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期，黃巾起義爆發，隨之軍閥混戰，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東漢的政治制度開始發生變化，新的政治形勢尤其是軍事活動頻繁的現實影響，使得東漢的職官制度發生很大變化，三公九卿制開始向三省六部制轉變，地方的州郡制也相應發生變化。
公孫恭加車騎將軍一事，據《後漢書·百官志一》：“將軍，不常置。本注曰：掌征伐背叛。比公者四：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又有前、後、左、右將軍。”可見漢時車騎將軍地位是很高的，魏初情況應與東漢接近。因此公孫恭爲遼東太守便加一重號將軍，顯然有其特殊原因，據《三國志》卷八《公孫度傳》：“十二年，太祖徵三郡烏丸，屠柳城。袁尚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語在武紀。封康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衆立恭爲遼東太守。文帝踐阼，遣使即拜恭爲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追贈康大司馬。”
公孫恭加車騎將軍，除了因爲其兄公孫康在曹操北伐烏桓時，曾斬袁尚立功外，更重要的是魏文帝曹丕要籠絡遼東勢力，因爲此時遼東雖臣屬於魏，但並不屬於曹魏的嫡系，而且又處於東北邊疆，曹魏統治一時鞭長不及馬腹，難以進行實際的統治，這樣對在當地極有勢力的公孫家族就非籠絡不可，如此看來，對公孫恭加“車騎將軍”，就完全是出於政治的需要。
與公孫恭相比，劉璋加軍號實際也是緣於政治原因。據《三國志》卷三一《劉璋傳》，建安年間“璋聞曹公徵荊州，已定漢中，遣河內陰溥致敬於曹公。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其時劉璋已承襲其父劉焉益州牧的職位，專制一方，在曹操征討荊州時主動向曹操“致敬”，其主要意圖是向曹操示好，意在打消曹操進略益州的企圖，從當時的情況看，曹操意在進攻荊州的劉表，暫時並無進攻益州的要求，於是就趁劉璋“致敬”之機，給劉璋、劉瑁兄弟加將軍號。以示對他的褒獎和對他益州牧地位的認可。後來曹操攻下荊州，情況發生了變化，劉璋與曹操也就不再繼續交往。
另外，相同的例子還有臧霸，據《三國志》卷一八《魏書·臧霸傳》，臧霸爲琅邪相時，也多次參與軍事行動，後又“東州擾攘，霸等執義徵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爲都亭侯，加威虜將軍”。總之，正是由於州郡多參與軍事活動，故而多數地方長官如刺史、太守等均獲得了軍號，在加軍號還未氾濫的初始階段，這種加官還是有實際意義的，其目的即在於褒獎軍功、鼓舞士氣，以爭取軍事勝利。而就以上表格反映出來的情況來看，加將軍號大致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因軍功而加將軍號，如陳登、賈逵、臧霸、文聘、郭淮、徐邈、王基等;另一種是除爲地方長官時便加軍號的，如呂虔、杜恕、陳泰、孫禮、田豫、胡質、諸葛誕、王昶等。這兩類情況的共同之處，是本官皆爲地方長官加軍號，這是東漢後期與三國時期軍事鬥爭頻繁在職官制度上的反映。
曹魏加位特進略析 ：關於加位特進的情況，《晉書》卷二四《職官志》：“特進，漢官也。二漢及魏晉以加官從本官車服。無吏卒。太僕羊琇遜位，拜特進，加散騎常侍，無餘官，故給吏卒車服。其餘加特進者，唯食其祿賜，位其班位而已，不別給特進吏卒車服，後定令。”可見特進是加官，而無本職，這一點和散官相似，然而加特進者地位一般較高或特殊，如表中曹騰、郭表、毛嘉、張郃四人加位特進就說明了這種情況。其中張郃爲曹魏大將，一直深受重用，在後期一直是與曹真、司馬懿合作抵抗蜀吳的重要將領，其加位特進，除了因爲他在祁口之戰大敗蜀軍外，更重要的是爲激勵他在未來之戰中的勇氣。
據史《三國志》卷一七《張郃傳》：“明帝即位，遣南屯荊州，與司馬宣王擊孫權別將劉阿等，追至祁口，交戰，破之。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進，遣督諸軍，拒亮將馬謖於街亭。”可見，加位特進正是對他的特別待遇和獎勵，以期他能不遺餘力的進行戰鬥。至於曹騰，據《三國志》卷一《武帝紀》注引司馬彪《續漢書》：東漢末年，“桓帝即位，以騰先帝舊臣，忠孝彰着，封費亭侯，加位特進”。而郭表、毛嘉是外戚，因太后緣故而“位特進”的。由此四人的情況可見，在東漢與曹魏時期特進不是一般官員可以得到的加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