員。崇禎從小受到的教育都是閹黨專權，是亂臣應當被剷除，但從來沒有想過閹黨背後所代表的皇權。所以在初期協助東林剷除魏忠賢之後，崇禎看到的仍舊是無休止的黨爭，讓他的心態出現變化，也開始厭惡這些結黨營私的廷臣，重新開始重用宦官，希望能夠恢復朝政中各方勢力的平衡狀態。
但此時的明朝政局已然崩壞，即使崇禎皇帝再勤勉朝政，甚至動用宦官協助處理地方事務也爲時已晚。歷經張居正改革失敗後的文官階級倒算，魏忠賢與東林黨人的黨爭，早已將明朝的基礎完全掏空。
官僚階級早已成爲利益既得集團，他們不斷蠶食國家利益，在朝堂上爲利益不斷攻訐，在地方貪腐無度。國家財政陷入困難，出現無錢、無糧、無人的局面。而崇禎空有帝王之名，卻無帝王之實來解決這一系列的問題，最終無奈帶着近三百年國祚的明朝以悲劇告終。
結語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的宦官們在朝堂上哪怕獲得了再高的權力，都沒有出現過加害帝王的情況出現，這不得不說明朝對宦官的管理和忠君教育做的還是相當不錯的。
最後總結來說，我們可以看到，明朝近三百年的歷史，幾乎可以看做是皇權與相權的鬥爭史，帝王在與文臣之間爲了國家真正的統治權而不斷拉鋸，尋找平衡，從最初的朱元璋強勢皇權到張居正的真正相權，都真實的反應了這一爭鬥的轉變。而宦官在這一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則是其中最爲重要的一部分，宦官的權力變化，見證了皇權與相權之間實力的變化。
因爲朱元璋的原因，明朝在開國初期，受到強勢皇權的影響，國家政治清明、軍力強盛。但到了明成祖朱棣時期，受制於帝王本身實力的差距，開始尋求文臣的輔助，而爲了避免文臣所代表的相權提升影響皇權，同時採取了勳貴階級與宦官勢力共同來輔佐皇權，本來出於權力制衡的角度來看，這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土木堡之變後，勳貴的集體隕落，造成文臣一家獨大，進而形成了明朝重文輕武的政治格局，國家對地方的掌控出現問題，財政日漸窘困。爲了對抗相權，一代代的明朝皇帝開始不斷增加宦官權力來壓制文臣，只不過沒想到，到了崇禎皇帝時被崇禎給玩脫了，生生的把維護皇權的宦官勢力連根拔起，等到他反應過來的時候已經爲時已晚。
由此可見，明朝採用宦官來制衡以文臣爲代表的相權，在設計之初是沒有問題的，只可惜後來受到彼此制衡的各方勢力在爭鬥之中將黨爭的弊端發揮到了淋漓盡致，最終白白葬送了明朝，所以說制衡很重要，但制衡的關鍵還在於需要建立良好的監督體制，但作爲封建時期巔峯的明朝欠缺的正是這樣行之有效的監督體制，最終走上了不歸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