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不知善行美德爲何物的、狹邪刁鑽的惡棍，卑劣的利己主義者。他得了一種病：損人利己偏執狂，對行惡有一種不知疲倦的陶醉。
真正貪婪慳吝的是他，不是他兄弟。且莫說，他對乃弟的諸多刻毒，對弟媳的豪奪，就連他送兒子迎親時，都不肯出公平價僱吹打的，弄得只有“兩個吹打手趕來，一個吹簫，一個打鼓，在廳上滴滴打打的，總不成個腔調。兩邊聽的人笑個不住。”常規是高興使人慷慨，他在喜慶的日子猶自小氣到斯文掃地的地步，平素就更可想而知。他的慳吝對外不對裏，他決不讓自己吃虧。在他弟弟眼裏，他是自家吃窮了自己。到了寸土也無時，還要上頓五斤肉，“白煮的稀爛”，“下頓又在門口賒魚”。儘管他專靠撒謊、撞騙度日，但他活得痛快，因爲他是個“惡人”。
他的惡，是有些力度的。他所秉有的惡行邪力、放刁的技巧，足以使鄉民畏懼、族人恐懼。但他頭上還有“法”，我們從小說中看到的他唯一的業績就是成功地敲詐了船家，白坐了一趟船。法律也如蜘蛛網，大蠅子能飛過去，像他這樣的小蠅子更多的是要在網上嗡嗡碰撞。作者也寫出了他吞併二房家財失敗的原因是偶然的，假若知縣不是妾生，知府正好沒妾，他也就得手了。
他理所當然的有僞態。但僞裝得十分坦率，因爲他粗暴。他需要什麼，就毫不遲疑地用所需之物來裝潢自己。“公而忘私、國而忘家”的堂皇之詞卻恰是他掩飾對亡弟冷若冰霜的託詞。他標榜自己的清廉，爲了在張、範舉人面前顯示自己的鄉紳風度。他隨時、隨意標榜自己與他知道的、需要巴結的官僚都“相與”。最無恥的是“借”勢力，“借了一副‘巢縣正堂’的金字牌，一副‘肅靜’、‘迴避’的白粉牌，四根門槍”，去抖威風，“嚇得船家十分畏懼”。果然有成效，這威風和畏懼再加上那老到的訛詐藝術，使他免費坐船，還白罵了一頓人。他是“口借聖言而躬惡行” 的典範。他不是上了什麼學說的當，而是他敗壞了儒學的名聲。他腦子中什麼都沒有，只有作惡的情慾和赤裸的利益。在他看來，正是這兩樣東西牽引着社會，別的都是虛文。他沒有這樣說過，卻是這樣做的。需要充善人時，他像老牌戲子一樣知道自己在“做戲”。他像慣匪一樣知道自己在撞騙。要說混帳，那也是他的“生活原則”混帳，他本人是既不幼稚，也不糊塗的。
他有一種卓識，不放過任何機會。對比他身份低的人，他是一副滿不在乎的冷態，睥睨一切的傲慢的尊神。宗法制是他的武器，要想制約他時，對不起，等於零。“祖塋葬不得，要另尋地”，這句惡毒的橫話是把刀，把他身上的人性和同情心齊根割斷了。“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的聖訓，在這裏出現了響噹噹的例外。而且要埋的是他的親兄弟，兄弟受了他一輩子氣，臨死前還敬奉了他白銀二百兩，新緞衣兩套。到了這種程度的惡行，便不再受任何約束，也不再留什麼餘地。他像一頭野牛一樣，在別人的情感和幸與不幸的天地橫衝直闖，當者披靡。
如果說高老頭對女兒的感情、葛朗臺對金錢的態度是種畸形的情慾的話，那作惡行欺也是嚴貢生生命中的原發情慾。這份情慾在作者的“不溢惡”的婉諷中獲得一種詩意。藝術就是一道鐵柵，將惡狼圈進去，它消除了恐怖，而保存了興趣。嚴貢生已不再是一個人，而是一股邪氣，一種瘟疫。
這瘟疫是有土壤、有氛圍的。他強佔了老二的正房，二王卻與他“之乎者也了一頓”，就作別去出席“作文會”去了。族親家規對這頭野牛失去效力。孔孟之書、周公之禮，當他不需要時，對他也就不存在了，也就不是什麼至聖賢師的經典、天地之大法了。這種瘟疫的存在和橫行說明那個世界出了問題。他還嫌不能如魚得水，還氣勢洶洶地“要正名分”!因爲他是老大，“正名分”可以成爲他興訟的理由、勝訟的依據，於是，他就搬用聖人“正名”法則。在他來說，需要就是真理，殘忍就是公道。
他心如鐵石，沒有悔悟，更沒有悔恨。他利用一切，又蹂躪一切，正像他弟弟是自虐病患者一樣，他是個虐他狂。他出場的時候幾乎都是坑害人的時侯，直至在怨憤之中退出舞臺，他給自己戴上了惡棍的桂冠。
作者雕塑這隻獸像時，沒有誇張。因爲用不着誇張，他本身的惡行已有了足夠的份量。他給自己的外表鍍金又同時給金色撒尿，這種行爲本身構成了內在的矛盾，從而把自己送上諷刺的靶垛。作品全用“隱身敘述”、如實描寫，讓他自己走出來，舉手投足，進行表演，把自己釘在恥辱柱上。作者又巧妙自然地讓“敘述代理人”插入旁白，點破其僞裝。小廝在他吹噓自己“不佔人寸絲半粟的便宜”時出現;王小二與黃夢統控告他圈佔人家之豬、敲詐作虛契之利，又讓他自己供認“兩件事都是實的”; 他吹噓湯知縣獨與他相契，可湯知縣給他的判詞是“忝列衣冠” “其實可惡”! 麒麟皮下露出了馬腿，還有什麼比這更有戲劇性、更有諷刺力量?而且用的是簡略的手法，汰除了平庸作家可能要渲染的過程。簡潔產生含蓄，含蓄能增強真實感，也增添令人回味的魅力。舉個微不足道的細節。嚴貢生坐船前立契到高要縣付船錢，但到他“發病鬧船家”，船家眼睜睜看着他揚長而去時，一直沒有提船錢的事，要的是喜錢、酒錢，讓讀者想想才明白了，他賴掉的是十二兩船資。幾個大子兒都可打發過去的酒錢、喜錢在這裏是次要的。這種故意隱去與前面說的旁白揭露當場出彩，相得益彰，繪出一副含蓄的機智的漫畫。
作者對這惡棍的憎惡、譴責不是溢於言表，不是幼稚地直接出面唾罵，那反而減免了譴責的力度。他既不誇張，也不人爲地塗黑，只是陳述了一段事實。情緒高潮出現在讀者胸中，讓讀者在閱讀中自己完成對這類瘟疫的詛咒。作者有時不免多用上幾句惡謔和調侃，寫他發病時用了極粗俗的詞彙，“將肚子揉着，放了兩個大屁，登時好了”。這如同鶯脰湖大會添上一個“楊執中的蠢兒楊老六”、“共合九人之數”一樣，楊老六是一個示意性的指示符號，揭明瞭那八位名士的不倫不類。這裏，“兩個大屁”這樣粗俗的用語，不僅是一個語符，而且是形象的召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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