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剃髮令”以及因它而起的幾次江南大屠殺事件，歷來都被很多人所聲討。那麼如果沒有“剃髮令”，清軍對江南地區的大屠殺，尤其是針對士紳階層的大屠殺，難道就不會發生了嗎?
答案是否定的，依舊還是會，爲何?因爲這和清廷的組織結構，以及遼東和江南兩大核心地區漢人的特質有關。
這又怎麼說呢?我們慢慢看來。
一、
當年的遼東地區，經過明初的大力開墾，早已經從蠻荒之地變成了可以大規模種植，實現自給自足的農業地區了。在此過程中，明代有大量的漢人遷徙到了遼東，與關外的女真人等少數民族混居。
但有一個問題，就是當時的糧食產量並非象如今這麼高產，這就註定了遼東地區的漢人不可能只依靠農業過活。於是當時的遼東地區就形成了這樣一個奇特的景象，那就是女真人不斷地學習漢人種地，漢人則學起了騎射狩獵以補貼家用。
面對這種胡漢混合的狀況，出身關內的明朝官員首先就對遼東漢人心存疑慮。比如遼東經略熊廷弼就指出遼東漢人“浸染胡俗，氣息相類”，寧可從關內的華北地區乃至南方的湖南、四川等地招募新兵，也絕不大量使用遼人。如果不是他們還有擅長騎射這個特長的話，熊廷弼怕是都能將軍中的遼東人全給裁撤了。
雖說熊廷弼有點“地域黑”的意思，但當時關外漢人和關內漢人不和早已不是祕密，遼東本地的軍人和關內派來的援軍配合極差，“友軍有難而不援救”的現象時常在遼東戰場上演。
而後金方面，歸降他們的漢人官兵則被積極接納，比如大淩河戰役後，投降的漢軍將士就大量被安排與滿洲女子結婚。再加上皇太極對包括漢軍在內的所有將士都毫不吝嗇，遠比剋扣成風的明軍要公正得多。這就造成了明末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同一將領，在投降清軍後，與他在明軍時的表現，往往判若兩人。
慢慢地，隨着時間的推移，後金和後來的清政權在遼東人的心裏要比明朝靠譜得多，也更得人心。同時，由於女真人不擅長管理，遼東地區的漢人就大量被徵召和明朝投降的官吏一起，爲後金政權管理遼東。比如後來赫赫有名的范文程就是其中典型。
這些人自認爲問心無愧，因爲在明朝他們就是個普通的讀書人，他們的一切都是滿人給的。
二、
看完遼東的問題，我們再來看明朝時期的江南問題。
明朝時期的江南，無疑是納稅大戶，但明政府對財政的管理卻十分不擅長。強大的中央集權迫使全國的財富都往北方流動，這無疑讓負擔着全國納稅額大半的江南人士十分不滿。
更爲雪上加霜的是，明朝萬歷年間還產生了一項東西，那便是“火耗”。其原本是指碎銀融化重鑄爲上繳的銀錠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損耗，後來泛指運輸過程中的一切損耗，包括徵收人員的開銷、米糧和款項的包裝運輸費用等等。
而“火耗”這玩意又是由地方政府規定的，同時明朝給官員的工資又非常低，以至於低級官員靠着薪水連一家老小都養活不了，而且給的休息時間還少，一個月才三天假。這種嚴苛的待遇變相地逼迫官員們聯合起來貪污，於是乎，借“火耗”名目進行的搜刮就成了明代地方，尤其是江南地區的另一負擔。
雖說地方貪腐問題一直都是明末有識之士的一個心頭病，但偏偏明朝文官基本上都是從科舉出身，使得自古擅長科舉的江南是士紳子弟在官員中佔據了極大的比例，一旦朝廷胡亂開刀，將會引起江南籍貫的官員集體罷工，整個國家機器怕是會立馬停止運轉。
三、
隨着清軍入關，拿下了包括江南在內的大片明朝故土之後，這個情況也困擾着清朝。
因爲隨着清朝入主中原，他們將不在是關外蠻夷，而是要成爲將要治理天下的王朝，以前那種劫掠的手段定然是不能再用了，於是乎，賦稅也就成了清朝繼續生存的頭等大事。而此時的北方早已被清軍、明朝的亂軍、各路的叛軍荼毒已久，很難再產生大量賦稅，所以江南地區的財富就成了他們的首要目標。
既然江南的財富如此重要，而江南籍貫的士紳又多在明朝擁有盤根錯節的利益，也正是因爲他們，才使得明朝收不上來稅收，那麼對清朝來說，就簡單多了：把你們都殺掉，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剃髮令全國都有，在關外早就已經實施了，唯獨在江南這麼有名，究其原因就是因爲大屠殺。清朝在大肆屠殺了這批腐敗且又極力維護明朝舊制的江南士紳官員，抄沒他們的家產用以填補軍費之後，系統內的遼東人便開始走馬上任去填補他們的空缺了。
對於早已進入清朝體系的遼東武人如佟氏家族來說，殺江南士紳根本沒有絲毫的心理負擔。對於范文程這樣的遼東文人來說，幾百年來江南人一直在官場壓着他們，這次總算是可以揚眉吐氣了。就算是李成棟這樣出身農民軍後被明朝招安，再投降清朝的將領來說，江南士紳一直高高在上騎在自己頭頂，殺他們同樣毫無負擔。
所以，對於清朝來說，抵抗“剃髮令”與否根本就是次要的。
一羣掌握着財富，又忠於前朝，偏偏還沒有足夠武力去保護財富與官位的人，不殺簡直沒有可能。而遼東漢人經過幾代人的融合早已經算是自己人了，至少要比南方人親近得多，官位正好可以留給他們和他們的後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