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五八一年，楊堅取代北周，建立了隋帝國。然而新生的隋王朝並不穩固，危機四起，最嚴重的威脅首先來自北方，北朝末年，突厥強大起來，勢力遠達中亞，他鉢可汗時，“控弦數十萬，中國憚之。”，而隋文帝綜合各方意見，堅定不移的採取積極防禦的方針，採取了三管齊下的對策。首先，停止了對突厥的歲貢，給突厥以沉重的經濟打擊。其次，強化防禦體系，開皇元年(五八一年)四月，開始徵發民工修隋長城，東至黃河，南至勃出嶺，綿恆七百里。複次，利用當時突厥內部的汗位之爭，實施離間策反工作。迅速做好防禦準備，贏得了極其寶貴的時間。
可是，對於隋帝國，威脅遠不止如此。南方的陳朝趁隋朝新立，揮軍北伐，從陳軍的動向可知，其目的主要在於加強都城建康一帶的防線，奪取長江中下游北岸的戰略要地，向北收復江淮間的失地。南線告急。
可惡的是西部的吐谷渾也來趁火打劫。起兵攻打弘州，隋文帝覺得弘州地廣人稀，難以堅守，便廢州退讓，然而，吐谷渾得寸進尺，再攻涼州(今甘肅省武威市)。西線也在告急。
局勢如此嚴重，東北還有北齊餘黨高寶寧集團，他們的後臺老闆就是與我們中國人並列帝國二十八強豪的高麗(那時還叫高句麗)。隋王朝正處於敵人的四面圍攻之中。
東北有高寶寧，漠北有突厥，西面是吐谷渾，南邊有陳朝。他們都已出兵，四面進犯，所幸的是他們還只是爲了各自的利益而各自爲戰，沒有結盟。隋軍必須利用寶貴的瞬間，打破包圍的態勢，戰機稍縱即逝。隋文帝卻從容不迫，胸有成竹。他冷靜的判斷形勢：陳朝內部矛盾重重，且水軍步戰，不是隋軍的對手;吐谷渾軍制落後，缺乏統一指揮，難以形成強大攻勢;突厥最強大，雙方惡戰勢不可免，容不得絲毫幻想。集中優勢兵力，先弱後強的戰略是唯一的出路，而首先被打擊的目標是南陳和吐谷渾。
五八三年三月，文帝命賀若弼，韓擒虎爲大將，總督南線軍務，九月隋軍集中優勢兵力，發起凌厲攻勢，水陸並進，大破陳軍於壽陽，吳州，又在甑山鎮擊破了陳將陸綸趕來增援的水師，到年底，反擊戰取得了預期的戰果，江北失地全線收復。隋軍在長江北線一線展開，大有乘勝渡江的態勢。陳軍被打得膽戰心驚，退縮江南，陳宣帝本想有所作爲，收復淮南，結果是喪師辱國，又羞又憤，急火攻心下竟一病不起，撒手歸西了，接着是我們“大名鼎鼎”的陳後主出場了，他倒識相，馬上獻上降書順表，割地求和。當時，隋軍的大部份將領紛紛請命南下。但隋文帝力排衆議，下令班師。因爲從戰略上考慮，突厥大敵當前，不宜將主力深入南方。
差不多在南線對陳軍作戰的同時，西北方也發起了強勁的反擊。八月文帝命元諧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郭竣和元浩等步騎數萬反擊吐谷渾。元諧受命後，率部從鄯州(今青海省樂都縣)發起攻擊，吐谷渾也傾巢出動，從曼頭(今青海省共和縣西南)至樹敦(今青海省共和縣東南)甲騎滾滾而來，其定城王鍾利房率騎兵三千，聯合南部的党項兵，渡河東進，迎擊隋軍。元諧採取包抄戰術，直插青海，斷敵後路。在豐利山(今青海省青海湖東)隋軍與吐谷渾兩萬鐵騎相遇，激戰後將其擊退，乘勝進逼青海湖，直取其大本營。吐谷渾遣其太子可博汗率勁騎五萬反撲，雙方再次鏖戰，殺聲震天，煙塵蔽日。由各部聯合的吐谷渾軍擋不住統一指揮的隋軍的猛烈衝擊，敗下陣去，一路潰逃，隋軍追擊三十餘里，俘斬萬計，打得吐谷渾舉國震驚。
經過兩場有限度的反擊戰，隋朝趕在突厥大規模進攻之前。解除了來自東南和西北方向的威脅，阻止了周邊民族結成反隋同盟的可能，扭轉了四面受敵的不利處境，得以專心對付突厥的大舉進攻。
開皇二年(五八二年)春，突厥遭受天災，民不聊生，沙鉢略可汗孤注一擲，鋌而走險，五月，他調集五可汗發兵四十萬入長城，揭開了根本改變雙方乃至東亞世界間關係的大搏鬥的序幕。
突厥的這次進攻，聲勢浩大，來勢兇猛。五月十六日，東北的高寶寧集團也配合突厥，向平州(今河北省盧龍縣東)發起進攻，在整個戰線，隋軍的防線被多處突破，屯守乙弗泊(今青海省樂都縣西)的行軍總管馮昱遭到突厥數萬騎兵圍攻，力戰數日，寡不敵衆，壯烈殉國。東部戰線，突厥與高寶寧的聯軍突破隋軍防線，進攻幽州，李崇出戰，不利。十月，西北長城沿線重要州縣一個個的陷落，突厥攻破木峽，石門兩關，分兵南下，越過六盤山，挺進謂水，徑水之濱，嚴重威脅長安，十二月十五日，文帝再派內史監虞慶則爲元帥，馳往弘化(今甘肅省慶陽縣)拒敵。虞慶則命行軍總管達溪長儒率騎兵二千出擊，纔出弘化沒多久，就遭遇突厥大軍，陷入重圍，隋軍大懼，達溪長儒神色慨然，激勵將士死戰求存。他把全軍凝結成陣，且戰且退，經受了突厥騎兵排山倒海般的衝擊，晝夜凡十四戰，軍兵散而復聚，整整堅持了三天三夜，打得刀卷槍折，沒武器可用，士兵便揮拳相博，手皆見骨，達溪長儒身先士卒，五處受傷，前後貫穿兩處，可這條硬漢猶如鐵塔般挺立不倒，山河爲之變色，全軍以死相拚，殺敵萬餘，退回郡城，僅存百人。突厥軍兵本來爲了擄掠財物而南侵，完全沒料到遭到如此猛烈的抵抗。大軍失了銳氣，他們焚燒了同伴的屍體，解圍而去。退出塞外。
突厥被打退了，人們揚眉吐氣，熱淚奔涌。在這舉國歡慶之際，文帝顯得格外冷靜，他心裏明白，突厥並沒有被重創，他們馬上會捲土重來的。
不出文帝所料，開皇三年(五八三年)開春不久，突厥又蠢蠢欲動，二月，北部發生局部戰鬥，四月，突厥又大軍壓境。經過去年的大戰，隋軍經受住了考驗，培育起了戰勝突厥的信心，而突厥的內部矛盾表面化，只要再挫其氣焰，就會造成其內部分裂，文帝下定決心，決定主動出擊，給沙鉢略以決定性打擊，實現敵我戰略攻守之勢的轉變。
四月，文帝下詔，歷數突厥的罪行，宣佈大舉討伐突厥。隋軍分別由衛王爽，河間王弘，上國柱竇榮定，左僕射高穎和內史監虞慶則任行軍元帥，以衛王爽居中節度諸軍，分八道出塞，向突厥發起猛烈攻擊。
中路軍首先與突厥爆發激戰，四月十一日，衛王爽率總管李充等四將出朔州道行軍途中，與沙鉢略所率的突厥大軍相遇於白道(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無數騎兵在大草原上衝殺馳騁，想像一下：數以萬計的中國重裝騎兵和土耳其馬弓殺個天昏地暗，這是何等的壯觀啊!李充率精銳鐵騎五千從側面突擊突厥，突厥措手不及，大亂。隋軍趁此良機，全軍奮力向前，突厥不能抵檔，一敗塗地。沙鉢略身受重傷，丟盔卸甲潛入草地，好不容易撿回性命。這一戰，隋軍還奪了大量的牛羊馬匹，造成突厥乏糧，全軍只能磨獸骨充飢，好不悽慘。
西北方向的戰果，同樣具有決定性意義。
河間王弘率軍數萬出靈州道，與突厥相遇，大破之，斬首數千。
竇榮定率九總管，步騎三萬出涼州，在高越原與突厥阿波可汗相遇，兩軍對峙於戈壁灘上，隋軍帶的水很快喝光了，士兵只好刺馬飲血，死者相繼，竇榮定眼看拖下去將不戰自斃，仰天長嘆。不料天上竟下起及時雨來，全軍士氣大振，大將史萬歲出陣與突厥的勇士單挑，轉眼就取了對方的首級，突厥大驚，全軍大亂，隋軍趁勢掩殺，突厥大敗。這時，隋朝派長孫晏進行離間和策反工作，利用阿波和沙鉢略的不和，使阿波向隋請和，在六月，阿波可汗率軍北還。在白道吃了大敗仗的沙鉢略可汗逃回塞北，滿心悲憤，又聽說阿波可汗暗通隋朝，不禁怒從中來，帶領沿途收聚的敗兵奔襲阿波的牙帳，殺了阿波可汗的母親，燒了他的營盤。從此，阿波與沙鉢略反目成仇，突厥也分裂爲東，西兩大對立集團，兵連禍結。
以開皇三年七月爲分水嶺，隋朝取得了戰勝突厥的輝煌勝利，完全扭轉了四面受敵的被動局面，徹底改變了東亞世界的格局。從建國至今，才經過兩年多，隋朝就打敗了頭號強敵突厥。這在中國史上也近乎奇蹟。這一勝利的取得，首先是隋朝有一個堅強的領導和堅定務實的政策。第二是利用四面敵人不統一的機會，集中兵力予以各個擊破，表現出高超冷靜的軍事指揮藝術。第三利用敵人的內部的矛盾，分化瓦解。第四是隋軍擁有一支強大的騎兵部隊。而最基本的一條，是上下同心，三軍用命，顯示出隋王朝的蓬勃朝氣。乘着這股氣勢，文帝胸中正在勾畫一幅世界性帝國的藍圖。
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歷經多少風風雨雨，還屹立在世界的東方，保有我們祖先留給我們的壯闊山河，但當前的世界形勢絕對不容樂觀，東有軍國主義復辟的虎狼之國，南有天天拿着核導彈在我們頭上比劃的手下敗將，老毛子又是反覆無常，未可輕信，自己的小兄弟又被人挑撥，不認大哥，吵着分家。我們不要戰爭，但誰要敢動我們一寸土地，我們就和他拚到底。
翦伯贊先生說：“當漢高祖削平天下，統一中原，得意洋洋，擊築高歌之時四周的諸種族已經把中原文化區域包圍地水泄不通了。以後歷惠帝，呂后下迄文，景之世，這種四面八方而來的蠻族包圍，並且一天天的擴大。在這些蠻族中，最成爲中原種族威脅的是北方的匈奴，因爲他們具有強大的武裝，且又接近中原種族政權的中心。
現在，我們就來講講漢武帝北擊匈奴的功過是非，在國人看來，這段歷史是非常痛快過隱的，其實，課本上紀錄的只是中國的輝煌勝利，而對我們遭到的挫折和損失卻提及不多，我本着客觀，公正的歷史觀，爲大家展現這幅驚心動魄，氣壯山河的歷史畫卷。閒話少說，切入正題。
《史記·匈奴列傳》載，匈奴族爲夏后氏後裔，始祖叫淳維，殷時稱葷粥，秦時稱匈奴。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匈奴的單于頭曼統一了匈奴各部，楚漢戰爭時，頭曼之子冒頓殺父自立，又東滅東胡，西逐大月氏，掠奪了大量的土地、財富和幾十萬人口，形成了一個東接朝鮮，北至西伯利亞，西達西域，“南與中國爲敵國”的強大奴隸制國家。
公元前一七四年，冒頓定樓蘭(今新疆若姜縣)、烏孫等二十六國，匈奴形成了從北方、東北、西北對漢朝的戰略包圍態勢。匈奴從此不斷掠奪漢朝的金錢、財物、人口，進一步威脅漢朝。漢高帝七年(公元前二○○年)，高帝率大軍三十二萬被冒頓單于的四十萬精兵圍困於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東北)白登??白登之圍”，在匈奴強大的騎兵兵團的壓力下，漢朝屈辱求和，通過和親，每年贈送單于大量錢財、生活用品供其享受，以換取邊境的暫時安寧。但和親只是一紙空文，匈奴並不遵守，仍不斷入塞騷擾、掠奪，在這種情況下，漢朝反擊匈奴的戰爭隨時可能爆發。
從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一四○年)至元光二年(公元前一三三年)六月的馬邑之謀爲武帝即位後漢匈關係的第一階段。
元光二年(前一三三年)六月，武帝採納王恢誘殲匈奴的計謀，令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國將軍，總領諸將，率騎、步兵三十餘萬，埋伏於馬邑(今山西朔縣)旁的山谷中。同時，讓馬邑的豪強聶翁壹誘單于入塞，聶逃亡至匈奴告匈奴單于“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信以爲真，率十萬騎入雁門武州塞，單于到距馬邑百餘里的地方進行擄掠時，只見牛羊佈於野而不見人，單于奇怪，攻小亭，捕獲了雁門的尉史，這個貪生怕死的尉史把漢軍的計謀告訴了單于，單于大驚，急引兵出塞退走，漢軍追至塞而還，一無所獲，一粒棋子毀了一盤棋，歷史往往就是如此。結果，迫於各方的壓力，獻計的王恢引咎自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