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19日晚，夜空幾乎連月光都看不到，兩架由中國人駕駛的轟炸機悄然起飛，突破各種防線，飛向目的地日本。20日凌晨飛機抵達長崎上空，首次“空襲”日本本土，不過這次空襲投下竟不是炸彈，而是比炸彈威力還大的“紙片”。
另一種絕地反擊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本全面推行侵華戰爭，全國抗戰爆發。11月，上海失守。12月，南京陷落，抗戰形勢十分嚴峻。
當時中日空軍力量對比相當懸殊，日本擁有作戰飛機2200架，而中國僅有作戰飛機296架，有的還不能真正作戰。
日本有完備的航空工業體系，不僅能研製和生產比較先進的作戰飛機，而且能及時補充戰損飛機。可是，中國航空工業僅爲初創，沒有飛機設計製造能力，僅有的航空工廠只能修理飛機，所有的飛機都是從外國購買。
主要作戰飛機購自美國、德國、蘇聯、意大利等國，機種型號老舊，性能較差，缺少備件，實際上有許多飛機已不能飛。更爲嚴重的是，在空戰中損耗的飛機，難以得到補充，從而使空軍的作戰能力難以恢復。
隨着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的失利，中國空軍戰機其實已損失了大半。儘管中國空軍與強勢的日軍殊死空戰，也取得了一些戰術上的勝利，但無力扭轉戰局。此後，殘損和不能參加戰鬥的飛機被迫調離第一線轉移到了大後方，中方逐漸喪失了制空權。
此時，國民黨內部開始有人認爲抗戰已無勝利的希望，甚至主張放棄抵抗向日本投降。爲了挽回頹勢，蔣介石認爲需要有一次影響力大的軍事行動，來鼓舞民衆與軍隊的抗日士氣，同時也向國際社會表明態度：中國仍然在頑強抵抗。
實際上，早在1937年初，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本部制定的《國防作戰計劃》中，就明確提出了轟炸日本本土，爭奪制空權的計劃。
抗戰初期接連的軍事失利，又使蔣介石想起了這個計劃。儘管此時的中國空軍已經是舉步維艱，但是國民政府當局還是擬定了一個空襲日本的計劃，決定實施宣傳示威性的人道主義空襲，去散發傳單。
用傳單和小冊子來代替炸彈，沿途飛撒，以喚起日本民衆反戰的覺悟，打破日本人認爲日本本土不容侵入的自大狂妄。同時也顯示出中國全民抗戰的決心。
1938年3月，中國空軍重新制訂了《空軍對敵國內地襲擊計劃》，準備以寧波、諸暨兩機場爲出發地，目標是日本九州的長崎、佐世保軍港和八幡等城市，空襲時間定爲1938年5月中旬。
爲什麼選擇這些目標？主要還是受飛機的航程所限，這幾個目標相對較近，而且地位重要。佐世保軍港是當時日本海軍的重要基地，八幡是日本的重要鋼鐵基地。對這兩個地方進行“空襲”，其震懾和影響力是可想而知的。
蔣介石專機駕駛員主動請纓
這是一個充滿風險的空襲計劃。因爲飛機不但要穿越日軍嚴密戒備的防空區，還要進行長途跨海飛行，而且由於沒有制空權，隨時可能遭到日軍飛機的攔截，再加上沒有飛行海域和日本的相關氣象資料，給執行這一計劃帶來很大風險和困難。
當時中國能執行遠征空襲任務的機型馬丁139WC轟炸機僅有幾架，但相關資料及飛機都掌控在美國飛行員手裏，爲此蔣介石的外籍顧問端納建議派美籍駕駛員李爾德擔當遠征“空襲”的駕機任務。
當時蔣介石對中國飛行員的能力心裏沒底，再加上飛機本就掌握在美國人手中，所以只好請美國人幫忙，準備讓李爾德去幫助執行這一遠征空襲任務。沒想到的是，這個李爾德獅子大開口，提出要10萬美元。
這個舉動一下子把蔣介石激怒了。蔣介石下決心一定要讓中國人自己去實施這一計劃。這時有一個人站了出來，他就是徐煥升。
1938年5月，各界向徐煥升（右三）等人獻旗致敬
徐煥升自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6期畢業後，被選入中央航空學校，是第一期受訓生，後前往德國航空學校、意大利空軍專科學校深造6年，學成回國後任航空教官、蔣介石專機駕駛員。他表示自己有能力執行遠征的任務。徐煥升的意願通過宋美齡傳到了蔣介石那裏。
蔣介石及國民黨內部對這個計劃相當慎重。當時中國的財力有限，一架轟炸機造價不菲。這且不說，萬一此次行動失敗，損失的不僅僅是幾架飛機，其政治和軍事影響則更大。經權衡再三，蔣介石最終同意由徐煥升負責執行任務。
巧“借”飛機
執行計劃的人員總算定了下來，可是飛機呢？正當中方爲沒有遠程轟炸機一籌莫展的時候，美、英、法、荷等國的多名志願飛行員來到中國參戰，並以他們爲核心，於1937月10月，在漢口組成了外援隊。
由於原來中國空軍第2大隊第14中隊飛機損失殆盡，便將這支外援隊改爲了直屬空軍司令部的國際第14中隊，由宋美齡的美國顧問陳納德直接指揮。
在當時中國空軍裝備的轟炸機中，只有馬丁139WC轟炸機能堪當遠征日本的重任。這種飛機在美軍序列中稱爲馬丁B10B，出口到中國的這種飛機的型號便叫馬丁139WC。
這僅有的幾架馬丁139WC轟炸機卻掌控在美籍飛行員手中，怎麼辦？於是，徐煥升制訂了一個巧“借”飛機的計劃。徐煥升的英語流利，他易裝改變身份，與住在武漢基地的外籍飛行員套近乎、交朋友，獲取馬丁轟炸機的相關資料。
時機成熟後，國民黨軍方就假稱日本飛機要來空襲，要對馬丁139WC轟炸機進行緊急疏散，於是徐煥升就隨着些美籍飛行員一起上了飛機，當飛機飛到成都，等外籍飛行員都下了飛機後，徐煥升立即叫地面部隊把飛機圍起來，再也不允許美籍飛行員接手。
美籍飛行員當下並不能理解。因一時無法溝通，徐煥升再以正式信函致全體外籍飛行員，解釋自己接收飛機的依據和決心。此一信件由當時的一名外籍飛行員收藏，至今還保存在美國聖地亞哥航空博物館內。
遠征前夕的準備
接手飛機後，爲保證任務的順利完成，航委會又從空軍第8大隊第19中隊調來以佟彥博副隊長爲首的數名優秀飛行員，與先前到達成都的飛行員會合，成立特別轟炸中隊。
這樣一來，飛機和駕駛人員的問題總算解決了。可是馬丁139WC轟炸機原本就只有9架，在戰爭初期已經損失了5架，在檢查中發現僅存的4架飛機也是問題不斷。
由於缺乏備件，只好把兩架問題較多的飛機上的部件拆卸下來，東拼西湊，最後攢出兩架相對完好的飛機，準備就用這僅有的兩架飛機去完成遠程“空襲”的使命。
接着，徐煥升開始進行緊張的戰前準備。一方面，徐煥升對馬丁戰機進行了改裝，將飛機炸彈艙改裝爲油箱，增加可攜帶的燃料量；加裝了無線電定向儀，以確保航向準確。
另一方面，他組織了祕密訓練，模擬實戰的長途夜航訓練，摸索和適應馬丁戰機的性能。經過一段時間的突擊訓練，他們的技術日趨成熟，信心也大大增強。
由於受當時技術條件的限制，對日本遠征轟炸必須要選擇一個晴朗的月夜，這樣纔有利於飛行員靠目視發現地面目標。
但是，5月的長江流域正是梅雨季節，給機組出擊帶來很大困難。爲了選擇合適的出擊時間，徐煥升先赴前線基地寧波，在當地隨時觀測東部海洋的氣候變化。
“空襲”之夜，動魄驚心
1938年5月19日14時，航委會突然接到了徐煥升從寧波發回的電報，請示立即執行任務。留在漢口的飛行員接到通知，馬上趕到王家墩機場準備起飛。
爲了隱蔽出擊，按照預先的計劃，先向南直飛，避開長江沿岸日軍的耳目之後，再經由南昌、衢縣飛抵寧波。
15時，2架馬丁139WC型轟炸機從漢口起飛，並於17時左右降落在浙江寧波櫟社機場。這時早已做好準備的場務人員以最快的速度爲這兩架飛機加滿油，並把成捆的“紙彈”裝進彈艙。
5月19日23時30分，航空委員會下達實施遠征命令。23時48分，兩架馬丁139W轟炸機從寧波櫟社機場祕密起飛，先沿舟山羣島南端飛行，以避開日機防空警報系統，然後再向東直向日本方向飛去。
由於雲層很厚，無法看清地面，起初全靠寧波地面電臺導航。升空後，只能憑藉儀表進行飛行。當機隊飛臨東海上空時，忽然，在海上游弋的5艘日艦探照燈齊明，深沉的夜空裏閃爍着根根光柱。
緊接着，高射炮、機槍彈流如注，直射天空。不過飛機飛得很高，又沒有投彈轟炸，日艦便停止了盲目射擊。危情之下，兩架馬丁139W轟炸機不理會這些干擾，沿既定的航線沉着前行。
經過3個多小時的編隊夜航，兩架飛機順利飛抵長崎上空，下面路燈織成的光帶依稀可見，那是長崎東面風頭山下的燈火。這時，整個九州島的日本人正在酣睡，他們做夢也不會想到，中國空軍的飛機已經飛到他們頭頂上來了。
領隊徐煥升隨即命令飛機下降高度，然後果斷下令：“準備、投彈！”飛行員們早就把那些捆紮好的“政治炸彈”鬆了綁，立即往下投放。
這些“炸彈”沒有爆炸的火光，沒有震耳的聲音，沒有嗆人的硝煙，而是五顏六色的彩紙，帶着和平的願望和使命，沿着飛機的飛行路線，天女散花般地往下飄落。
雙機編隊以長崎爲起點，向北做大圓弧飛行，於3時45分到達福崗上空，再次撒下傳單。4時32分，編隊飛越北九州上空，將剩餘傳單全部投放。
這些反戰政治傳單控訴了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的戰爭不僅損害中國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終將損害日本的利益，號召日本民衆應當起來，打倒本國軍閥。
孔祥熙（左一）等親自到漢口王家墩機場迎接徐煥升（左三）等機組成員
投撒完傳單後，徐煥升帶領飛機編隊旋即掉頭返航，經佐世保、佐賀、久留米、熊本等地時，日軍均未做出反應，只有個別城市實施了燈火管制。
1938年5月20日拂曉，這兩架馬丁139WC飛抵我國東海岸。這時，突然發現有日機試圖攔截，並遇到日艦高射炮的轟擊。徐煥升指揮兩機利用雲霧作掩護，以高超的飛行技術沉着應對。在此期間，兩機失散。
8時48分，佟彥博駕駛的1404號機率先在江西玉山降落，9時24分，徐煥升駕駛1403號機也順利降落在南昌機場。
隨後，兩機分別在各自機場加油後再次起飛，11時30分在武漢上空再度會合後，安全降落在漢口王家墩機場，終於圓滿完成了這次歷史性的“人道遠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