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今戰例上，一般大兵團作戰，都喜歡“四面合圍”或者“分進合擊”的方式，然而，作爲兵力較弱的一方，也會利用地形，機動作戰，鑽進敵人各部之間的空隙，集中兵力，各個殲滅，發生在明朝後期的薩爾滸之戰，就是這方面的經典戰例。
在明朝萬曆後期，大明與後金已成明顯敵對的雙方，在遼東一帶經常展開戰爭，互有勝敗。明朝方面覺得必須徹底解決後金這個麻煩，於是決定興大兵，以數量上的優勢擊敗後金。而後金方面呢，努爾哈赤也覺得必須擊敗明朝，尤其是殲滅其精銳兵團，以便在今後的交戰中佔上風，雙方都在尋找一場決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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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19年正月，決戰機會來了，明朝方面集中47萬兵力向遼東發起進攻，由楊鎬坐鎮指揮，明朝方面真實的兵力，一直說法不一，有的說不過11萬，有的說約20萬，反正數量遠多於後金。都是強有力的軍隊，但強有力的軍隊組合起來，未必是強有力的團隊，因爲戰鬥力不等於簡單的加法或者組合，還得看各路軍配合。明軍當時從四個方面進軍，從北面進軍的是馬林兵團，從西面進軍的是杜鬆兵團;南面是劉綎兵團，西南面是李如柏兵團。整個作戰部署是“分進合擊”的思維，看上去似乎穩妥而全面，然而，似乎沒有考慮到戰爭條件的多樣性和地理的複雜性。
而作爲敵對的一方，後金的總指揮努爾哈赤說：“憑爾幾路來，我只一路去”，就是說不管你明朝來多少人馬，我都不會去一一應對，而是集中優勢兵力，進攻你一路，以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爲主。其實，努爾哈赤說這話的時候，未必勝券在握，他作爲較弱的一方，也只能用這種方法來迎敵，計謀其實也是逼出來的。
明朝軍隊雖然規模龐大，但有一個最大的缺陷：各路人馬之間的進軍速度不協調，各有參差，這樣一來，就給了後金鑽空子的機會。出發一段時間，漏洞就出現了，西面杜鬆兵團已經突飛猛進，上了前線，南面劉綎卻還遲滯在路上。努爾哈赤慌忙率軍重點進攻杜鬆兵團，三月，兩軍在薩爾滸遭遇。明軍與後金軍隊展開激戰，從早至晚，前一階段不分勝負，但一到黃昏，後金熟悉地形的優勢顯示出來了，在光線昏暗的情況下，後金佔領了河畔、山腳等戰略要地，以密集的射擊向明軍發動摧毀性的進攻，明軍外無援軍，內受強攻，終於全線崩潰，死傷慘重，杜鬆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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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三路軍隊還在路上的情況下，明朝的西邊人馬已經被解決掉，不僅戰鬥力喪失，而且重重地動搖了明軍軍心。正在前進的北路軍得到消息，不敢進攻，只好就地佈防。但北路軍犯了一個很嚴重的錯誤，他們當時配備了足夠的火器火炮，如果駐守不動，倒還可以和後金戰一個平局，而北路軍總指揮馬林對敵軍人數估計不夠，命令陣營移動，想發動進攻，但正當移動之際，各部之間前後不相應，稍有混亂，失去防禦的陣營，後金軍隊從高地俯衝而下，發動突襲，明軍猝不及防，全軍覆滅，只剩下馬林少數幾個逃跑。北路軍被解決之後，明軍人數上的優勢喪失殆盡，接着便是劉綎軍隊和南路潰敗，努爾哈赤大獲全勝。薩爾滸之戰是後明與後金戰爭逆轉的關鍵，從此後金轉入攻勢。
競爭對手雖然強大，但如果將其分拆來看待，針對其虛弱的部分，發揮自己
今日網絡時代，炒作無處不在，其實古人也很重視炒作。唐代的杜甫就是一位炒作高手，他一生給李白寫詩數十首，以顯示自己與名人不一般的關係，而李白只回了他一首打油詩。
到晚清之際，文人士大夫更是崇尚清談，好論時事、兵事、外事，以顯示自己的高明，炒作之風盛極一時。但這些手法在一個人眼裏，卻只是小兒科，他就是左宗棠——如果要評“大清第一炒作高手”，那非左宗棠莫屬。
在任何時候，一個人要想出名，最好的辦法是有“故事”，而左公恰恰是這樣的人。
早在學生時期，左宗棠就“好大言，每成一藝，輒先自詫”。他每寫完一篇文章，都要先自我欣賞一番：怎麼寫得這麼好，難道真的是我寫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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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後的左宗棠，更是擅長“編故事”。第一個故事，道光十年(1830年)，江蘇布政使賀長齡丁憂回湘，當時年僅18歲名不見經傳的“農村知識青年”左宗棠拜訪他，賀爲左之才氣所驚，“以國士相待”，與左盤旋多日，談詩論文，還親自在書架前爬上爬下，挑選自己的藏書借給左看。
此事載於《左文襄公年譜》，問題是二人見面的事，其他人並不在場，如何佐證?極有可能是左公自己創作或傳播出來的。賀長齡是晚清的大學者，賀長齡之弟賀熙齡是左宗棠在城南書院的老師，他非常喜愛左宗棠，稱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學則確然有所得”，也僅此而已。
第二個故事，道光十七年(1837年)，回家省親的兩江總督陶澍見到20多歲的舉人左宗棠，“一見目爲奇才”，“竟夕傾談，相與訂交而別”。不久又和他訂下了兒女親家。
這個故事較之前一個更是“別有用心”。陶澍愛才，左宗棠得知陶大人回鄉必經醴陵，故而事先寫下一副對聯：“春殿語從容，廿載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翹首公歸。”上聯“印心石”隱含了陶澍一個引以爲豪的故事，看到此聯，自然心花怒放，引爲知音;下聯更赤裸裸地拍了陶大人一記馬屁。總之，一副對聯擊中了一個傳統士大夫官僚的軟肋，竟然不顧年齡和輩份懸殊，與之結爲親家。
第三個故事，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雲貴總督林則徐在回家途中，因爲聞悉左的大名，特意邀左到湘江邊一敘。林則徐“一見傾倒，詫爲絕世奇才，宴談達曙乃別”。其實，林則徐見左宗棠，並非“聞聽”其大名，而是緣於陶澍。陶、林二人關係不淺，左又是陶的親家，陶在信中早已向林大人介紹過許多左的故事。左公拜見林大人，也是因爲陶親家的授意。林大人樂得給陶公一個面子，自然不惜美言。
那麼，三個故事都聚焦在左宗棠的“奇才”上，此時的左公到底露出過什麼奇才?後人很難曉得。憑常識判斷，無非是左宗棠的口才，至於詩文之才——左公顯然不如李鴻章，至今不見左公留有名詩文。至於其它才能，憑初識的一面應該難以判斷。
爲了擡高故事中的人物，左宗棠也毫不吝惜地擡舉他見過的名人，如林則徐在左宗棠心目中被視爲“天人”。更關鍵的是，這些故事一般限於二人交往之間，外人之所以得知，無非是當事人的對外傳播。於是真真假假、虛虛實實，反正都變成了故事。對此，《清史稿》中說得直白：“(左公)喜爲壯語驚衆，名在公卿間。嘗以諸葛亮自比，人目其狂也。胡林翼亟稱之，謂橫覽九州，更無纔出其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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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經典段子，說的是長沙發生“劣幕事件”，左宗棠被人告發，受到追查，有個叫潘祖蔭的大臣向皇帝上了一道奏摺，說：“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無宗棠也。”更是將左公擡到天上。
潘祖蔭的一道奏摺果真如此管用嗎?非也，左宗棠之所以被赦，完全得益於曾國藩、胡林翼、郭嵩燾等人的保救。而潘祖蔭這句話或許是真的，卻未見載於《清史稿》，倒是在民間廣爲流傳。其所以流佈者，無非是左公有意炒作，這與左公“喜爲壯語驚人”的秉性極爲相得。因此，當左宗棠後來抹殺曾國藩的救命之恩，即令時人感覺不公，爲之抱不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