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之厄，稱爲“法難”。指中國歷史上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五代周世宗等四位皇帝排斥打擊佛教的事情。
北魏王朝是鮮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屬於當時中國北方的遊牧民族之一。拓跋氏本“與西域殊絕”，不知佛教。後來在經略燕趙、統一北方的過程中，才逐漸接觸到中原文化和佛教。北魏太武帝原與北魏前二帝一樣，並好佛老，對沙門道士皆致精敬。太武帝拓跋燾崇道教，進行道教改革、使之躍升爲正教而居功甚偉的道士寇謙之常在左右，公元439年，太武帝佛的直接原因是公元446年，奏聞長安一佛寺內藏有兵器，他懷疑寺僧與聚衆起義的蓋吳通謀，誅殺長安的沙門。不久，太武帝又通令全國，焚燬寺院經像和坑殺僧人。
北周皇族屬於鮮卑族宇文部。北周武帝宇文邕最重儒術，早年也信奉道、佛二教。在他掌握政權以後，欲定儒教爲先、道教爲次、佛教爲後的位次。儒教居先不成問題，但佛道之爭卻愈演愈烈。公元574年，周武帝親自召集沙門道士進行辯論，辯論十分激烈，智炫甚至當場頂撞周武帝。於是周武帝作出將佛、道一併禁燬的決定。“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俗。並禁諸淫祀，非祀典所載者，盡除之。”(《北史·周本紀》)同年設立“通道觀”，欲以儒學的“聖哲微言，先賢典訓”來“濟養黎元，扶成教義。”彙集儒釋道三方面的學士名流120人，研究三教的哲理。公元577年，周武帝滅北齊後，又在齊境內“毀破前代關山西東數百年來所造一切佛塔，掃地悉盡。融刮聖容，焚燒經典。八州寺廟出四十千，盡賜王公，充爲宅地。三方釋子減三百萬，皆覆軍民，還歸編戶。”
唐武宗未即位時就不喜佛教，從會昌二年(842)十月起，武宗下令凡違反佛教戒律的僧侶必須還俗，並沒收其財產。此後，武宗陸續下令限制佛寺的僧侶人數，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侶蓄養奴婢的數量，很多寺院被拆毀，大量的僧侶被強迫還俗。會昌四年(844)二月，武宗降旨“不許供養佛牙”，同時規定：代州五臺山及泗州普光寺、終南山五臺寺、鳳翔府法門寺等有佛指骨之處，嚴禁供養和瞻仰，如有一人送一錢者，背杖二十;若是僧尼在這些地方受一錢施捨者，背杖二十。到會昌五年(845)，又開始了更大規模的滅佛。他下令僧侶40歲以下者全部還俗，不久又規定爲50歲以下，很快連50歲以上的如果沒有祠部的度牒也要還俗，就連天竺和日本來的求法僧人也被強迫還俗。日本圓仁和尚在他寫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詳細記錄了這次“法難”的情況。 根據武宗的旨意，這年秋七月裁併天下佛寺。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廢毀;下州寺院全部拆廢。長安和洛陽開始允許保留10寺，每寺僧10人。後來又規定各留兩寺，每寺留僧30人。京師左街留慈恩寺和薦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莊嚴寺。天下各地拆廢寺院和銅像、鐘磬，所得金、銀、銅一律交付鹽鐵使鑄錢，鐵則交付本州鑄爲農器，還俗僧侶各自放歸本籍充作國家的納稅戶。如是外國人，送還本處收管。武宗這次大規模的滅佛，天下一共拆除寺廟4600餘所，拆招提、蘭若4萬餘所，僧尼26萬餘人還俗成爲國家的兩稅戶，沒收寺院所擁有的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沒收奴婢爲兩稅戶15萬人，另外還強制大秦穆護、祆3000餘人還俗。武宗滅佛沉重打擊了寺院經濟，增加了政府的納稅人口，擴大了國家的經濟來源。在“廢佛”的過程中，對其它外來的四教：祅教、摩尼教、景教和回教，也都採取了相應的廢除手段。凡國中所有的大秦寺(景教)，摩尼寺，一併撤毀;斥逐回紇教徒，多半道死;京城女摩尼七十人，無從棲身，統統自盡;景僧，祅僧二千餘人，並放還俗。 武宗滅佛的原因可能有多種。主要原因是當時佛教的勢力非常強大，唐武宗在他的旨意中說，佛教寺院的規模比皇宮還要大，寺院不納稅，十分天下財，而佛有七八，對國家財務是一個重大損失。同時僧人過多亦會影響生產活動，造成田荒民飢等後果，影響國家穩定。另一可能是唐武宗本人更加信奉道教，因此打擊佛教。由於毀佛成功，從而擴大了唐朝政府的稅源，鞏固了中央集權。
以上在佛教史中稱“三武”之厄。110年以後，即公元955年，五代時期後周的周世宗又下詔廢天下無敕額之寺院，毀銅像，收鐘磬鈸鐸之類鑄錢。
合周世宗，稱“三武一宗”。
所謂“三武一宗”四次“法難”，原因很複雜，且各不相同。要把它們都歸結爲宗教排他性的體現，更是十分荒謬、無知而淺俗的無稽之談。三武之厄中，也可以說含有宗教之爭，但它們直接起因是皇權與宗教之爭，尤其是會昌法難，“十分天下財，而佛有七八”更是相當激烈而明確的。
在前兩“武”之法難中，確實與儒學有涉，但這種關涉主要表現爲政治，而不是宗教。北魏太武帝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鑑於當時漢人即將鮮卑族視爲“胡”或“戎”，而他欲一統天下，成爲統治以具有高度文化傳統爲主的漢族組成的整個中國的皇帝，所以要推崇儒學和道教來標榜自己。他稱佛教爲“胡神”、“胡經”，以明自己非“胡”。其滅佛詔令中說由於“鬼道熾盛”，致使“政教不行，禮義大壞”;“王法廢而不行”，而他自己“欲除僞定真，復羲農之治。”儼然是一個漢族之王道正統的形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推尊儒學，並沒有把儒學視爲宗教，反而認爲儒學必與鬼神和迷信相對立。太武帝於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的詔令中說：“愚民無識，信惑妖邪，私養師巫;挾藏讖記、陰陽、圖緯、方伎之書。又沙門之徒，假西戎虛誕，生致妖孳。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魏書·世祖紀》，同書《釋老志》載爲太平真君七年、即公元446年。)這裏，“方伎”乃神仙道教之源;而“讖記、陰陽、圖緯”不唯道教所有，也在兩漢以來的儒學中興風作浪。太武帝的滅佛不僅針對佛教，也把混進儒學的“妖邪”和其他蠱惑人心的“師巫”一併掃除，客觀上起到使儒學純正化的作用。
約四十年以後，歷史上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推行的漢化改革，是太武帝政策延續的必然結果。孝文帝時，對以儒學爲主要代表的中國文化和傳統瞭解更加深刻了，對“五經之義，覽之便講。”(《魏書》本紀)所以他非但不排斥佛教，而且“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同上)在理解深刻的基礎上，他掃蕩讖緯妖祥的措施更加徹底，使太武帝排佛的更深層意義也彰顯出來。孝文帝於太和九年(485)下詔說：“圖讖之興，起於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爲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祕緯及名爲《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又諸巫覡假稱鬼神，妄說吉凶，及委巷諸卜非墳典所載者，嚴加禁斷。”(《魏書·高祖紀》)由於種種原因，混雜在儒學中的污垢渣滓反而需要經過出身少數民族的英主來掃除滌盪，在這裏又以寄寓於偶然性的方式表現出歷史的嘲諷。
如果說讖記、陰陽、圖緯、妖邪、師巫、鬼神、吉凶等相加就是任繼愈、李申、何光滬等先生所說的“儒教”的話，那麼北魏太武不僅滅佛，也滅“儒教”。至孝文帝則不滅佛教，而專滅“儒教”了。
北周武帝的排佛與北魏太武的滅佛有相似之處。從歷史看，周武帝也表示自己不在五胡之列，故無心敬佛。爲了表現與漢文化的認同，他不但崇儒，本來也是偏袒道教的。但在建德三年(574)五月他所召集的佛道辯論會上，經道安、甄蠻、智炫等人的揭發，使周武帝認識到道教的教義虛妄和迷信方術，所以連道教一併罷黜。但他採取了比較溫和的態度，沒有殺人;對高僧量才任用，委以官職;鼓勵繼續探討佛、道的哲理，這些皆表明對漢文化和儒學認識的深刻。
唐武宗滅佛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十分天下財，而佛有七八”，在其次是道、佛之爭，是一次典型的皇權與宗教鬥爭，但與儒家無關。而五代周世宗滅佛則主要是經濟原因促成的。周世宗即位後，繼承後周建立者郭威的改革政策，在劫後餘灰、民生凋弊的情況下，欲一統天下，採取了均定賦稅，發展生產等措施增加財政收入。是時中國乏錢，他想到毀銅像鑄錢的方法。周世宗談到其滅佛的理由時說：“吾聞佛說以身爲妄，而以利人爲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所惜哉。”既然佛可以捨身救人急難，爲什麼不捨銅像救天下呢?這種說法雖然有些強詞奪理，但可以看出其主要原因在經濟，而不是其他。
所謂三武一宗之法難，背景非常複雜，情況也不一致。魏太武與周武帝滅佛僅限於北方，南方佛法依然大熾。周世宗時也未統一天下，勢力有所不及。但無論什麼情況，要把它們說成是作爲一種宗教的儒教的排他性的表現，純屬鑿空之論，無根遊談。
經歷這些大規模的滅法運動，中國佛教的兩大重要支派(南傳佛教、西傳佛教)受到嚴重打擊，大乘佛教十宗僅剩淨土宗和禪宗。禪宗佛教因其特殊的教規(自耕自食)，在這些運動中損失最小。此後迅速成爲中國佛教的重要宗派，與此後隨蒙古、滿清入主中原而來的藏傳佛教，隱然並駕齊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