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能用黃老之術治國嗎?小編爲大家帶來相關內容，感興趣的小夥伴快來看看吧。
用什麼思想治國不能生搬硬套，要視歷史環境而定。假如秦始皇以黃老之術治國，很顯然就是東施效顰，貽笑大方。文景二朝以黃老治國有其可行的歷史條件，秦朝統一後卻不具備這種條件。
黃老治國的核心思想及條件
黃老思想是道家思想的一個分支，其核心思想就是“清靜無爲”、“與民休息”。落實到具體治國之策上，主要體現在“省苛事，薄賦斂，毋奪民時”，強調“恭儉樸素”，“貴柔守雌”，“刑德相輔”。
用大白話解釋就是，不要折騰老百姓，讓百姓按照天時作息，不搞政治運動，不搞行政干預，少收稅，多行德政，提倡艱苦樸素，政府要低調，減少存在感。
這種思想抓住了社會運行的基本規律，認爲不需要行政干預，規律會自然產生調節功能。比如，土地荒了，有人會去種，人口少了，老百姓自己願意生。前提條件就是政府不能今天一個政策，明天一個法令，搞得人無所適從。也不能憑空給老百姓頭上放一堆婆婆，搞得人老百姓今天犯錯，明天犯罪的。
可見，黃老治國其實就是道家思想的繼承，按照大自然的“天道”生活，按照自然規律實現“無爲而治”。
如果在任何條件下，這種理念都有效的話，那國家治理豈不是真的可以“垂拱而治”了嘛，可惜的是，黃老治國也是有條件的，不是萬能鑰匙。
比如，黃老治國在“小國寡民”時代比較容易實現，在一個龐大的社會結構下就很難，尤其像我們今天的環境，人口基數龐大，社會關係結構複雜，沒有嚴密的規則體系，必然是天下大亂。
再比如，黃老治國對一個恢復期的社會作用比較明顯，對一個高度發達的社會，它就顯得無能無力。
再比如，黃老治國對一個封閉的環境有效，但對一個大開放的環境，需要進行價值觀整合的時代，它就顯示出短板。
總之，黃老治國的有效性，取決於環境的約束條件，不能生搬硬套。
漢初黃老治國成功的原因
西漢自立國之初，到漢武帝之前，一直推崇黃老治國，文景之治的成果，與漢初六十年的政策不無關係。
西漢立國之初，社會剛剛經歷了一次大的政治動盪，全國人口下降了一大半，土地荒蕪，民生凋敝。那時候，皇帝的馬車都湊不齊四匹一樣毛色的馬，甚至只能做牛車。這種條件，我們就不難理解，爲何面對匈奴人的挑釁，漢帝國一忍再忍，沒實力跟人家打吶!
在總結秦朝滅亡的原因，探討本朝治國之路時，陸賈就提出：“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奸逾熾。”最好的辦法就是“無爲而治”。
舉個簡單的例子，比如開發荒蕪田地，只需要告訴老百姓，你去種吧，三年內不會收稅，甚至都不用你說，自然會有人去種。農業社會，只要土地能長莊稼，發展不成問題。但反過來說，政府對老百姓說：這土地原來是有主的，你不能隨便動，爲了避免糾紛，你要等官府出臺相關土地政策，再進行土地丈量，再靜等配套政策。這一干預，黃花菜都涼了。
官府不干預，飢餓的老百姓不會傻到放着荒地不去種，你一干預反而人家不敢種了!這就是陸賈所言，事情搞得越複雜，天下越亂，法律搞得越完善，作奸犯科的事越多。
漢初的環境起點很低，人口稀少，土地廣袤;同時秦朝的利益集團被滌盪一空，不需要制定利益分配規則;人民思想淳樸，目標單純;國家機器力量有限，不適合“精細化管理”。這些客觀情形，都是黃老治國的先決條件。
秦朝統一後的環境適合黃老嗎
秦王朝統一天下，是絕對不能採用黃老治國的，原因有如下幾點：
其一、複雜的社會矛盾，不是黃老思想能夠解決得了的
秦朝統一天下後，最大的社會矛盾在於秦國與六國之間的矛盾。
首先政治上六國貴族，對失國並不甘心，企圖復國的鬥爭一直沒有停止。比如張良，一介文官，還不是王室子弟，就搞了個博浪沙暗殺事件。再比如項氏家族，一直蠢蠢欲動，爲復楚做準備。這些政治矛盾，黃老思想能解決嗎?秦始皇想無爲，人家六國之人可不會無爲。
再者，秦國的法制模式，與六國不一樣，如果無爲而治，秦法與六國之法當作如何選擇，百姓如何適從?國家的公平公正何在?
面對這些激烈的矛盾衝突，必須“有爲”，無爲就坐視矛盾激化。
其二、秦朝強大的根基是法家思想，與黃老思想不兼容
秦國之所以能夠強大到可以兼併六國，原因就在於商鞅變法的成果，而秦法與黃老思想是完全對立的兩條路。
如果執行黃老思想，就意味着要對原有的秦法徹底推翻。推翻自己的法律，就等於革自己的命，強大的秦國憑什麼對自己動刀?生存的優勢都不存在了，秦何以自立?
其三、從秦國到秦朝，國家的起點太高，黃老思想不適合
前面講過，黃老思想更適合起點比較低的環境，秦朝不是這樣，統一六國之時，正是秦王朝最強盛的時候，這種環境下，也是社會矛盾比較突出，文化思想最爲活躍，經濟活動最爲頻繁的時候。
毫無疑問，這種條件下，需要的是強化政府的領導力，必須通過政府幹預，化解秦與六國之間的矛盾，協調經濟生活中的不暢環節，引導文化差異的融合，絕不能無爲。
黃老思想的某些精髓可以借鑑，而不是“全盤黃老”
一種思想之所以有生命力，不在於它是一把萬能鑰匙，而是它可以在很多環境下，所表現出來的借鑑意義。
黃老治國思想雖不適合秦朝，但不代表它的某些理念不值得借鑑，比如黃老思想的刑德兼用思想。
不可否認，秦法有秦法的優勢，但是過於嚴苛的法令，隨着歷史環境的變遷，必然會出現不適應的情況，實時變更纔是與時俱進。
天下統一後，六國的基礎相對薄弱，秦王朝完全可以借鑑德治思想，在不改變法制思想的前提條件，適當調整法律的尺度，德刑並用，對化解社會矛盾無疑可以起到緩釋的作用。
秦朝的覆滅是典型的“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他們過於迷信秦法，強調法律對國家治理的工具屬性，忽視了社會關係中，德治的潤滑劑作用，將整個社會當做一臺冰冷僵硬的機器。無疑，這種過於剛性的治國手段，對社會矛盾的化解不但起不到作用，反而有助長之嫌。
總之，我們不能光看到漢初以黃老治國的成果，就把黃老思想當做一把萬能鑰匙，也不能因爲秦朝的敗亡，就把法家貶的一無是處。任何一種治國理念，都要相時而動，秦朝統一天下後，其實是不具備黃老治國條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