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崇禎的故事，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崇禎十六年十二月。
這時候的北京城已然寒風凜凜，路有凍死骨已經不是新鮮事，連續的兵禍加瘟疫，已經讓這個城市的精神先於軀體而泯滅，一切都在等待着結束。
這時候一個名叫趙士錦的年輕人奉命擔任工部營繕司的員外郎。他上任以後，首先接管的是皇朝的國庫之一——節慎庫。這個國庫的儲存如何呢?
“…新庫中止二千三百餘金。老庫中……只千餘金…外只有錦衣衛解來加納校尉銀六百兩，寶元局易錢銀三百兩，貯書辦處，爲守城之用。”
加在一起，一共四千二百多兩。
守衛的老軍告訴趙士錦說：“萬曆年時，老庫滿，另置新庫。新庫復滿，庫廳及兩廊俱貯足，今不及四千金”。
這一段畫面極爲貼切地反應了明朝末期的財政現實，被詳細地記錄在了趙士錦的回憶錄《甲申紀事》裏，而這段畫面也因此被人所熟知。
很顯然，國家已經極端貧困。在財政嚴重匱乏的情況下，且不說與滿清、農民軍作戰，就是維護國家的正常運轉都成了個問題。因此在這個時候，崇禎皇帝選擇向諸位大臣“勸捐”——希望大家捐款救國。
可大臣們的反應相當消極、乃至滑稽：
除了太監王永祚、王德華、曹化淳各捐五萬兩以外，朝中官員大多發揮鐵公雞精神，比如內閣次輔魏藻德捐款五百兩(這還不如不捐)。更有趣的是國丈周奎，死死不肯捐款，女兒周皇后拿出五千兩讓他做表率，他卻從中剋扣了兩千、拿出剩下的三千兩捐出。
皇帝岳丈、文臣領袖如此表率，其他大臣可想而知?所以北京城的高官們，一改日常行爲規律，出門不再乘轎子，穿衣服也要破破爛爛，更有趣的是在自家大門寫上“此屋出售”四個大字，以示自己“毀家紓難”。與其說是做給崇禎帝看的，倒不如說是大家心照不宣的自娛自樂。
崇禎不會相信他們沒錢——就像他們不相信崇禎沒錢一樣。歷史的踐行者李自成已經爲我們證實，這些大臣確實非常有錢。
但似乎從崇禎時代開始、直到現在，崇禎皇帝“內帑私藏甚多”的聲音也從未銷跡，甚至成爲主流。
這個說法從何而起?
最初的版本，大抵在李自成離開北京時流傳開的。
在張岱先生的《石匱書後集》中有這麼一處記載：“賊大驅騾馬與駱駝載金銀往陝西，舊有鎮庫金銀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金一千萬錠，皆五百兩爲一錠。”《明季北略》中也幾乎相同：“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兩，鐫有永樂字，每馱二錠，不用包裹。”
簡單計算一下，單單白銀一項大約是185萬萬兩。這是個什麼概念?清初康熙中期，整個清政府財政收入約爲四千萬兩白銀一年——要收四百六十多年纔夠這一筆，總之這個數字我是不信的。
另一個盛傳的版本，認爲白銀爲三千七百萬兩，倒顯得更貼合實際。
持有這種說法的，有楊士聰。他的《甲申核真略》中說“內有鎮庫錠，五百兩爲一錠，鑄有永樂年字，每馱二錠，無物包裹，黃白溢目……括各庫銀共三千七百萬兩，金若干萬。”
白銀的大量流入是在嘉靖初年纔開始，而白銀繳稅則在萬曆初張居正改革以後，此前尤其是洪永年間，繳稅大多爲實物稅、市面流通多爲鑄錢。而正式遷都北京是在永樂十八年，也就是說永樂時代，北京作爲首都只有四五年的時間，這個時間段要收取足夠的白銀來鑄作這些五百兩的大型銀錠，很是困難。
還是趙士錦的《甲申紀事》，裏面提到：“闖破城後，日以內庫銀騾車運至西安。見其錠上有鑿萬曆八年字者，聞內庫銀用至萬曆七年止，八年以後俱未用也。”
這就有點不現實了。真正推行大規模白銀徵稅的、正是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施行以後，此後纔有源源不斷的白銀被輸送進來。而萬曆八年，一條鞭法施行才七八年，在此以前收取的白銀，竟然連戰亂、饑荒、瘟疫併發的明末都用不完，不合乎常理。
比如具備超常聚斂能力的萬曆皇帝，在開礦的加持下：萬曆二十五年入18140兩、二十六年入149239兩、二十七年入533164兩，年均二十五萬多兩，這是相當高的收入。而明朝從撫順之戰到廣寧之戰四年間的軍費即高達三千萬兩，其中多由內帑出;而光宗一登基就用內帑賞賜九邊二百萬兩;並且內帑包括京師武官以及宮殿修繕的費用。要說內庫“(萬曆)八年以後俱未用也”，着實不可信。
張岱先生以及他的好友許重熙等都是明末著名的文學家、史學家，自然不可能對歷史有粉飾或扭曲。他們是那個時代的經歷者、卻非那場事變的親歷者，因此記錄在案的，更多的是當時來自北方的傳聞，而傳聞是不牢靠的——比如李自成的部隊離開時，當然不願意說金銀是拷打京城官員得來的、而更願意說是劫掠自皇帝內帑。
支持這一觀點的，是明末文學家毛奇齡，他在《後鑑錄》中記載道：“…拷索銀七千萬兩，侯傢什三，閹人什四，官什二，估商什一，餘宮中內帑金銀器具以及鼎耳門環鈿絲裝嵌，剔剝殆遍，不及十萬，賊聲言得自內帑，惡拷索名也。”他便認爲，闖軍之所以說是得之“內帑”，是害怕被人知道他們嚴刑拷打京官的事蹟。
談遷在《國榷》中也記錄：“所掠輸共七千萬，大約勳戚、宦寺十之三，百官、商賈十之二。先帝減膳撤懸，布衣蔬食，銅錫器具盡歸軍輸，城破之日，內帑無數萬金，賊淫掠既富，揚言皆得之大內，識者恨之。”他也認爲，闖軍所獲得的，大多都是勳戚宦官以及百官與商賈，只不過託名“得之大內”。
如果說萬曆皇帝二十多年“開礦”斂財給人印象過於深刻、以至於民間同樣認爲崇禎很富有，那麼身在京城、近在君側的大臣們也“堅信”崇禎皇帝的富有、恐怕就是一種博弈的手段了。所以當衆臣敦促皇帝以內帑填補軍費，崇禎說：“今日內帑難告先生”時，他們依舊認定崇禎很富有;崇禎夫婦典賣宮中器具、修補破損衣服也被認定是吝嗇所致。
崇禎十七年初，李自成兵入山西，宣府、大同陷落之際，崇禎君臣想起了遼東勁旅吳三桂部。在二月二十號，崇禎皇帝召見吳襄(吳三桂父)與他商議吳三桂支援的事情，吳襄說要調集這些部隊入關，需軍餉百萬，崇禎回答：“內庫只存七萬，蒐集一切金銀雜物補湊，也不過二三十萬”，吳襄便像商人般否定了這樁“生意”。
明眼人一看便知：吳三桂部不來，北京必定陷落，除非遷都南京、否則君臣必然被俘或被殺。但這時，陳演、魏藻德還有吳襄等人依舊反對調吳三桂支援、也依舊反對南遷，似乎在期盼着京師陷落、明朝滅亡。事實證明，他們就是如此期待的，等李自成一到，便長跪以求任用。
所以他們“認定”明皇有的是錢、堅稱自己家無餘財，不過是個藉口逃避爲這個王朝出力罷了。
或許明亡之前的某天，陳演碰到魏藻德，對他說道：“皇帝家累財矩萬，不必我等捐餉”，魏藻德聽罷，仰面哈哈大笑。
