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承瑢，廣西藤縣人，太平天國起義重要將領。天京事變中，北王韋昌輝逆亂平定後，天王洪秀全把陳承瑢與秦日綱同日處死。
評論
天京內訌是導致太平天國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這是衆所周知的。關於內訌的導火線由佐天侯陳承鎔(亦作瑢)點燃起來，卻少有人注意--這是一個由天王洪秀全和東王楊秀清兩位互相猜忌的領導人都極爲信任的人物。正是由於他從中播弄是非，以致釀成鉅變。首先發難告密挑動洪秀全對楊秀清起殺機的是陳承鎔，爲韋昌輝順利襲殺楊秀清提供條件進行內應的是陳承鎔，參與擴大屠殺決策的也有陳承鎔，最後伴同韋昌輝、秦日綱被天王處死的還是陳承鎔;他一手導演了這幕悲劇，玩火者自身也葬送在烈火之中，成爲悲劇角色中的一員。歷史再次證明，危機常常從內部開始，而且往往爲最親信的人物所發動。
關於太平天國內訌的原因，過去衆說紛壇：有的認爲石達開參與密謀;有的認爲由於楊秀清強逼洪秀全封他爲萬歲而引起北、翼兩王(韋昌輝、石達開)不服;有的認爲韋昌輝私自擅殺楊秀清;……對這個問題，英國研究太平天國史的專家柯文南博士提供了未曾發現的重要史料，有助於我們弄清真相。
柯文南著作中大量引證了燕王秦日綱親信部屬愛爾蘭人肯能的口述記錄資料，比國內同類資料記載較爲詳盡。按愛爾蘭人肯能曾在鎮江投入太平軍隸屬燕王秦日綱麾下，後跟隨燕王參加天京事變。屠殺楊秀清時他的住處“距東王府僅五十碼”;屠殺楊秀清後一兩小時，他曾親自進入東王府，親眼看到楊秀清的屍體;事後見燕王有被處死危險時，他才走避安慶，並即離開太平軍回上海。由於他是當時事變的參加者和目擊者，又脫離清方或太平軍管轄，以自由的身份較客觀地發表這些消息，這樣的史料具有極高的權威性，足以據此訂正轉輾傳聞的誤訛。
肯能敘述韋昌輝會同秦日綱，奉天王密令回兵天京，準備襲殺楊秀清的情況說：
我們(肯能和另一個歐洲人)聽說No.2(“第二位”，指東王楊秀清)，曾命令北王韋昌輝的部隊從駐地(江西)調往他處，在丹陽的燕王秦日綱被調住安徽。他(秦日綱)在途中遇韋昌輝，韋昌輝問他到哪兒去?秦日綱回答說：遵東王之命去安徽(江西)。韋昌輝說：你得跟我一起回南京，因爲我有天王信件，這是你所不知道的。在他們到達南京前，秦日綱一直不知道怎麼回事。他們在城外停下，這時韋昌輝才告訴秦日綱，他得到天王命令，要殺掉東王。
肯能跟隨燕王，證實天王有密令下達給北王韋昌輝，召他回來殺楊，燕王等事先全不知情。這就說明，所謂“逼封萬歲引起北、翼兩王不服，計殺東王”之說不確。當時東王楊秀清是全軍的實際統帥，手握重權，天京城內兵力雄厚，全部受東王直接節制;如果秦日綱沒有親眼看過密令，他決不敢貿然跟着韋昌輝反對楊秀清的。又如果城裏沒有可靠的人接應，韋、秦三千人如何能深夜進入天京包圍東王府而無人覺察?但天王是被架空的領袖，深居宮中，寸步不出，不但與宮外的一般戰士毫無接觸，甚至高級將領也不能逕達，那麼他這次發佈殺楊的密令和接應韋氏夜襲又是通過誰爲媒介，竟能完全瞞過楊秀清使他毫無知覺?研究這段歷史就需要具體分析客觀的實在性，找出這一關鍵中的人物。
關於石達開事前既沒有參與密謀，事後也不曾贊成過屠殺東王和東王部屬，甚至因此全家遭殺，肯能對此事作了明確的敘述：
東王被殺後六星期左右，翼王帶一部分軍隊進天京，到了天王府，遇到北王和燕王。他們給他看了他們的行動記錄，翼王說：“你們殺了東王和他們的主要將領還不滿足嗎?爲什麼還要殺這麼多爲我們打仗的弟兄?”……此後，翼王說：“你們既然已經走到這個地步，你們自己可以了結這件事，我就不管了。”當天晚上，他悄悄集合部隊來到西門，但不經北王許可是不得出城的。他就殺死守門者，同他的大部分部衆出了城。要是那天晚上他不出走，那就要被殺。
用上面這段肯能的敘述，來對照石達開自訴的《石達開自述》，完全吻合，互相印證，更覺可信。石達開說：“達開聞信，回南京與他們排解。因見事機不好，就到安徽，妻子都在南京城內，皆被韋昌輝所殺。”石達開確是這次內亂的受害者，而不是密謀首事者，這已是無庸置疑的。那麼密謀首事者究竟是誰，原來當時還隱在幕後呢!
關於所謂“楊秀清逼封萬歲”，當事者之一的肯能在敘述中隻字未曾提及。這樣的重大問題，如果真有其事，他是不可能不聽說的;如果聽說了，也是不可能不提及的。再對照《石達開自述》，無論是收錄在《太平天國》資料叢刊中的《石達開自述》，還是新發現的《三略彙編·石達開自述》，均未提及楊秀清挾洪秀全去“逼封爲萬歲”的事，也未提到楊秀清有任何叛逆行爲。楊秀清是無罪的。以致後來在事實面前，洪秀全不能不給楊秀清平反冤案。至於構成冤案的直接原因是什麼，洪秀全諱莫如深，含糊其詞。他只說：“七月念七東昇節，天國代代莫些忘。謝爺降託贖病主，乃囗(合+共)世人轉天堂。天國代代遵三重，天情真道福無窮。妄爲推測有何益?可憐叛爺成臭蟲。”他教導臣民千萬不要推測構成冤案的原因，在他內心有着難言之慟;他指責的“叛爺”，主要的是三個，即韋昌輝、秦日綱和陳承鎔，他下詔公開處死了這三人，便是這裏所說“叛爺”的具體的註腳。
既然楊秀清並未叛逆，洪秀全爲什麼竟然一時昏聵下密令給韋昌輝命他襲殺楊秀清呢?儘管他倆之間平時互相猜忌，但矛盾的激化總一定會有導火線吧?據肯能口述：“先是楊秀清有一心腹部將爲其親信，不知何故，向洪秀全告密。洪立即召其心腹盟弟北王韋昌輝回兵勤王，一以保護其自己生命，次則以誅滅謀篡位者。”這裏具體說明了爆發內訌的導火線是“一心腹部將”告密。這個“心腹部將”是誰?肯能明確指明：“即他們教外國人稱爲‘第八位’者”。這個“第八位者”就是後來洪秀全下詔處死的三個“叛爺”之一的陳承鎔。
按太平天國的領導核心原來共有七個人，即一是天王洪秀全、二是東王楊秀清、三是西王蕭朝貴、四是南王馮雲山、五是北王韋昌輝、六是翼王石達開、七是燕王秦日綱。這七人便是“起首共事之人”(據《李秀成自述》)。前期七王以外，本有胡以晃一度封過豫王，他在位僅只幾個月，即因六安戰敗而被革除王位。此人在內訌前已病死。燕王秦日綱雖也曾一度被革除王位，仍保留頂天侯爵位，保持一方軍政首長的職權，仍高出於所有朝官。除開上述七王以外，內訌時實在再沒有任何人的權位能超過佐天侯陳承鎔的，頂天侯秦日綱被稱爲第七位，佐天侯陳承鎔被人私下稱爲“第八位”，原是可以理解的。當時頂天侯奉命出鎮一方;佐天侯陳承鎔被任爲朝內官的首長，曾官居天官正丞相;雖當時沒有“第八位”的正式詔命，而佐天侯陳承鎔的實際權位，不能不爲人所公認。況且頂天侯和佐天侯兩府關係特殊親密，在頂天侯府裏既可公然向外國人介紹稱呼頂天侯爲“第七位”，那麼同時稱呼佐天侯爲“第八位”，難兄難弟，勢所當然。
這位所謂“第八位”者的陳承鎔究竟是何許人?據清方的《賊情彙纂·陳承鎔傳》記載：陳承鎔是廣西藤縣人，短小精悍，有權謀。參加金田起義後，初任羽林侍衛。到長沙升伸後正侍衛。克武昌，擢殿右二檢點。進南京，授地官副丞相;幾個月後，即升任天官正丞相。第二年春封爲興國侯，數月後又改封爲佐天侯，似有佐東王理朝政之意。自此凡天國軍事政治事務，不論大小，都須由他傳宣上達，成爲朝內官的首領，顯然是個實權人物。從陳承鎔發跡的經歷看，他一開頭就當上洪秀全的親身侍衛官，不久即經由楊秀清親手提拔，節節高升，成爲天朝朝政的總管，承上可面見東王、乃至天王，啓下可傳令天京內外各部屬。特別是天京附近，朝堂上下，他有權實際行施號令。真的如《賊情彙纂》所說的“寵任”莫過於佐天侯天官正丞相陳承鎔了。
不幸的是在太平天國內部權力的派性鬥爭中，陳承鎔倒向韋昌輝、秦日綱一邊，尤其與秦日綱情如手足，誓同進退，這就不會不對東王楊秀清離心離德。由於東王在作風上過於“威風張揚”，對人“威逼太過”，以致朝內不少人“積怨於心，口順而心怒”(據《李秀成自述》)，陳承鎔大概也是“口順而心怒”的一個。
有一次，陳承鎔爲了袒護秦日綱，竟與東王楊秀清之間發生了極不愉快的事情，那就是著名的“燕王秦日綱牧馬人事件”。據《金陵癸甲紀事略》載：
燕賊牧馬某甲坐門前，見東賊同庚叔未起立。東賊叔怒，鞭某甲二百，送燕賊，未及問。又送付玉昆，意欲玉昆加杖。玉昆謂既鞭可勿杖，轉相勸慰。東賊叔愈怒，推倒玉昆案，訴於東賊。東賊怒，使翼賊拘玉昆。玉昆聞而辭職。僞佐天侯陳承鎔、僞燕王泰日綱聞之，亦相率辭職。東賊大怒，鎖發北賊杖日綱一百，杖承鎔二百，杖玉昆三百，某甲五馬分屍。
這件事說明東王楊秀清張揚跋扈，作風粗暴，同時也證明陳承鎔與秦日綱的關係十分親密。秦日綱牧馬人受罰，本與陳承鎔並無直接關係，連北王、翼王尚且不敢出面勸阻，陳承鎔卻夥同秦日綱等一起辭職表示抗議，結果一塊兒捱了打，真是生死之交。但他倆對牧馬人被處“五馬分屍”，仍然無力援救。位居全國全軍“第七位”和“第八位”的重要人物，竟然當衆捱打，而且確是在不該受罰的情況下遭受屈打，豈能不心懷怨恨?可是在五馬分屍、點天燈的淫威面前，誰也不能繼續作公開的反抗，只能忍住眼淚吞下達口怨氣，也就是“積怨於心，口順而心怒。”這件事發生在甲寅(1854)年四月，距後來襲殺楊秀清事件雖有兩年餘，但兩事之間恐非絲毫沒有聯繫吧?
楊秀清相當麻痹，把別人的敢怒不敢言當作老實聽話，自以爲“一朝之大，是首一人”(李秀成語)，不知自忌。他對待最高領導層中的韋昌輝也一再威逼，殺了韋昌輝之兄，又曾“杖昌輝數百，至不能興;又詐稱天父附體，時挫折之。”這樣，勢必把韋、秦、陳推向一邊，成爲自己的對立面，而又不及時防備他們，或解除他們的權力。既挫折他們，又信用他們，如同養癤成癰，養虎成患。
陳承鎔當然瞭解洪楊之間的互相猜忌已非一日，而且十分了解洪秀全多疑而暴烈的性格，借刀殺人是有機會的。他利用職權收集楊秀清張揚跋扈的材料是極爲方便的;他利用進宮的機會面奏天王也比任何人方便。他看準機會進行告密，當然會使洪楊之間的矛盾頓時激化。陳承鎔原是洪秀全的侍衛官子弟兵出身的親信，加以長期在楊秀清身邊任要職，他的告密又似乎有根有據，而且聽來危險已迫於眉睫，這是洪秀全所不能不信的。當洪秀全正苦於大權全落在楊秀清手中而驚惶無措的時候，陳承鎔又提出了周密的計劃，包括如何瞞過楊秀清祕密調動韋昌輝回兵“靖難”，如何瞞過楊秀清乘夜開門接應韋昌輝部隊進城，和如何解除楊秀清的近衛部隊等等，這一切只有陳承鎔這個擁有朝政日常事務總管職權的人，才能辦到。試想，當時滿朝上下，都是東王楊秀清的親信，一般部將誰敢告發楊秀清半個不字?如果拿不出有說服力的材料，又怎能取信於洪秀全?而且光是告密也解決不了問題，漢獻帝的衣帶詔會帶來滅族之禍，以卵擊石會自取滅亡，這是洪秀全也深知的。所以陳承鎔的告密和獻計，以及此後的裏應外合，成了這次內訌發難的關鍵人物。正如肯能所口述：“全軍的實際元首(東王楊秀清)卻被陰謀所算而被殺。人皆相信彼有奸謀欲弒天王而奪其位，他卻被一同盟的高級人員所賣，對天王告密，而自告奮勇願負掃除奸黨之責。洪秀全於昏聵瞢閉之中忽然醒悟，立傳諭詔召出征安徽之北王韋昌輝及方奔丹陽之頂天侯。”
陳承鎔是告密者，而且是“自告奮勇願負掃除奸黨之責”的實際主持者。他的職位賦予他有這樣的權力。事實證明，他把密詔及時送到了韋昌輝手裏;韋、秦的部隊來到天京城下的消息竟能瞞過了東王楊秀清。按制度沒有東王命令任何部隊不能隨便調動，所謂“俱受東王節制”(天王詔旨)，更絕對不允許隨便進出天京，而這支祕密地從外省來到的部隊居然乘夜進入天京。當時天京內外處處把守、節節設防，校覈口令，通宵不斷，而韋昌輝、秦日綱能以兩三千人橫行無阻，沒有一聲槍響，沒有一人號叫，沒有碰到任何阻擋，就包圍住東王府第。平時東王府戒備森嚴，卻在出事這天竟解除了戒備，聽任別人襲擊而很少抵抗。……這一切，自然都是陳承鎔利用權力、盜用東王名義，巧爲安排所致。肯能敘述襲擊的過程說：
到天京時已是深夜，其本人及隨從均不被嫌疑，而得直入城內。在幾點鐘之內，他的隊伍已照預定計劃分佈各要害地方，所有通達東王府的街道都爲進攻軍所佔據。舉事之時，有如迅雷暴發。至翌晨天曙時，東王及其部下文武官吏，人民--男女老幼--都在自己的血中躺着。有些被長矛刺死;沒有一人能逃命的。”
回顧清軍曾以數萬之衆、億萬之餉、多年征戰所無法達到的目的，陳承鎔卻在一夜間夥同韋昌輝、秦日綱實現了。豈能不爲親者痛、爲仇者快啊I
陳承鎔在內訌中的作用還不止於此。他除了告密和內應外，還需要進一步行動，即是他所謂的“掃除奸黨”。陳承鎔深知衛戍天京的部屬極大部分都是楊秀清的親信隊伍，即使楊秀清已死，其對抗勢力仍然不小，如果不是一不做二不休地加以橫掃，一旦陰謀敗露，自己必然會死無葬身之地的。“乃定下一條陰謀，要盡捕東王餘黨而置之死地。“依那毒計，將北王及頂天侯假意開審及處罰，以正其處置東王謀叛事過分枉殺之罪”。誘使東王將士前來觀刑，解除武裝，乘機進行大規模屠殺。肯能原話是這樣敘述的：
天王的一個女宣詔使帶出一塊兩碼半長、半碼寬的大黃綢，上面寫滿了紅字，擺在他們面前，他們看着，東王的一些官員也擠上來看，看完之後就交出去貼在天王府對面的牆上……北王和燕王就退到一間小屋子裏共同商量。最後兩個女宣詔使就宣佈，北王和燕王每人受鞭五百。……很多東王官兵也在場，但他們已成羈押犯，脖子上帶着沉重鐵鏈和繩子。六千左右東王將士毫無猜疑地被押在天王府旁兩間大房子裏……當天夜裏，我們(肯能等)跟隨北王和燕王去查看扣押那六千人的房子，他們在窗外，偷聽並謀劃如何消滅這批人，第二天黎明，他們把關押室門窗打開，堅守出口，把若干炸藥包扔到被押的人羣中。他們的士兵進入其中的一個房間，幾乎沒有遇到什麼反抗，就將被押者全部殺死。但是在另一個房間，被押者用牆上的磚拼死抵抗了六個小時才被消滅。屠殺者除了用槍以外，還用裝葡萄彈的炮。這些可憐鬼脫光了衣服，其中不少精疲力竭地倒下。最後北王、燕王爲了讓他們的人與東王的人區別開來，就命令他們的部衆將右臂從袖中抽出，然後衝進去將剩下的全部殺光。不一會兒，我們就進去，我的天啊!這樣的場面：有的地方屍體堆積了五六層，有的自己吊死，有的在炸藥包爆炸時受了嚴重的燒傷。屍體都被運到一片草地上，沒有遮蓋。”
東王的主力被消滅以後，接着搜殺老弱婦幼，名爲斬草除根，“日復一日，許多人被捕被殺，甚至小孩嬰兒也不能免。屍骸堆積。屠殺之事，三個月不絕。”主持這次大屠殺的主要負責人，顯然是韋昌輝、秦日綱和陳承鎔。
分析
大屠殺總劊子手是韋昌輝和秦日綱，幾乎盡人皆知，而陳承鎔的幕後策劃卻易爲人忽視，這裏特提出幾條根據來證明陳承鎔屬於這次大屠殺三人幫幫派頭子之一。
(一)陳承鎔原是東王的左右手，許多重要事務東王都交他主辦;事變中凡東王部屬連婦女小孩都遭屠殺，獨陳承鎔一幫安然無恙;而且在殺死楊秀清前，肯能親見陳承鎔來往於秦日綱內室參與活動。據肯能敘述親眼所見情況說：“有一位首領，即他們教外國人稱爲‘第八位’者，亦即後來人所認爲倒戈賣主者，由內室帶了兩個美麗的小孩出來。”這兩個小孩是東王的世子，可是後來東王世子的命並沒有保住(後來襲爵的幼東王實是洪秀全第五子洪天佑，過繼到楊秀清名下的，楊秀清是斷子絕嗣了)。於此可見陳承鎔表面對東王世子很親熱，在大屠殺中兩隻手卻並不是乾乾淨淨的。
(二)當時八位最高領導人中，三人已死，天王閉門不出，翼王遠在前線，天京城內主持大事的只有韋、秦、陳三人。韋、秦已殺紅了眼，有誰稍稍表示不贊同的，即予攻殺，石達開全家被殺一事可資證明。陳承鎔如果不是大屠殺的同夥，而仍然能與韋、秦一同掌握朝政控制天京實權，那是不可能想象的。
(三)陳承鎔向來爲朝官之首，平時負責傳宣上達，這次傳宣“北王燕王受鞭沼令”，自必仍應由陳承鎊主持;也只有由這個沒有公開露面的陳承鎔唱這出假戲，才容易騙取東王舊部的信任而毫不戒備。事實上這次假意“開審處罰”的詔令，在傳宣過程中，佈置得活龍活現，黃綢、紅字、女使等一切都使人深信不疑，這一切正是陳承鎔慣唱的拿手好戲。
(四)肯能的口述資料和清方當時收得的情報，都證實陳承鎔後來與秦日綱一同被天王處以死刑，以平衆憤。如果陳承鎔不參與天京的大屠殺，爲什麼要用他的頭來平衆憤，又爲什麼要與大劊子手秦日綱一同處死?天王的詔令和羣衆的公憤，是證實陳承鎔參與大屠殺重要犯罪行爲的最明確的結論。肯能說：“除韋昌輝外，尚有其他多人伏誅--尤其有兩個高級首領排班第七、第八者。”現存中央檔案館明清檔案部中有清咸豐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清朝江北大營欽差大臣德興阿奏摺，向清廷報告太平天國在誅韋昌輝之後，並將燕王秦日綱、佐天侯陳承鎔於十一月初一日，即太平天國丙辰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誅死。這具體說明，那時人們已對幕後策劃者陳承鎔的真面目認識清楚了。
這裏特別應該指出的是肯能所說：“兩個高級首領排班第七、第八者”同時伏誅，和德興阿奏摺所說“燕王秦日綱、佐天侯陳承鎔”同時誅死，兩相對照，可證實“第八位者”即佐天侯陳承鎔，已毫無疑義了。同時證實陳承鎔確是內訌中的重要人物，韋昌輝、秦日綱自外來，陳承鎔自內應，裏應外合，起關鍵性作用的是主謀、告密、內應、策劃大屠殺的陳承鎔，其破壞性大於秦日綱，甚至不亞於韋昌輝。
過去史學界論事偏重於歷史人物的階級出身，把罪責全歸於韋昌輝，恐不夠實事求是吧?其中洪秀全的猜忌、多疑、暴烈、偏信，楊秀清的跋扈、粗暴、驕傲、麻痹，韋昌輝的陰險、毒辣、殘暴、野心，秦日綱的盲從、愚蠢、逞性、派性，陳承鎔的奸巧、僞善、陰險、狠毒，善於玩弄兩面手法行借刀殺人之計，都是構成這場悲劇的因素。除了上層的錯誤外，中下層的盲目服從和宗派情緒，容易受入愚弄，也是原因。在他們身上不但有明顯的農民小生產者烙印，還受到封建思想的嚴重影響。但問題不僅如此，綜觀現代化了的國際政治舞臺，這類類似的事例依然很多，政變活動，層出不窮，其原因是極其複雜的。
陳承鎔這類一向不爲人注意的人物，事實上是內訌的罪魁禍首，這是東王及其部屬們死於夢中時所意想不到的，也是天京廣大軍民在大禍臨頭時還認識不清的。這樣的危險人物，埋藏在領導層中，與最高領導人物朝夕相處，洪、楊雙方都極“寵任”他，對他絲毫不予戒備，輕易地把重要權力交託給他，聽信他設謀劃策，以致造成嚴重的惡果。這樣的歷史課題是永遠值得後人深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